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那是一九四九年，老姨夫托人给失业在家的大哥介绍到沈阳日报社工作。大哥到沈阳日报社以后，工作的很好，不久还入了共青团，但只干了两年多就有病了。因为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新闻媒体都特别忙，大哥在报社印刷厂搞印刷排版工作，当然就更忙了。有时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工作环境又不好，是在大楼的地下室里。大哥工作积极肯干，把身体累坏了。当时还存在日本鬼子留下的细菌污染，因大哥得的是癍疹伤寒病，开始还挺着，可越挺越重，报社就给他假，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哈尔滨治疗。那时的劳动保护根本没有，治病也不报销，回家时单位一分钱也没拿，直到去世时，通知报社才给寄来二十元棺木钱。
大哥病了一年多，在家养病时，还看护我和弟弟。有一次，姜文雅把院子地上的烂李子拿给我和弟弟吃，被大哥看见，喊了声：“不许吃！”一边强忍病痛趔趄到院子里，抢下我俩手里的烂李子甩在地上。母亲回来后，大哥愤愤地说：“妈呀，姜文雅太坏了，她树上的李子那么多，不给慧贤和志仁摘点儿，故意挑地上的烂李子给他俩吃。我要不喊一声他俩就往嘴里放了。”母亲叹着气说：“孩子，忍了吧，等有机会咱搬走就好了，他俩小，咱大伙多瞅着点儿。”大哥养病期间有个女同事给他来信，说她已考上军事院校，让大哥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和她不要断了联系。大哥和母亲说：“妈，她长得挺秀气，最主要是性格好，您看了准满意。”母亲说：“你只要养好病一切都好说。”哥开心地笑了。他长得很像父亲，很帅，性格极好，爱笑，爱说话，能吃苦耐劳，深知家庭状况不好，姊妹又多，怕父母为难，也不给父母添麻烦，从来不向父母提任何要求。然而，父母知道他的病情，也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吃得好一点，想吃的爱吃的水果点心什么的买回来偷着给他吃。因为没钱不能多买，怕我们几个小的看见，又不忍心不给点儿。可是大哥又常常背着父母让我们也吃到，他也很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呀！
母亲何尝不想看见大儿子娶个好媳妇哪！然而天不作美。那是大哥去世的头一天，他和母亲说很想吃高梁米饭，母亲给他做了一顿软软乎乎的高梁米饭，他吃了很高兴。白天还挺好的，可后半夜忽然肚子痛得烈害，母亲跪在床前为他揉肚子，父亲也为他打止疼针。可是回天无力，第二天清晨，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四月×日，大哥在昏迷中走向另一个世界，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可能死于肠穿孔。据说伤寒病恢复期不能吃不易消化的食物，可谁又懂得呀！
那时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因为一九五一年三月粉笔厂活太少，维持不下去费业。父亲又经人介绍在哈尔滨松花江第二商场领下许可证卖布匹，母亲也跟着守摊位，闲着时还给抗美援朝的战士纳鞋底、纺麻刀（麻绳）；大姐和二哥放了学就去拾柴禾、扒树皮，为的是烧火做饭。有一次，大姐为了捡车道沟里的一块树皮，正有一辆重载马车飞跑过来，大姐的头向后一闪，手还没来得及挪开，车轮便从大姐的小手背压过去，车老板只回头看一眼，马车便一溜烟儿跑了。大姐只觉得手麻木，但没有破，还能活动，回到家和母亲一说，母亲感慨地说：“嗨，上天保佑吧，我可怜的孩子们！”
二姐和三姐每天上学除了背书包，还要带一个小面袋，放学后一边啃着从家里带的苞米面饼子和咸菜疙瘩，一边和几个同学往大地跑，去捡别人收完没捡净的土豆。捡到傍晚也能捡半面袋子。背不动，就在地上推着，向前滚着走，尤其三姐年龄最小，但推着口袋比别人更快，几乎和土豆口袋一起连滚带爬，弄得小手小脸混身沙土。她们捡的土豆几乎能吃一个冬天，既能当主食又能当副食，这也省了家的菜金钱。后来哥哥得病，父母倾其所有，也未能挽回大哥的英年，由此父母受到了重创。从那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在父亲面前提起大哥，因为父亲总觉得由于家穷，没给大哥送医院，把大哥给毁了。当时大姐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喊：“马上把我哥送医院去！为什么不上医院！”其实父亲是想送大哥去医院的，得先张罗钱哪！可谁成想病来的这么急！