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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艺术开卷｜青花瓷何以成为“中国风”的代表 [打印本页]

作者: 甲丁 时间: 2023-2-1 18:29:54 标题: 艺术开卷｜青花瓷何以成为“中国风”的代表

艺术开卷｜青花瓷何以成为“中国风”的代表
澎湃新闻
2023年02月01日 09:07:02 来自上海市
中国自唐代以来就有青花瓷器销往海外，随着元代青花瓷的兴盛，青花瓷的外销在晚明清早期繁荣一时。青花瓷被视为中国文化与审美风格的代表而进一步形成了后来风靡西欧的所谓“中国风”。本文节选自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馆员江建新主编的《瓷器改变世界》一书，勾勒了中国的青花瓷在不同历史时期外销和走向世界的历程。
青花瓷是以含钴的矿物为色料，直接绘装饰画于瓷胎上，再施透明釉，经1300°C左右的高温一次性烧成的蓝白两色瓷器。从技艺手法上来说，青花瓷可以分为釉下青花、釉上青花和贴纸青花三种，其中釉下青花占青花瓷的98%以上。
出水资料显示，中国自唐代以来就有青花瓷器销往海外，但目前发现的唐青花数量极少，仅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出水的“黑石”号沉船中发现了3件。因此它们可能只是特殊订制的瓷器，并没有在中国的瓷器制造业中引起什么波澜。但是，随着元代青花瓷的兴盛，青花瓷的外销在晚明清早期繁荣一时。从13世纪开始，中国从波斯进口钴料用以装饰瓷器，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青花瓷。蓝白色青花这种审美趣味和装饰手法的兴起与蒙古帝国的扩张活动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蒙古人的西征使西亚与东亚之间建立了更为稳定密切的往来。青花瓷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衰落，在整个晚明清早期，青花外销瓷令欧洲的大贵族和富商们心驰神往，并使许多人将青花瓷视为中国文化与审美风格的代表而进一步形成了后来风靡西欧的所谓“中国风”。从贸易角度来看，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在通往东方的海路开通之后占得了先机，作为中间商在中国青花瓷外销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满足欧洲贵族的要求，并符合他们自身的艺术品位，这些中间商依据市场需求在中国订制瓷器，有时甚至会随订单附上木质样板以作为瓷工的参考。因此，明清两代的许多青花瓷都是专为海外市场订制的，其中按照装饰风格又有克拉克瓷、纹章瓷、宗教瓷等类型。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高6.6厘米，口径40厘米，足径23.8厘米。莲池纹图案又称为“满池娇”，原本用于丝绸刺绣上。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口径14.6厘米。盘心绘赏梅仕女图案，曲栏、蕉石、竹石和人物组成一幅清雅的仕女赏梅场景。
走向世界的元青花
15世纪末以前，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由中国商人、穆斯林商人、威尼斯商人共同经营的转手贸易。在葡萄牙开辟新航线以前，这是一种自由贸易方式，主要销售到阿拉伯帝国及其周边地区。在唐代的对外贸易史中，“黑石”号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唐代贸易海上路线已经成熟，还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外销陶瓷的知识。其中三件河南巩县窑青花盘的发现，明确了唐代就已经开始烧制青花瓷，但似乎仅仅用于订制的外销。
唐代出现青花瓷，这是被考古证明了的。至于宋代青花，目前古陶瓷界还在探讨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有明确的考古证据证明宋代烧制青花瓷，海外也未曾发现宋代类似青花瓷的器物或残片。可以说，青花瓷在宋代目前看来依然是空白。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唐青花和元青花之间也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但追溯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不可否认的是，元青花是在前代瓷器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

