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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绍兴、开封的原名是什么?地名背后藏着哪些历史秘密? [打印本页]

作者: 惜晖    时间: 2022-6-9 20:14:55     标题: 绍兴、开封的原名是什么?地名背后藏着哪些历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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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开封的原名是什么?地名背后藏着哪些历史秘密
《国家人文历史》
2022年06月07日 09:01:43 来自北京
地名不仅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也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帝王好恶、朝代更迭、战乱纷争、区划变动,都会给地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梳理上下千年史,就会发现,地名的变迁构成了纵向历史在横向空间上的无限延伸,将宏大的国事寄入人们无尽的乡思之中。那些在历史浪涛中时隐时现的地名,无不讲述着中国大地上曾上演的一幕幕故事。

浙江省绍兴柯桥区的安昌古镇,始建于北宋,于明清时期重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又以小桥最富特色,“绍兴师爷”多出自安昌。1131 年,宋高宗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越州”升为“绍兴”府。

年号Yes 名讳No

1129年,金兵再一次南下,临安城危在旦夕。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仓皇辞庙,一路颠沛,遁入浙东。次年春,韩世忠在长江黄天荡大破金兵水师。捷报传来,高宗移驾越州,暂住在卧龙山南麓的行宫中。
早在三年前,北宋东京城破,徽、钦二宗被金人绑走。刚满20岁的康王赵构临危受命,在河南商丘匆忙称帝,大宋的国祚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头。抗金收复中原,是南宋最大的政治正确。但是赵构心里清楚,自己尚不是金国的对手。在卧龙山暂住的日子里,赵构决定改元换号,以振国运。
1131年,高宗发布诏书,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之义,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驻地“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的坐标自此定位在中国的版图上,1000年里,这里走出了陆游、贺知章、徐渭、张岱;100年里,这里走出了鲁迅、蔡元培、钱三强、竺可桢……
以年号改地名是古时皇帝的常见操作。“瓷都”景德镇因在昌江南岸,原名昌南镇。宋景德元年(1004),真宗皇帝赵恒对此地出产的优质青白瓷爱不释手,便以其年号“景德”命之。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被升为地级景德镇市。此外,上海的嘉定、江西的兴国、江苏的宝应、浙江的庆元、陕西的淳化、福建的政和与永泰县,都是得名于年号。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以年号为名的政区多在南方,反映了封建王朝由北向南开发的历史进程。当南方新开发的土地人口上升到一定规模后,便会被析出或设置新的行政区划,并获得新的名称。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古时帝王家颇讲究“避讳”,因此地名也常常因为避讳而改动。皇帝的名讳得改,比如河南的古城开封本作“启封”,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就取“启”的同义字“开”,改称为“开封”;太子的名讳得改,比如隋文帝杨坚为避太子杨广的讳,一口气就改了几十个带“广”字的地名,广陵改成了邗江、广安改成了延安,广昌改成了枣阳等等;后宫的名讳也得改,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小名阿春,于是富春被改成了富阳,宜春改成了宜阳;国号自然也得回避,秦代设置的钱唐县到了唐代被改成钱塘县,唐代设置的明州到了明代被改成宁波;甚至连敌人的名讳也得改,比如南宋朝廷上下对金人恨得咬牙切齿,因当时金朝的太子叫完颜光英,于是赵构把地名中带“光”的字全都给改了,光州成了蒋州、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山县为期思县。
避讳之事,可大可小,有些皇帝怀着无为之心,尽量少折腾老百姓。但是有些皇帝却斤斤计较,甚至连同音字都不放过,比如雍正皇帝名讳“胤禛”,所以地名中连“真”都得改,于是真定改为正定、真宁改正宁、仪真改仪征、真阳改正阳……

正定古城,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正定县历史悠久,1600多年的建城史让当地历史遗迹、遗产丰厚,素有“古建艺术宝库”美称。其原名“真定”,清雍正年间,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正定”
但是朝代有更替,帝王将相如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后,因避帝王家的名讳被改掉的地名,往往又会改回原名。但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孔丘的名讳,无论何朝何代,无人不敢不尊。宋徽宗时期,曾改瑕丘县为瑕县、改垄丘县为垄县。到了清雍正年间,就创造出来一个“邱”字,专门替代孔子的“丘”,于是直隶的内丘、任丘,山东的章丘、安丘,河南的封丘、商丘等等,全部得改成“邱”,甚至连韩国的大丘也改成了“大邱”。
皇帝生前要避讳,死后也要建陵。围绕宏大的陵墓,朝廷也会设置一批特殊的县来奉祀先帝,即陵县。这是西汉一朝独有的现象,自高帝刘邦的长陵邑始,经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至宣帝刘询的杜陵终。七座陵县绵延在渭水北岸,“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冠盖如云”(《两都赋》)。
这些陵县的居民都不是原住户,而是被强迫迁来的关东豪族、天下高赀。汉室将这些大族集中于都城长安附近,既有加强监控、防止造反的目的,也有让这些大族巩固京畿、抵御匈奴的用意。
因陵设县仅仅在西汉昙花一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陵县相继被废,但即便到了后代,依然可在古人的诗句中读到这些地名,构成盛世繁华下某种悲凉底色:“五陵年少争缠头”“茂陵松柏雨萧萧”“参差烟树灞陵桥”“不见五陵豪杰墓”……

