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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苏轼黄州时期创作有何特点？虽在炼狱，仍要自省 [打印本页]

作者: 潇潇雨 时间: 2022-11-11 03:52:54 标题: 苏轼黄州时期创作有何特点？虽在炼狱，仍要自省

苏轼黄州时期创作有何特点？虽在炼狱，仍要自省 2022-10-24 11:34

苏轼黄州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轼思想人格解读、同一时期多种文体整体性观照、黄州词的研究等方面。此时期诗歌以及散文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苏轼“因诗获罪”被贬黄州，居黄州期间并没有像前期那样“以诗言志”、肆意放笔，诗歌所承载的讽喻怒斥的社会性功能减弱，内容则转向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虽然数量不多，也比不上黄州词的艺术地位，但在整个苏诗历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州的谪居岁月是苏轼人生境遇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为之一变”、出现分水岭的时期。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黄州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相较于杭密徐时期、岭海时期，黄州时期诗歌创作给予了我们可探讨空间，因此尝试从苏轼第一个贬谪期的生存状态来探究此期间的诗歌创作，并从情理相契的角度，详细解读此期诗歌文本，以期较完整的展现苏轼贬谪境遇下的诗歌风貌。
一、苏轼黄州时期诗歌创作与生存状态
（一）“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新旧身份之认同
苏轼在遭遇“乌台诗案”的重大挫折后，其政治态度、人生态度都有了极大的变化，对一直以来秉承的儒家济世思想产生短暂的怀疑，陷入幻灭感之中，也认真思考了人生意义。不过由于诗人秉性积极，此期间没有持续消沉，一蹶不振，而是寻求更好方式整合人生，让自己心安自适。然而整个黄州时期诗人呈现的是矛盾反复的生存状态，由杭、密、徐时期的狂直、激进，到黄州时期的时而忧患自怜，时而平和超然，以幽婉低沉贯穿始终，看似解脱，实则忧患未已。

宋神宗元丰二年，在王安石二次罢相后，新旧两党之争愈演愈烈，逐渐成为新法派排除异己的政治行为。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呈递扎子对苏轼进行弹劾，认为其“作诗谤讪朝廷及中外臣僚”并且攻击新政。
新党人士收集了苏轼所作诗篇，除了《钱塘集》中的政治诗，还扩大到徐、密时期“无讥讽”之诗作。于是在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逮捕了苏轼，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苏轼自认性命不保，狱中作诗诀别弟弟子由与妻儿，后经亲友多方营救，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狱，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在《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中想象任师中“悔不先归弄清泚”，而自己也是同样遭遇，即“尘埃我亦失收身”，道出无尽的悲愤、悔恨之情。第二首诗中，诗人稍稍振作，一改郁闷消沉，试图化解内中执念，“不如闭目坐，丹府夜自暾”“平生学踵息，坐觉两镫温”，发出“我非儿女萱”之语，言外之意，越是困厄越要砥砺不移，坚守自我。
（二）“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佛与道之用
乌台诗案使得苏轼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变化，诗人沦为边缘化的个体。官场的险恶，使得诗人政治热情有所减退，但依旧处在现实与自我的冲突中。被痛苦折磨着的苏轼，急需寻求心灵解脱，这种方式便是借助佛道思想，以佛禅“平常心”与老庄“逍遥心”淡化其一直以来秉持的仕宦心与世俗心，以期放下荣辱得失，忘却尘世烦忧，寻求内心安宁。

苏轼初到黄州寄住在城东南的定慧院，“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生活清苦，郁郁寡欢，在《定慧院寓居，月夜偶出》写道：“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他只能借酒消愁，还要警自己“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以免酒后失言。
为了消解落寞孤独之感，诗人吸取着佛道的处世观。佛家讲究的是“随缘”，人只有做到“苦乐随缘”“得失随缘”才能不受世间烦忧的侵扰，获得恒久的快乐；道家认为心无挂累，才能逍遥自由。前者强调的是“和”，即不在意外界变化；后者强调的都是“安”，用“无为”来应对外界变化。
（三）“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进与退之争
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归隐”一直是常见的主题，但他始终没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归隐。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在“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这个问题上，他一直处于拿不起，放不下的境地。来到黄州后，诗人有过短暂的“归园田居”的生活，然而这种的矛盾心态也一直交替出现。元丰三年五月，在弟弟子由的护送下，苏轼的家小来到黄州，一家人终得团聚。
由于人口较多，无法继续住在定慧院，于是迁居到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家人的到来缓解了苏轼心中的矛盾与争斗，心态上平静了很多。而后作《迁居临皋亭》感叹自己像在天地间寄存于石磨上的一只蚂蚁，拼了命向右转，现实却与他背道而驰。道出个人力量的渺小，处境的无奈。一直以来诗人履行儒家“仁义之道”，可不曾想，竟然流落到了此般境地，更何谈仕宦心与进取心。

