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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晏建怀 [打印本页]

作者: zxcvb    时间: 2015-7-24 21:48:16     标题: 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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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

                                

        自秦始皇建立帝制,特别是他首创“焚书坑儒”手段收拾不同声音以来,历朝历代的大臣们说话便有了许多顾忌,不敢轻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前较秦汉,后较明清,宋朝大臣们说话则有其耿直与忠勇的一面,而且许多人甚至是以敢说直话而连连升官的,南宋宰相赵鼎就是如此。

        以言立朝以贤辅政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赵鼎孤苦伶仃。母亲樊氏,出身大家,是位才女,含辛茹苦抚养赵鼎的同时,还亲授他经史百家之书,使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崇宁五年(1106),赵鼎登进士第,随后出任河南府洛阳县令、开封士曹等职。入仕初,他就显示出直率刚烈的性格。靖康年间,金人挥师南下,陷燕京、围开封,宋徽宗临阵脱逃,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毫无主见,满朝大臣又莫衷一是,金人围开封后,要求宋廷赔钱、割地作为议和条件,特别要求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沧州)等三个重镇之地予金。当朝廷讨论割地一事时,一介末吏的赵鼎却激愤地说:“祖宗之地不可以给人,何必议!”

        开封沦陷后,金人扶持了以北宋原宰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的大楚政权,当那些见风使舵者忙着跪拜新主之时,赵鼎却与胡寅、张浚等人逃入太学,坚决不做贰臣。

        靖康二年(1127),那位有着“泥马渡康王”传说的赵构,在战乱中幸免于难,被一群劫后余生的朝臣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拥立为帝,建立了南宋政权,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赵鼎听说朝廷后继有人,立即逃离开封,赶到应天,被任命为户部员外郎。

        金国听说赵构称帝,马上又挥师南下,要把南宋消灭于萌芽之中。赵构皇位未稳、都城未定,就仓皇出逃,由应天、镇江、扬州、杭州而至江宁(今江苏南京),如同惊弓之鸟。金人又发动了名为“搜山检海”的斩首行动,赵构逃向哪儿,金军就追向哪儿。奔逃中,赵构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赵鼎上《陈防秋利害》奏折说:“在此非常时期,宜以后宫所止之地为后宫,以车驾所止之地为行宫,选精兵护卫,其他兵将安置于江淮沿线,迷惑金兵,使他们无从知晓皇上的踪迹。”赵构认为可行,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兵围追堵截,果然无法奏效。不久,赵鼎以能言被提拔为右司谏。

        “苗刘兵变”(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后,苗、刘出逃,刘光世的部将王德受命随韩世忠追击,但王德不服韩世忠的指挥,又贪功冒进,韩世忠派部将陈彦章拦截王德,陈彦章反被王德所杀,韩世忠以擅杀之罪,状告王德。赵鼎认为应该严惩王德,他说:“(王)德带兵在外,专杀无忌,如若不治,孰不可为?”赵构安排赵鼎审理此案,王德虽以军功免死罪,但也受到了严惩。同时,赵鼎又批评韩世忠对部下管教不严,对其有过失的部下依法作出处理。于是,“诸将肃然”,军风军纪大为改观。

        赵构有感于赵鼎敢说敢做的特点,曾不无感慨地对赵鼎说:“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得到李勉的辅佐后,朝廷才众望所归,获得天下尊敬,如今我得到了爱卿你,也算在古人面前无愧了。”随即重用赵鼎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范宗尹谏阻说,以前可从没有过自司谏而提拔为殿中侍御史的先例。赵构说:“赵鼎作为言官,既称职又尽职,他提出的四十条建议,采用施行的已然达到三十六条。”是啊,建忠言、当高参如赵鼎者,又有什么不可破例的呢?

        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给连连败北的南宋王朝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朝野欢腾。宰相吕颐浩渐生轻敌冒进思想,他建议赵构乘胜追击,督军前线,御驾亲征。而赵鼎则认为目前形势还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吕颐浩是资深宰相,而赵鼎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赵鼎不但不附和自己,还唱反调,让吕颐浩很不高兴。因此,手握士大夫任免之权的吕颐浩公报私仇,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表面看似重用,实际是剥夺他的话语权,颇有些排除异己的味道。所以,任命一下,赵鼎不去就职。又改任吏部尚书,赵鼎还是死活不去。他对赵构说:“陛下有从谏如流的诚意,而宰相却坚持拒谏的态度;陛下重视言官,而宰相却屡屡压制。”因此,赵鼎称病在家,闲居不出,又上书批评吕颐浩的过失。结果,赵构免去了吕颐浩的宰相职务,提拔赵鼎为御史中丞。还表扬赵鼎说:“朕每闻前朝那些忠谏大臣的感人事迹,恨不能识,如今在爱卿身上看到了。”不久升任赵鼎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国家栋梁中兴贤相

