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清楚中国的地区制度是按省市级别划分,但其实在刚建国时,在中央与省级之间,还有一个大区级别的行政机关,这一机关叫做行政委员会。
理论上来看,每一个行政委员会都可以管辖多个省份——比如说由林彪所担任的中南行政委员会,就有权利管辖河南、湖北、湖南等六个省。
虽然性质不同,但仅从区域划分上来看,中南行政委员会与清朝时期的总督管辖范围是差不多的,主要是负责多省的行政事务。
而林彪虽然身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但由于其日常事务非常繁忙,他不可能一人解决所有问题,为使行政工作能够更加科学化、效率化,中央在1953年正式成立中南行政委员会后,特意设置了八位副主席。
而这八位副主席,其中一大半都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下属各省的一把手,也有专门协调地方工作的重要干部。
中南行政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是邓子恢,毋庸置疑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共产党员。其早在1921年便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子恢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1945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负责处理华中军区的一些日常行政事务。
他十分擅长处理与土地相关的棘手问题,对农业方面也有深刻见解,所以在建国后,邓子恢顺理成章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一位副主席,而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就是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前身。
在林彪工作繁忙时,邓子恢便是中南行政委员会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主持中南局日常工作。他对我国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都立下过大功。后来邓子恢在1965年1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经济工作,属于副国级。
中南行政委员会第二位副主席是叶剑英,叶剑英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还是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是当时广东省毫无疑问的一把手。
当时叶剑英与邓子恢一起被人称为“中南两大巨头”,邓子恢主要处理的是日常行政工作,叶剑英则是军事层面。在林彪身体不好时,叶剑英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位副主席,要负责主持中南地区的军务工作,可以看出他与邓子恢的分工还是相当明确的。
而剩下的一些副主席,其实大多并不负责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中南局下属各个省的一把手,比如说张云逸。
张云逸是老革命,在四野南下后从山东调到广西,成为广西一把手。而广西同样也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下属省份之一,所以拥有一个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不过他的主要工作依旧是负责处理广西大小事务。
与张云逸情况相似的还有李先念、李雪峰。李先念与李雪峰分别是湖北、河南的一把手。
因此张云逸、李先念和李雪峰成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主要是因为所管理的省份属于中南行政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任命他们为副主席更多是方便管理,但他们很少会承担中南行政委员会这一大区级别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事务。
而以上这些都是我党内部人士,但在中南行政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中,还有一些民主党派成员,以及国军起义将领——比如程潜。
此人算得上是国民党元老级别人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担任过国民党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在蒋介石上台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以及第一战区司令员。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所重用。解放战争中后期,他领导了长沙起义,是国民党成员当中起义级别最高的军政高层之一。
当时我党秉持着优待原则,一直平等对待解放战争时期起义的原国军高层人员,任命其为湖南省的一把手。而他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有部分原因是为能够协调从国民党那里接管过来的各级机关,加强行政效率。
与程潜境遇相同的还有张难先、陈铭枢。张难先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经跟随孙中山闹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在国民政府时期,张难先担任过浙江省主席。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对武汉地区的解放作出过卓越贡献。
而陈铭枢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也是同盟会会员,他在国民政府时期担任过广东省主席。不过在解放战争时期,陈铭枢还是走回了人民这一边,与蒋介石反动派彻底决裂。所以陈铭枢、张难先也在建国后被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副主席。
以上三位算得上是国民党留用人员与民主党派人士当中的典范。
中南行政委员会的构成也符合建国时期的我国国情,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恢复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所以那时的各级行政机关中的核心成员,也有不少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高级职务。他们的存在,对于建国后全国政局的稳定恢复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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