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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71年毛主席召见林彪元帅，谈话中，毛主席：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3-9-5 06:16:09 标题: 71年毛主席召见林彪元帅，谈话中，毛主席：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71年毛主席召见林彪元帅，谈话中，毛主席：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2023-09-04 20:23

前言 1971年8月，南巡期间，对于林彪庐山会议所犯的错误，毛主席依然认为可以得到改正，他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指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我还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在毛主席的心里，对林彪是保留希望的，这也是他一贯的做法。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不是对党、国家和人民危害极大，在处理的时候，毛主席都会留有余地，给他们留一个改过的机会。
周恩来：林副主席出发了没有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

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会议的最后，毛主席发表了一个让参会人员都为之振奋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的语言依旧尖锐，却不失潇洒，但对林彪一伙的人来说，确是那样的震慑。
毛主席讲话后，一些林彪集团的干将受到批判，纷纷被点名，并被迫做了检查。最惨的当属陈伯达这个刚刚准备改换门庭，依附林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伯达能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离不开毛主席的赏识和提拔。然而，陈伯达在后来却逐渐背离了毛主席。
事实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选择，与他的地位和经历是密切相关的。陈伯达从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逐渐成长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其才华是不容置疑的，但他的根基却不够扎实，或者说，他这个常委是没有根基的。
陈伯达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看中了林彪被写入党章的政治地位，以及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在毛主席那里。没有了毛主席的支持，他的政治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证明，在毛主席的批评声中，陈伯达连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都没有参加，便从主席台上消失了。然而，对于林彪及其他一些干将，毛主席认为只要他们认识到错误，认真去改，还是有机会的。
在毛主席看来，庐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错误，更是林彪一伙政治野心的膨胀所致，很有采取措施的必要。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毛主席对林彪集团及其控制的部门和地方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削弱其势力，以敲山震虎，让他们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然而，在吴法宪的检讨交上来后，毛主席还是看出了问题，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检讨中含糊其辞，企图蒙混过关。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政治上极端幼稚。”

对于吴法宪的检查，毛主席很不满意，认为他把问题推到了对陈伯达的身上，根本就是避实就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在这段文字旁写下批语：“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广场焰火晚会。
到了晚上，身着灰色中山装制服的毛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天门城楼上，看上去依然充满了自信。看到这样的毛主席，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毛主席则像往常一样，和人民同乐。
接到通知后，林彪原本没想出席这次晚会。因为，从庐山上下来后，林彪的心理压力很大，情绪非常低沉，一直待在毛家湾的家里，哪儿都不愿意去，甚至连到屋内踱步和以前喜欢的坐上汽车到野外狂奔都没有了。
那段时间，林彪整天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不和任何人谈话，也不愿意听文件。这次，在接到通知后，林彪迟迟也不愿意离开毛家湾。

对于这些事情，周恩来总理是接到报告的。因此，在焰火晚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便亲自打电话到毛家湾催问，看看林彪出发了没有。
接电话的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在电话里，周恩来总理急切地问：“林副主席出发没有？叫他快来，主席已经出发了。”在于运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林彪后，林彪并没有表态。
后来，由于一直没有等到林彪已经出发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又打电话到毛家湾，催促林彪赶紧过来，并明确地说：“主席已经到了。”
接到于运深的报告后，林彪依然没有表态。看到林彪不愿意去，叶群也在一边催他说：“必须去，总理也打电话催了。”
关于当时的情景，于运深在后来回忆说：

“我注意到林彪的表情，非常勉强，愁容满面，明显地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站起来了，在内勤的帮助下，穿上大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周总理两次打电话催促，林彪很可能真的就不去了。因为林彪一向尊重周总理，不愿意驳周总理的面子，这才勉强去天安门城楼应付一下。”

很快，在警卫秘书李文普的陪同下，林彪乘坐早已准备好的专车，快速前往天安门。然而，林彪还是迟到了。
这件事对于林彪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以往，在有毛主席参加的活动中，林彪从来不会迟到。每次，林彪都会提前到，在那里等待毛主席，这也是叶群要求他的。
这次来到天安门，林彪出现的时间很短，也没有和毛主席主动交谈，而是低垂着头，蜷缩在一边，画面感不太好。因此，许多摄影记者都没有拍摄。
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们都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只有杜修贤一个人拍了仅有的一张。关于当时的情景，杜修贤回忆说：
“他（林彪）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主席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在杜修贤的这张照片里，毛主席、西哈努克王夫妇、董必武、林彪围坐在一张桌子上。林彪低着头，坐在毛主席的对面。毛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交谈着什么。至于杜修贤为什么会拍摄这张照片，他解释说：
“我们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主席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地，我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
然而，在出现后不久，林彪便借故离开了。关于林彪离开时的情况，邱会作在后来说：
“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黄永胜的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主席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
林彪离开后，叶群留了下来，与毛主席进了休息室，一直说了近两个小时的话。
在谈话结束后，叶群认为毛主席原谅她了。回去后，她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和我说了很多问题，还是和对我报告上的批示差不多，没有加新的东西……别的没有什么事，你们要放宽心。”

