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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共一大揭秘：“南陈北李”双双缺席，有啥要事比出席一大重要？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2-12-24 06:30:57 标题: 中共一大揭秘：“南陈北李”双双缺席，有啥要事比出席一大重要？

中共一大揭秘：“南陈北李”双双缺席，有啥要事比出席一大重要？ 2022-11-25 10:28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始，“南陈北李”双峰并立，彪炳青史。
然而，党史上有个奇怪的现象，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南陈北李”双双缺席。在党史中讲到这一内容时，总是概括地说，上海党组织的陈独秀、北京党组织的李大钊因要事未能参加。

对此，许多人跟笔者一样，有着这样的疑惑：什么样的要事，能比参加党的一大还要重要？建党大业，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啊。
其实，这是我们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待历史问题。而在当时，情况并非如此。现在，笔者就从细节出发，揭秘这段历史真相。
“南陈北李”本出同源，都是从五四爱国运动发端，在此之前，他们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同在北京大学，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建党问题在北大时，已经被提了出来。
这段时期，还没有“南陈北李”之说，因为他们都在北京。如果一定要说那时候就有“南陈”，当然也不是毫无根据，因为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时，确实是在上海。
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是在1917年1月。到了北京大学，除了巩固了《新青年》这个新文化阵地之外，又与李大钊创办了战斗性极强的《每周评论》。这个时期，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到了1919年6月，风声渐紧，反对派开始采取针对陈独秀的行动，陈独秀被捕入狱，做了3个月的牢被释放。
北京待不下去了，他秘密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后，他才发现，这里更让他有用武之地，他感到自己如蛟龙如水，周围很快吸引了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比如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陈望道、沈玄庐……

陈独秀跟这些有着敏锐思想的知识分子交流，常常是昼夜不休，乐此不疲。这时候，他感到了建党的紧迫，于是给还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写信，建议党的名称为“社会党”，李大钊回信明确为“共产党”。
就在他们讨论建党之时，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着重要作用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成为李大钊以外最懂陈独秀的人。
这个俄国人叫维经斯基，家庭贫困，20岁时去美国谋生，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十分激动，第二年就回到了祖国，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维经斯基来中国之前，一直在海参崴的远东局工作，1920年被远东局外国处派往中国，任务是在中国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跟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维经斯基的第一站并非上海，而是北京。在北京，他接触了李大钊，一见倾心，相谈甚欢。因为共产国际要在上海建立书记处，李大钊向他介绍和推荐了陈独秀。当时李大钊给陈独秀的几个定语是“《新青年》的创刊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维经斯基来到上海，直接就找到了陈独秀，又是一见倾心，相谈甚欢。这年，陈独秀41岁，维经斯基27岁。一席话下来，陈独秀对这位俄罗斯的年轻人另眼相看了。维经斯基对中国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敬佩至极。从此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期。
一个月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即成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各自明确了任务。

维经斯基在建党方面，对陈独秀的帮助很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李大钊写信，正式商讨建党问题，并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有一个对于在党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议召开了，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这是1920年7月19日，也就是党的一大召开的一年前。会议由维经斯基主持，参加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
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成为早期组织成员，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共产党员。
此后，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旅欧留学生等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陈独秀不仅创立了上海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也是他创立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3个月后，陈独秀接到陈炯明的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陈炯明还没有叛变，他是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于是1920年10月，陈独秀去了广州，他在广州又成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担任书记。维经斯基不久后也来到了广州，与陈独秀更紧密地合作，但在第二年1月返回上海，然后不久带着丰硕的成果，回俄罗斯去了。
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工作由李汉俊负责。陈独秀不在，维经斯基回国后，这里的工作因为人力、经费等问题，几近停滞。

李汉俊只好派包惠僧去广州，请陈独秀回沪主持大局，或者将党组织搬到广州。但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又派来了代表，不过陈独秀微微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来的不是维经斯基，而是马林。
马林来到上海后，就积极推动中国建党工作，李汉俊再次来信，要求陈独秀回沪，推选广州和上海两个小组参加会议的代表。
身在广州的陈独秀，并不清楚上海要召开的会议的意义，更没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即将发生。
所以并怎么重视，只是召来了广州小组的成员，说自己正在争取一所大学的校舍修建款项，离开了就不好办了。
这就是一直以来所说的要事，致使陈独秀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他当时指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陈公博和包惠僧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
不过，他写了四条意见，嘱咐陈公博带到会议上，要求大会讨论通过。这也是陈独秀为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吧。
就这样，陈独秀因为要筹集一所大学的修建款项，而缺席了党的一大，成为党史上永远的遗憾！
陈独秀因为为大学筹款未能出席一大，那李大钊又有何要事，也没能出席呢？