母亲哭大哥，哭得昏天黑地；大姐也哭着劝母亲说：“妈呀，别哭坏了身体，弟弟妹妹都还小，你要有病可咋办哪！我以后一定像哥学习，再不和爹妈犟嘴了，我一定改！”其实大姐有点儿掘，爱和人争理。母亲说，从那以后她真改了，一直像个家中老大，一直为父母分忧解难，她的威信在我们姊妹中和父母同等。我记得小时候父母批评我还可以耍赖，如果是大姐批评我可得心思好几天。大姐在我心目中即可敬可亲，又不敢故意在她面前太放肆。有小学六年级的作文《我的姐姐》为证，内容是写大姐当上我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写她的优秀品质，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写她处处是我学习的典范，对我的帮助最大。其中写了姐姐的忘我工作，姐姐洗得发白的灰上衣，姐姐的稳重和微笑……在班级的观摩教学课上，班主任高伟老师还特别让我在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面前给大家念一遍，我为有这么出色的姐姐而骄傲。
多少年过去了，然而一想起大哥，他太年轻了，心里就总有些伤感。我并不记得大哥是什么样，有一次我拿着大哥的生前照片去问父亲：“爹，这是我大哥的相片吗？”父亲目光呆滞地说：“是，你愿意留着就自己收好，别再让我看见了。”见父亲这样说我很后悔：为什么去问父亲呢？无意中又勾起了他的伤痛……
父亲在松花江第二商务干了一年多。大哥去世不久，父亲于一九五二年五月经哈尔滨市劳动局介绍，到东北建筑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上班；同年9月，大姐也通过招工到父亲单位上班，这个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才有了好转，并且不用再住老姨夫家了，搬进了第四工程处的家属宿舍八栋楼。这是栋三层小楼，我家住第二层，用现在话讲房子的格局有点像欧式建筑，房间大，有火墙，火墙上有炉灶，是凹进墙里的，取暖做饭都行。那时就觉得住上高楼非常好了，又因为是家属楼，照顾职工所以租金很便宜。而且，从此再也不用看姜文雅那张丑陋的长脸，再也听不到淑媛喊“妈妈”的哀号声和母亲默默垂泪的情景。其实母亲也不用太挂念她了，因那时的淑媛已是十三四岁的半大姑娘了，个子长得又高，力气又大，有时继母把她逼急了也能反抗，回手给继母推个仰八叉，再加上姜文雅后来得了什么病也打不动了。我们般出来后，淑媛也经常到我家来串门。为了补贴家里的生活消费，母亲到工地上揽活，给人家缝补衣服、补袜子袜套、拆洗被褥，并给做好。清晨还到馒头房去帮着付货算帐。那时大舅还在我家，帮母亲看看家，照顾一下我和弟弟，再帮着干些家务，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母亲的心底非常善良，不单对人，对待小动物也是如此。有一天，外面下着狂风暴雨，母亲正从建筑工地送活回来，手里拿着要洗和要补的袜子、衣服、裤子、褥单儿。雨太大，雨伞也打不了，索性就浇个透吧！母亲正急忙走着，忽然听见有个小猫在叫便停下来，顺着声音找去，发现有一棵很茂盛的大槐树。母亲透过雨帘仰头往树上看也没发现什么。心想：“算了，雨太大，快回家吧。树叶这么厚实，小猫也许没事儿。”可母亲刚走开小猫又叫起来，听声音好可怜。母亲又转回来，抹去眼睛上的雨水，仔细查看树上的每个角落，并大声唤着“花花、花花……”，（因在安达时，我家曾养过一个小花猫，母亲给它起名叫“花花”）。这一唤，小猫又叫起来，母亲见一个树杈上有个小黑团儿，便着急地说：“你在那么高，我可怎么把你够下来呀！”母亲向四周看了看，正好有个木板条，就用它搭上树，可还差一大截，母亲翘着脚，尽量往上搭，嘴里还不停的唤着“花花……”。最后费啦九牛二虎之力，小猫终于得得瑟瑟地跳上了木板条，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忙把它紧紧搂在胸口上。这时的雨就像有人用盆倒下来一样，风也刮得让人走不动路，睁不开眼睛。母亲到家时天已黑透了，站着的地方很快现出从衣服滴下的一汪雨水。母亲忙把猫交给姐姐，让她用温水洗洗。大姐笑着埋怨道：“怪不得天黑才回来，是为救这只小猫啊！”母亲一边换衣服，一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不管怎么说，它也是个小生命呀！”经过清洗，小猫的毛一干，我们才发现，这是只黑色小狮子猫，漂亮极了。我们一直养着，要搬家到沈阳时，才依依不舍地送给了邻居。母亲说：“可得给它找个好人家，不然我也不放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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