元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梅瓶
元青花瓷不仅是元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也是中国大量生产青花瓷的开端。但是，存世的元代青花瓷极少，国内已知100多件，80%为出土器。相对而言，海外则有200多件完整器收藏，似乎更说明青花瓷的生产主要是针对海外销售的。当然，也有极少量为国内市场订烧。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鱼龙耳罐大英博物馆藏
就目前海外留存的元代青花瓷来看，外销的元青花主要运往中东地区，特别是今天的伊朗和土耳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博物馆的奥斯曼帝国皇家收藏和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的萨非王朝皇家旧藏，是海外元青花的主要存世品。元青花外销瓷自14世纪起就在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开始使用，以大盘和大罐为主，这主要受到了奥斯曼饮食文化的影响。根据《瀛涯胜览》的记载，穆斯林的饮食习惯是“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而谈到餐具时说:“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另外，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向来喜欢白底蓝花的器物，因此青花瓷的早期形式在很多方面应该是受外来审美的影响。可惜的是，学者们目前尚未在土耳其的档案中发现直接从中国订购瓷器的证据，因此这些瓷器的确定来源仍付之阙如。
虽然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元代青花瓷还曾远销埃及、叙利亚以及红海沿岸等地，但似乎并没有完整的传世品。从考古发掘角度来看，埃及发现的元青花主要集中在福斯塔特遗址中，此外，叙利亚的杜马，伊朗内陆的内沙布尔，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波斯湾北岸的巴士拉、乌伯拉、希拉和基什，巴林的巴林堡，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和也门都有元青花的发现，从而构成了一个系统连贯的元代青花瓷海路外销路线。
在印度德里的图格拉克宫遗址出土了67件元青花，这批瓷器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基本保存完整，这批瓷器的直径在24—50厘米之间，形体较大，所绘制的纹饰有凤纹、麒麟纹、鱼藻纹、莲池纹、束莲纹等，装饰繁复，构图严谨，与中东大量收藏的元青花非常相似。
元青花也有少量销往东南亚地区，在菲律宾和印尼发现的元青花大多来自墓葬，但无论是体量还是装饰上都远不如中东地区的收藏精美。但是也有一些大型元青花的残片出土，如中爪哇的满者伯夷王都遗址，就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大型元青花瓷器残片，包括梅瓶、玉壶春瓶、花口盘、荷叶盖罐等，纹饰有龙纹、凤纹、莲池纹、折枝花卉纹和杂宝纹等。
根据中国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考古发掘以及俄罗斯、伊朗的内陆发现可知，元青花曾经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外输出。元青花在景德镇生产完成之后，沿着水路通过鄱阳湖进入长江，一部分器物通过大运河北上然后经过陆路出口，另一部分则在沿海码头登船运往西亚、北非。可以说，元青花是从海陆两条途径走向世界的。

元青花鱼藻纹菱花口盘大英博物馆藏。高8.2厘米，口径 47.1厘米。鱼藻纹是元代较为常见的装饰图案，完整器物目前除了大英博物馆之外，伊朗、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都有收藏。

元青花鱼藻纹大盘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口径 45厘米。目前已经有考古资料证明，元青花除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外，也有一部分瓷器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国外。
全球化进程中的明代青花瓷
明代青花瓷的外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洪武时期至宣德八年，第二阶段是宣德八年之后到隆庆元年，第三阶段是隆庆开禁之后到明朝灭亡。
受宋代文人思想的影响，青花从纹饰到色彩都不符合中国式审美需求。15世纪以后，中国人对青花瓷的观感才开始发生变化。洪武、永乐时期青花瓷的生产逐步恢复，并迅速达到一定高度。特别是明朝宣德时期，官窑大量生产青花瓷，也开始尝试使用国产钴料以代替从西亚地区而来的进口钴料。青花瓷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国产瓷和外销瓷品种，销往东南亚、南亚、东亚、西亚、非洲等处。从洪武到宣德时期，尤其是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中国的青花瓷开始走向海外，数量增加，销售范围也有所突破，扩大到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部，并借由阿拉伯商人传输到了更为广阔的地区。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青花瓷残片几乎遍布郑和航线的周边国家，尤其伊朗、土耳其等国更是集中了大量精美的永乐、宣德青花瓷。这一时期的销售形式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一则是直接赏赐，二则是在当地进行互市贸易，而私人贸易则近乎绝迹，这与明朝初期朝贡、海禁并存的政策有关。即便如此，在永乐、宣德时期依然形成了明代青花瓷外销的第一个阶段，也是第一个高潮。
宣德八年(1433)七月，历时28年的郑和下西洋远航正式宣告结束，此前持续的朝贡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到弘治时期，前来明朝朝贡的国家仅剩下朝鲜、暹罗、日本、琉球、占城和满剌加。与朝贡贸易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得以发展壮大。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沿海居民不惜铤而走险，武装自卫组成走私集团以对抗海禁政策。自宣德之后至隆庆时期，明政府的政策反复数次，在时开时禁的变化中，明朝政府逐渐对来华贸易的商人放宽限制，逐步敞开大门，并最终导致了隆庆开海。这是明代青花瓷出口第二阶段的总体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花瓷的出口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明成化青花夔龙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9.2厘米，口径17.3厘米，足径7.2厘米。青花夔龙纹碗是明成化官窑的产品，同类产品也收藏在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
正统至天顺年间(1436—1464)，是明代青花瓷出口的低谷时期。成化之后，随着民间贸易的逐渐兴起，青花瓷外销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官窑青花瓷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点从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收藏的成化至正德时期的青花夔龙纹碗、青花影梅折枝花纹碗、青花麒麟杂宝纹盘等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器物是典型的景德镇御窑厂产品。这一时期还有一起现象很值得关注，那就是正德朝生产了数量很多的带有伊斯兰风格和阿拉伯文的青花瓷，这些阿拉伯文内容多与《古兰经》教义或者瓷器用途相关，有些甚至连制作年代也用阿拉伯文书写。这固然与正德皇帝崇尚伊斯兰教俗有关，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青花瓷的外销已经开始注意销售地的特殊需求，以期扩大外销。但是这样的官窑瓷器的外销所占份额依然有限，这就导致了民间贸易的兴盛，大量的民窑青花瓷就以走私的形式运往海外。在《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成化十四年 (1478)，浮梁县(今景德镇)人方敏等就曾凑银六百两，购买“青白花碗、碟、盆、盏等各项瓷器共二千八百个”进行贩卖，后经由广东人走私至海外，以货物兑换的形式进行贸易。这个案例，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海外青花瓷走私活动的实际情况。