后来，叶群若无其事地到文物管理处“选购”文物，筹划了儿女的婚事，还开始装修毛家湾的住宅。为此，林彪一家人搬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暂住，唯一相同的是，林彪依然闭门不出，不问窗外之事。
6月3日，因为有外事活动，林彪才走出房间，陪同毛主席会见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后来，林彪便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毛主席：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7月，毛主席找林彪谈话。见到林彪时，毛主席问：“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听了毛主席的话，林彪说：“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6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的好，提的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林彪的话说完后，毛主席说：“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林彪说：“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楚。”
对于林彪回避的态度，毛主席表示认可，说：“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
见毛主席说得这样坦诚，林彪动情地说：“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
看到林彪讲得很有感情，毛主席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

听了毛主席的话，林彪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后来，有人担心林彪是否会真的认错，毛主席说：“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从毛主席的话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并非个人和林彪元帅有什么恩怨，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超过了其他的一切。
7月17日，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林彪带着夫人叶群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
临行前，吴法宪等人来到机场送别。林彪走上飞机后，叶群压低了声音，对吴法宪等人说：“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了……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吴法宪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
然而，到了北戴河后，林彪等人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反思他们犯下的错误，反而制定了一个谋害毛主席的计划，准备实施林立果在3月让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讨论，由于新野执笔起草的准备进行武装政变的《“571”工程纪要》。
8月15日，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8月16日，毛主席的专列抵达湖北武汉。在这里，毛主席先后将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召来谈话。
在谈话时，毛主席着重提到了庐山会议上的情况，讲述了陈伯达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他说：“他们心里有鬼。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
后来，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在谈话中，毛主席表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因此，毛主席说：“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关于这件事情，毛主席是下了决心的。随后，毛主席又说：“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在后来的谈话中，毛主席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在提到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时，毛主席直白地说：“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随后，毛主席又说：“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他有‘两难’：一是分裂我们党难，二是回头难。”
在提到对到林彪的态度时，毛主席明确说：“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在谈话的最后，毛主席说：“我说的这些，是当做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可以看出，在处理林彪的问题上，毛主席不仅有态度，而且有方法。
8月31日，在到达南昌之前，毛主席让人提前将他在武汉的谈话内容传达给程世清等人。
听了来人的传达，程世清感觉到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一伙在庐山上的阴谋，便提出了请毛主席单独接见他的要求。
9月，听了程世清的交代，毛主席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原来的估计。于是，毛主席嘱咐程世清：“你谈的这些情况很重要，除总理外，谁也不要告诉。”
9月3日，毛主席抵达杭州，见到陈励耘时，毫不客气地说：“陈励耘，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串联，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些什么？”

毛主席的话，问得陈励耘语塞，脸上很是挂不住，只得顾左右而言他，显得十分尴尬。
虽然，在一路上的谈话过程中，毛主席要求保密，但有些人还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严格执行保密，而是将谈话的内容密报给了林彪的得力干将，并最终到了林彪那里。
在听了这些报告后，林彪、叶群等人非常恐慌，当即想起了林立果制定的《“571”工程纪要》。
在看了《“571工程”纪要》的九个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后，林彪说：“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
随后，林彪的其他得力干将开始准备执行暗害毛主席的罪恶计划。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当天，按照林彪和叶群的指示，周宇驰乘坐直升飞机，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到武装政变总指挥江腾蛟家中。
见到江腾蛟时，周宇驰说：“现在看来要对我们下手了。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他（指毛主席）正在杭州，很快回北京过国庆，路过上海时可以动手。我们不动手，将来别人上了台，我们这些人都完，你首先完。”
听了周宇驰的话，江腾蛟说：“那就叫上海的王维国干吧！”周宇驰表示王维国性格太粗，干不了。江腾蛟说：“那就只好我去了。”
于是，周宇驰慌张地说：“要去就快点去。杭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毛泽东9月25日前不会回来。现在我们不干，今后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9月8日晚，林立果特意从北戴河飞回北京西郊军用机场，向江腾蛟、李伟信出事了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然而，在感到氛围不同寻常后，毛主席毫无征兆地离开杭州，并于9月12日安全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9月13日，在叶群、林立果的怂恿下，林彪仓皇出逃，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归之路，在蒙古境内坠毁，失掉了毛主席再找他谈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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