说起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如果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小组李达的开会通知后，同样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意义，看得平常而又平常。
接到通知时，正是暑假中，小组的几个人决定召开会议，选举到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
李大钊连这次选举代表的会议也没有出席，这倒不是李大钊自己决定的，而是他压根就不知道选举代表这件事，也不知道接到了在上海召开建党会议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是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据刘仁静回忆，他们之所以没请李大钊来，是因为李大钊太忙，一般情况下都不惊动他。
那个时候，李大钊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是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放暑假了，一年终结之期，事务确实繁忙。张国焘等人不惊动李大钊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要知道，刘仁静当年还是一位19岁的北大学生。
这几个人，当时能在假期中凑到一起开会，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离开学校。张国焘、邓中夏和刘仁静，面向北京西城想考大学的青年，搞了一个培训班，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刘仁静教英文。
五四运动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首先被推举出来。选第二个代表的时候，提出的是罗章龙和邓中夏，因为刘仁静年龄最小，所以并没有被提议。

当时罗章龙推辞说，自己工作很忙，实在没空去参加会议。而邓中夏要去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那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年会，比上海这个会议更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在推选代表时，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有推选李大钊，因为在他们看来，李大钊实在是太忙了，不忍心惊动他。
李大钊是否也会这样想，没有知道，因为后来，李大钊从未解释过没有参加一大的原因。由于他牺牲太早，这件事就成了历史之谜。
因为邓中夏要出席中共少年学会的年会，罗章龙又太忙，于是，19岁的北大学生刘仁静被推选为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他也是出席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不过，刘仁静虽然年龄小，但在北京小组中，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五四运动中，他曾经效仿谭嗣同，想在集会时牺牲自己唤醒他人，幸亏被一起去的同学抱住夺下了刀。
刘仁静比较固执，因为家贫，开始进入北大时有点自卑，口才不行。后来因为李大钊的鼓励和提携，他进步很快。他曾经专攻口才演讲，读书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后来讲演是口若悬河，竟然有了“小马克思”之称。
不过，太过执着也并非都是好，刘仁静后来迷醉托派，没能接受同事规劝，就是执着过头惹的祸。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刘仁静还专门绕道欧洲去看他，对他是崇拜至极了。党中央派恽代英找他谈判，批评他的错误，他根本不接受，更不听劝告，后来就被开除党籍了。

刘仁静也不是直接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他跟随邓中夏、高君宇，先到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的年会，在会议上还发言了两次。后来还在南京逗留了两三天后，邓中夏、高君宇回北大，刘仁静才踏上去上海的旅程，去参加一大。
在党的一大上，刘仁静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他担任马林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还被推举为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成员。在会议上，刘仁静和李汉俊，是两位大辩论家，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李汉俊精通四门外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仁静在北大有“小马克思”之称。两人在辩论中，很多时候都是大段引用马克思的原著原文，与会人员听得目瞪口呆。
而他们辩论的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参加资产阶级国会，能不能跟资产阶级合作。李汉俊的观点是参加，必须合作；刘仁静的观点是绝对不能参加，不可以合作。会议最后否定了李汉俊的观点，同意了刘仁静的观点。
而在此时，陈独秀正用他的行动，在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合作。因为陈独秀此时正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也许，这才是国共合作的滥觞吧。

这次会议，陈独秀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央局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一大会议结束后，按照一大会议精神要求，马林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包惠僧开会，研究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他们认为，共产党人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必须回上海就职。
当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会议精神时，陈独秀在广州陷入了困境，他的新政遭到广州各界炮轰，陈炯明和汪精卫都反对他，因为他反对孔教、提倡男女同校等，他甚至被骂“陈毒兽”。一气之下，他辞职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还是被选为总书记。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李大钊出席一大，会议讨论的纲领，选举的领导机构，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
历史没有假设，只有遗憾，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一大，成为党史上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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