明正德青花波斯-阿拉伯文砚屏大英博物馆藏
与此同时，世界格局也在急剧变化，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葡萄牙人率先开始海上扩张，作为当年郑和下西洋重要中转基地的满剌加在正德六年(1511)落入葡萄牙人手中，葡萄牙开始以此为基地试探性地和中国接触。然而葡萄牙人和明政府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利，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葡萄牙人并不打算就此放弃，甚至以武力相要挟，这才有了嘉靖元年(1522)中蒲屯门西草湾海战的爆发，葡萄牙战败之后转移到福建漳州月港和浙江宁波双屿一带，与海盗勾结进行走私。这样的走私活动受到了明政府的严厉打击，葡萄牙人不得不转移地点，重回广东，直至嘉靖三十三年(1554)才得以恢复正常贸易。此时的葡萄牙通过走私获取了大量的青花瓷，在欧洲市场赚取了高额利润，同时，葡萄牙人也开始有意识地订制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基本上都收藏在各大博物馆或者在私人藏家手中，这也是明代青花瓷出口转向的重要标志。

明永乐青花葡萄花卉纹菱口盘

明永乐青花葡萄花卉纹菱口盘
从嘉靖三十三年到明朝灭亡，随着葡萄牙人获准与中国贸易及私人对外贸易的合法化，加上隆庆开海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外销特别是民窑青花瓷的外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与此同时，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势力在中国的青花瓷外销中逐渐占据了垄断地位，促成了自明隆庆元年 (1567)海禁开放后开始的明外销瓷的第三个阶段，也形成了第二个青花瓷外销高潮，并为清代外销瓷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嘉靖青花开光花卉山水图菱花口碗

明嘉靖青花桃形开光莲池鹭鸶纹执壶大英博物馆藏
东印度公司和青花瓷的外销
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流传似乎渊源已久，但是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很多传说可能都是后世层累积淀而成的。意大利画家安德里亚·曼特尼亚(1431— 1506)在他1495年所绘的《三王来朝》中最早明确描绘了一件白地蓝花小杯子。根据《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降生之时，几位国王在东方观测到代表救世主诞生的伯利恒星，这颗星引领他们来到了耶稣降生的地方，并带来了黄金、乳香和没药作为贡物。画中的三位国王分别为圣婴进献了一只装满金币的白地蓝花瓷杯、一件盛放乳香的土耳其香炉和一件放没药的玛瑙盖碗。虽然《三王来朝》中的蓝彩器物究竟是青花瓷还是欧洲的蓝彩锡釉陶不得而知，但其的确彰显了蓝白两色瓷器的魅力，而在1514年的另一幅意大利油画《诸神的盛宴》中出现的白地蓝彩器物很有可能是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的青花瓷。此画以希腊神话为背景，描绘了诸神的聚会，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对希腊奥林波斯诸神和平、愉悦生活的想象。画中的一位男神头顶白地蓝花折沿大盘，女神则手捧白地蓝花的大碗，而在地上也有一只装满水果的白地蓝花缠枝莲纹大碗。后世对于这幅画的仿作中，也都保留了白地蓝花器物。《诸神的盛宴》中的白地蓝彩器物图像应该受到了中国瓷器之启发，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都具有元代和明早期景德镇窑青花瓷的风格，说明欧洲对青花样式情有独钟。