东南西北京,通名变专名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2000年前,班固在《西都赋》中这样描绘汉代长安城的繁华。
早在汉初,高祖刘邦就看中了关中的军事价值,“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决定定都于此,兴建长安城。经过200年,长安成了坐拥2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到了东汉,关东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汉光武帝刘秀因此寻求定都于此,洛阳自然当选。
汉人用“东都”或“东京”来指代洛阳,“西京”或“西都”来指代长安。东汉王朝坐拥以洛阳、长安两都一线为中心的中原—关中地区,皇权通过条条大道无远弗届地深入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偏远的岭南、西域、朝鲜等都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陪都制是在首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目前可知,早在西周就实行了陪都制度。汉代确立的“两京”制度,标志陪都制度趋于成熟。此后,北周、隋、唐、北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朝代都实行过陪都制。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忽必烈称汗前,在金莲川地区建立开平府,元朝建立后,定都于此,并升开平府为“上都”。后实行“两都制”,定大都(今北京市)为冬都,上都为夏都
但长久以来,“东京(都)”“西京(都)”“南京(都)”“北京(都)”“中京(都)”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专名。随着朝代的更替、政策的变迁、领土的损益、首都和陪都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某京”或“某都”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指代不同的城池。
唐随隋制,定都长安。到657年,高宗建立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合称“两都”。玄宗时,又实行三都制,以太原为北都。到肃宗朝,确立了以长安为中京、凤翔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成都为南京的五京制度。
辽代虽偏居塞北,但是手握“燕云十六州”,因此辽代“五京”中的中京定在了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到了金代,国界南下到淮河流域,辽代的中京就变成了金代的北京,辽代的南京变成了金代的中都,金代的南京也就移到了河南开封。
在中原,北宋就确立了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陪都的格局。到明代,朱棣迁都后,形成以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和南京应天府(今南京市)为格局的南北两京制度。明亡后,满清以顺天府为京师,以赫图阿拉为兴京、以奉天府为盛京,应天府不再是陪都。应天府本有“上应天意”之意,因此不得不改名为江宁府,寓意“江南安宁”。
江宁府虽然失去了作为“南京”的地位,但是有清一代,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称江宁府的府城为“南京”,称呼京师顺天府的府城为“北京”“京师”“京兆”“京都”等。1872年5月23日的《申报》在报道曾国藩死亡时,就写道“早晨中国兵轮船开往南京送曾中堂灵柩回籍”,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也写道“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而北京大学的前身就叫作“京师大学堂”。在英文中,也一直沿用“北京”和“南京”的音译词Peking和Nanking来指代这两个城市。
民国年间,南京市、北京市相继设立,前者从江宁县划出,后者从大兴县和宛平县划出,这样历史上本无定指的北京和南京变成了法律上的专名。虽然北京因为政权的变更,名称在“北平”和“北京”之间来回变更,但“北京”这一名称从未指向其他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建造“陪都”或实行两京制,但因袭历史惯称,继续使用“北京”和“南京”作为法定称呼。而那些没有获得法律地位的地名,依然在民间使用,比如西安有西京饭店、西京医院,沈阳有盛京银行、盛京医院,开封有东京大道、东京大桥,重庆有陪都药业……每一个旧名,都在诉说着城市的昔日繁华。

重名、歧视、生僻字都得改

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现代史上最大一次的地名整理就此展开。
在地名整改过程中,会尽量保留那些较为古远、政区稳定或者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山东原有无棣县,明朝时因避讳朱棣,改为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海丰改回古称无棣。北京和江苏也各有通州(1997年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为区别开来,北京通州改为通县,江苏通州改为南通县(今南通市)。安徽、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将陕西的改成镇巴县、云南的改成牟定县,保留安徽定远县。更夸张的是,连读音相同的地名也改了,陕西省的同官县与潼关县读音相同,1946年,同官县改为铜川县(今铜川市)。
新中国的地名整理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了十余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改掉。比如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的台北县重名,前者被改成大丰县(今大丰区);四川的梁山县与山东的梁山县重名,前者改成梁平县(今重庆市梁平区);黑龙江的佛山为避广东的佛山,改为嘉荫县;广西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龙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进行了更改。比如,四川的理番改成了理县、甘肃的伏羌改成甘谷、狄道改成临洮等,但数量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五类情况进行了更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义,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也改为呼和浩特,意为“青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巴彦浩特(今属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巴里坤,四川靖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50余处。
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也被替换。如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辑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集安、友谊关和那坡。

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明朝时称“镇南关”,见证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更名“友谊关”,成为中国与越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且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规范,比如青海的亹源县改为门源县,陕西的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鄜县改为富县,四川的越嶲改为越西,新疆的和阗改为和田,黑龙江的瑷珲县改为爱辉县(今爱辉区)等等。地名中的异体字也先后被规范,如河南的濬县改为浚县,为避讳孔子而生造的“邱”字也被替换掉,商邱、章邱、内邱、安邱中的“邱”均改回“丘”。
自民国以来,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通称“专区”。

“地改市”与“县改市”

新中国成立后,设市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
“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福安、福鼎、霞浦等9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后改为县级宁德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
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成为市辖区,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仅有7个——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
“地改市”的直接后果,就是地名的变迁,如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原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作“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
同样是自1983年开始,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等,都是这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
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地级市在事实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
如前所述,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这一时期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如,合河南兰封、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合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今襄阳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旅大市改为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荆州市,将石家庄、休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

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古城。襄阳地理位置优越,被历代兵家所看重,古城也是古代著名建筑防御体系之一,是中国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池防御建筑
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成泰州市、广西横县改名横州市、山东滕县改名滕州市、河北滦县改名滦州市,等等。
除此之外,一个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市等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酃县更名炎陵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瑷珲条约》的签署地也从黑龙江的爱辉改回为瑷珲,西安户县改回原名鄠邑,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松赞林寺,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小布达拉宫”。“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明嘉靖年间,该地称“忠甸”,后改为“中甸”,2001 年改称香格里拉县,后撤县设市
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追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鸿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华林甫《中国政区通名改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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