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好友谈抗美援朝战争
周彦瑜 吴美潮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第五排右一为周世钊
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周世钊等人。前排右一为周世钊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同志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周世钊不想卷入其中，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想一走了事。上级领导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强安下心来。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问题，学校工作因而受到影响。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到个人面子、威信问题，作为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对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学习。于是，他要求学习、改造。1951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人事作了适当调整，由副校长李迪光暂时代理校长，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于是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他的学习计划。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派车来接他。下午4时，毛泽东的秘书来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这时，毛泽东已从石家庄回来。见面后，毛泽东询问周世钊、蒋竹如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心里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28期《读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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