二、交游之欣喜
苏轼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喜交游唱和，他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4]，又仁爱诙谐，生平交友及其广泛，有文人士子，有平民百姓，更有道士高僧。而“诗案”的发生，使许多与苏轼交往密切的友人受到牵连，其中或远谪，或罚金。出京入黄时，“大多亲友避不相见”，诗人一方面深感人情冷暖，另一方面，愧疚于所累亲友，居黄期间，心灰意冷，痛自反省，整日闭门不出，不与人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身边又有了许多朋友，此期交游对象往往是黄州当地普通百姓，即“渔樵杂处”，诗歌中常见友人的深情厚谊，既弥足珍贵，又令人动容，表达了交游之欢欣，情感内核不见高昂驰骋，始终伴随淡淡的身世之感，其中黄州的潘丙、郭遘、古耕道三人，更是与诗人朝夕相伴。
潘丙科考考试一直未能得中，于是便放弃功名，以“沽酒”为生；郭遘为将门之后，于市集卖药；古耕道有豪侠气，诗人戏称他为侠士古押牙的子孙。苏轼流落此地，境况悲戚，“交
旧绝”之际，“三子独见存”，陪伴诗人度过难熬的时光，帮助诗人开垦东坡，这感激之情要溢于言表了。
除了“此三子”，苏轼黄州生涯中还有一位重要的朋友，即马正卿，他在得知诗人贬谪黄州，不远万里前来追随，见诗人“日以困匮”，糊口都成问题，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为诗人争取到军中荒废的旧营地数十亩，用于开垦耕作，马生更是加入到垦荒的队伍中，与之同甘共苦。

在苏轼的生活中，友情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友人的真诚陪伴，使得诗人在黄州暗淡地贬谪生涯出现一丝光亮，于落寞中亦见欢愉。因此苏轼在黄州诗歌创作中，常常抒写友谊，语意婉转，饱含深情，同时夹杂着难以释怀的身世之感。
三、苏轼黄州创作之“诗理”
（一）“万事如花不可期”——自然盛衰之理
“穷自然之理”是古代先贤重大的生命主题，他们认为人的生命形态与自然万物息息相关，追求“物我合一”的生命观。苏轼在《答俞梏书》有“物固是有理”；《上曾丞相书》有“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诗人感受到大自然客观物象的运行规律，诗中所咏“山川、修竹、云烟、花草”，无不含“理”，并且由自然变化到感悟社会、人生规律。“自然之理”给予的启发，贯穿于诗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苏轼黄州时期的诗作经常阐发“春去花谢”之境况，由自然荣衰代谢，感悟到人事变化。花开花谢之轮回，年年如此，人的岁月却一去不复返，等来的只有“佳人老”。大自然在永恒周转，人类生命却无比短暂，况且人生一世，命途多舛，仅仅是“去年”到“今年”的变化，都让人恍惚不已，“万事如花不可期”。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每到春来，无力赏景，倒不如顺应这等自然荣衰，“收拾余香还畀昊”，从来处来，到去处去。

苏轼在黄州时喜爱吟咏海棠花，在另外一首《海棠》中更是写尽花与人的孤独，即：“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柔媚春风下，海棠花明艳夺目，簇拥热闹；到了夜晚，短暂的月光不久便转过回廊，照不到海棠花了，只得于孤独中无尽的等待；“只恐”写出了诗人不堪孤独的煎熬而生出的担忧、惊怯。“故烧高烛照红妆”诗人不忍海棠独自黯淡，欲与花彼此为伴，于是点亮烛光驱除长夜的黑暗。夜已深，人与花皆不寐，对于诗人来说，也暗含处地僻远，不遇君王之恩的寂寥处境。
（二）“自爱铿然曳杖声”——人生得失之理
苏轼在“失”中领悟人生之“得”，在“得”中淡化人生之“失”。“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失去了前程，失去了朋友，甚至是自由。一切像梦一般的消失，让他猝不及防。痛定思痛后，他渐渐领悟人生之“得”。这种“得”便是跳脱出他以往眼力可达的范围，对人生清醒的认识，与此同时也淡化人生之“失”苏轼在黄州闭门深居，人生境遇的变化，使其深陷思想困境之中，急于冲破这种思想桎梏，希求从佛学里获取人生解脱之道。
于是诗人大量研习佛教经书与禅宗典籍，用诗歌化的方式抒发其所得，佛禅中的故事、义理、语汇等等都被其信手拈来，化入诗中，形成苏轼黄州诗歌创作“诗理”的一方面。

结语：
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歌映射着诗人探索宇宙人生的历程。在炼狱般的痛苦煎熬中，诗人调试内心，转变人生目标，放下进取心、仕宦心，漫无目的，随遇去来。在诗歌创作中淡化“有为而作”的宗旨，信笔所言，抒写生活，皆真情流露。诗人流连于黄州山水景致，于自然中“体道”，本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信念，说着“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可以说苏轼在黄州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的价值反省、构建的人格境界，超越了传统政治人格，趋向艺术化、审美化的境界，即“无忧亦无惧”的心灵境界，因而黄州时期便是诗人用广阔的哲学视野观照人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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