安德里亚·曼特尼亚油画《三王来朝》

乔凡尼·贝里尼油画《诸神的盛宴》美国国家美术馆藏。纵170.2厘米，横188厘米。在贝里尼的这幅作品中，出现了三件白地蓝花器物，这也是西方名画中出现白地蓝花器物较多的一幅，尤其是其中的两件白地蓝花花卉纹大碗，刻画精细，完美再现了其艺术魅力。
从书面文献的角度来说，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最早关注大概是在1596年荷兰航海家范·林斯霍滕(1563—1611)出版的《印度游记》中。他提到:“中国的瓷器每年都出口到印度、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地方，但最好的瓷器只能供给中国皇家使用，不允许出口，否则会受到刑罚。它们精美无比，任何水晶般的玻璃制品都无法与之媲美。”这里所谓的“最好的瓷器”应该就是指官窑瓷。事实上，海外也并非没有官窑瓷器，但其对外传播的途径只有皇帝赏赐这一种形式，不能算作外销的范畴。

明万历青花圣奥古斯丁纹章盘
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公司是中国货物的三大经销商，中国外销瓷经由他们销往东亚、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15世纪末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开辟商路，几乎同时开始探索海外，开启了后世所称的“大航海时代”。也就是借由这些商队，中国瓷器开始逐渐大规模直接进入欧洲。里斯本桑托斯宫的金字塔式天花板上镶嵌了261件中国青花瓷，年代从弘治朝晚期直到明末(1500年前后至17世纪中叶)。这里所藏最早的瓷器应该是通过东方新航线运回里斯本的第一批明代瓷器，很有可能是1499 年达·伽马从古里国(今印度科泽科德)带回里斯本献给曼努埃尔一世的。在早期外销瓷当中，青花瓷无疑是欧洲人的最爱。根据新加坡东南亚陶瓷协会副会长莫拉·里纳尔蒂的统计，到16世纪末欧洲收藏的瓷器中约80%是青花瓷。

里斯本桑托斯宫瓷器室

明崇祯青花花卉纹军持大英博物馆藏
17世纪以降，荷兰东印度公司崛起，迅速取代了葡萄牙的贸易地位，荷兰也成为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总部，负责亚洲的贸易，并在东印度群岛、圣赫勒拿岛等地建立据点。他们不仅主导着亚洲同欧洲的贸易，还垄断了亚洲同中东以及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印尼的雅加达、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印度的金奈、南非的开普敦和荷兰的海牙分散着2500万页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这些档案是近代全球史研究领域最完整和最广泛的资料，与当时数百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政治和贸易历史相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称霸的近200年间，共有近2000艘货船参与进出口贸易，总航行近5000次，“海上马车夫”之名实至名归。随着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瓷器，荷兰画家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中国青花瓷的身影，以克拉克瓷为代表的中国青花瓷最终成为荷兰“黄金时代”(17世纪)静物画和人物画的标志性主题，用以盛放龙虾、水果等昂贵消费品。

油画《访客》中壁橱上整齐排列的青花瓷盘

明万历青花欧洲纹章长颈扁瓶大英博物馆藏
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两年成立，但因起初在东印度地区无据点，对荷兰主宰的贸易无法形成有力的挑战。直到1615年，英国强化了与印度的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建立据点和开设工厂的权利。18世纪，英国最终取代了荷兰，成为新的海上霸主。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中，主要进口项目是棉花、丝绸、硝石、茶叶和瓷器等。中国的茶叶和瓷器之重要地位，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总部大楼的一幅天花板壁画中可以看出，壁画描绘了一个穿着中国明代服饰的人正在搬动“进献”的一只大瓷罐，脚下则是一箱茶叶。在整个18世纪，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至英国的瓷器在300万件左右。
除了这两家巨头之外，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经营与亚洲的贸易。主要有丹麦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几个世纪的全球贸易中，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无数沉船事件。这些沉没于海底的瓷器成为后世探究外销青花瓷的宝贵实物资料。

《瓷器改变世界》江建新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全球39家博物馆精藏、500余张瓷器和相关文物图片为证，追寻散落在近至朝鲜半岛、远至非洲的中国瓷器遗存，勾勒出沿着“海上丝瓷之路”瓷器外销的重要节点和贸易路线，聚焦特色外销瓷，详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瓷器的仿制，探讨瓷器在世界历史中扮演的角色。
（原章节标题：《青花瓷的世界之旅》，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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