        金人在张邦昌之后,又扶持了刘豫伪齐政权,以制衡南宋。金国与刘豫政权经常联合一起进攻南宋,对其构成极大威胁。绍兴三年(1133),京西招抚使李横冒进,打算以他那京西杂牌军收复开封,结果开封没能收复,重镇襄阳却为金齐联军所破,朝野震惊。

        赵鼎虽是文臣出身,但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也颇知军事。当时,他已经被赵构重用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参与国家重要军事行动的研究和策划。襄阳失守,如同河流上游的水闸为敌军所操控,极其被动,所以,襄阳不得不收复。在商议收复襄阳将帅人选时,赵鼎极力荐举岳飞,他说:“知上流(襄阳)利害无如飞者。”主管军事的徐俯却不以为然,认为岳飞不是最佳人选,赵鼎力争,后来岳飞果然收复襄阳,可见赵鼎不但懂军事,还知人善任。

        南宋刚刚成立的这几年,金人不断南侵,战局瞬息万变,边关警报此起彼伏。每每变局,赵鼎总是沉着应对,屡向赵构进用兵之言,赵构开始把他当成左膀右臂,视为股肱之臣了。绍兴四年(1134)秋,赵鼎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当上了宰相,兼管军机要务。他任相的消息发布后,“朝士相庆”,真是众望所归。

        赵鼎在战乱中成长为肩挑大梁的宰相,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坚定的抗金意志,投身到抗战救国的大事中去。同年,伪齐联合金军南下侵宋,金国派出兀术领兵参战,合称五十万大军(实则三十万左右),来势汹汹,南宋上下举国惊恐。在讨论战御之计的过程中,将帅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认为应避其锋芒,还有人劝赵构赶快寻一逃跑之地,保命要紧。而赵鼎却认为要积极应战,坚决抵抗,不能示弱。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赵构决定抵抗。赵鼎又推荐赋闲多年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视军江上。

        这段时间,是南宋脚跟渐稳、内乱渐平、经济复苏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抗击北方强敌人心最齐的一段时间,上至皇帝,下至士卒,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形成这个好氛围,与赵鼎的努力协调是分不开的。在赵鼎的指挥下,韩世忠所部在扬州大仪镇大破金军,岳飞所部在庐州大败伪齐军,前方佳音不断,捷报频传,取得局部战争胜利。加上此时金太宗病危,金军见无利可图,只得撤军北还,联军攻势被瓦解,赵构暂时又坐稳了帝位,不禁长舒一口气,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路线之争你死我活

        赵鼎在任相那些年,虽然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但他心情是舒畅的,因为朝廷上下抗金的态度基本一致。人做事累点不要紧,要紧的是上下同心,这样的话,身累心不累。最怕人心不一,这样必然身心交瘁。赵鼎之所以成为“中兴名相”,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才学与品质,另一方面与当时朝廷的氛围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正如一个国家有兴衰之别,人的仕途也绝非青云坦途,也有背运之虞。在他的推荐下,张浚再次入朝拜相,两人共同辅佐赵构。赵鼎与张浚虽然都是主战人士,但两人性格却迥然不同,张浚激进,赵鼎淡定,张浚操切,赵鼎沉稳,一个急于求胜,一个稳扎稳打。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共事,无论他们先前有多么友好,迟早也会产生矛盾。

        绍兴六年(1136),刘豫决定孤注一掷,组织伪军三十万,打着金军的旗号,分三路南下伐宋。赵鼎意欲退守江南,而张浚主张抵抗,并得到赵构支持。于是,张浚调动各部与伪齐交锋,获得了胜利。胜利后,赵鼎主张停战,而张浚却坚持乘胜而上。同时,在处置名将刘光世的问题上,赵鼎与张浚也分歧严重。张浚认为刘光世久而无功,应当罢免。赵鼎认为用人之际,轻换主帅会离散军心。而皇帝赵构希望张浚能帮他恢复中原,对张浚言听计从。两人矛盾逐步升级。在此情况下,赵构罢免了赵鼎,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

        后来,在张浚的一手操办下,朝廷夺了刘光世的军权,结果刘光世去职后,他的部下郦琼却因不服新人节制,率淮西军四万之众投降了伪齐,使南宋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兵力优势丧失殆尽,史称“淮西兵变”。最后,张浚也不得不引咎辞职,赵构又重新启用赵鼎为相。

        二度任相后,赵鼎越来越感到行事艰难。艰难的关键,是因为赵构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起了显著的变化。一是要贬死张浚。张浚是有“勤王”之功的,苗刘之乱的平定,几乎是张浚一手策划的,但当他辞职后,赵构却无情地说:“浚罪当远窜。”要将其贬至岭南,而岭南在当时却是死地。为此,赵鼎偷偷扣下诏书,然后反复做赵构的工作,说张浚有“勤王”功,又说他有八十岁的老母要照顾,几乎是哀求,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赵构才勉强同意张浚贬岭南稍北的永州,其实也离死地不远。二是热衷于向金乞和。金国派人前来议和,说是议和,实际是以逼宋称臣、纳岁币等屈辱政策招降而已,所以朝臣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议和,而赵构却深信不疑,对反对议和者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三是秦桧上台。秦桧建炎元年(1127)被金人俘获,建炎四年(1130)忽然携家而还,十分吊诡。秦桧回来后,赵构曾用他为相,但不久就被朝臣论罢。然而,自从张浚离朝,秦桧就在赵构的安排下,再次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出任尚书右仆射兼同平章事,与赵鼎并相,他那“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说又浮出了水面。

        综合其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关键是从张浚去国、秦桧归队开始,赵构就已经被秦桧说动,选择了投降金国、屈辱偏安的国策。而对于坚持与金势不两立的赵鼎来说,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即便他不是激进派,但只要他坚持抗金,反对屈辱议和,就必须接受贬官的现实。于是,这年十月,赵鼎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来。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十八年之久。

        谪贬多处绝食而逝

        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政策有其摇摆的一面,有时主战,有时乞和。但自从秦桧任相以来,朝廷政策基本就是一味乞和、苟且偷安了。秦桧是坚定的投降派,赵鼎是坚定的抗战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注定了二人水火不容的死敌关系。

        如若要细察和掂量一下秦桧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与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进行一番比较。秦桧与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桧能主导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却无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秦桧任相时,宋高宗在外交内政上,大都听命于宰相,而在宋徽宗眼里,蔡京不过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钱袋子。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改革盐法和茶法,为宋徽宗在享乐和金钱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任相期间,陈东等几个太学生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宋徽宗甚至三次让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秦桧能够轻轻松松裹挟着皇帝,以皇帝的指挥棒实现自己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的目的。

        所以,秦桧要打击异己、收拾起赵鼎来,简直是易如反掌。赵鼎作为秦桧的对头,注定无处可逃。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曾载一事,说不主和议的赵鼎罢知绍兴府,临行之际,秦桧假惺惺在渡口小亭设宴为他饯行,然而,赵鼎并没打算领他的情,打个拱手就要登船。秦桧忙说:“我已请示皇上为君饯行,何不稍作停留呢?”赵鼎冷冷地答道:“主张不同,何留之有?”随即上船,扬帆而去,留下秦桧在岸边半天没回过神来。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了,秦桧将其视为“眼中钉”,甚至萌生了杀赵之心。

        赵鼎后来一系列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从绍兴八年开始,赵鼎先后贬谪绍兴、泉州、潮州等地,辗转多处,颠沛流离,人越贬越远,最后竟贬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备尝人间辛酸和痛苦。他在潮州五年,闭门谢客,清心寡欲,绝口不提政治。在吉阳军三年,依然噤口卷舌,深居简出。但他爱国报国之心始终没变,他在贬至吉阳军的谢辞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体现了他忠贞不渝的男儿本色。秦桧观后,恨恨地说:“此老倔强犹昔!”

        当时,因担心亲朋好友受到牵连,赵鼎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门人故吏更是害怕惹火烧身,皆不敢通问,只有广西经略使张宗元出于敬仰与同情,不时派人渡海,馈赠米食以接济,秦桧听说后,立马将张宗元调离广西。

        赵鼎明显感到山雨欲来,秦桧开始要对他下毒手了。于是,他萌生了自杀的打算,他请人转告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死前,赵鼎自书铭旌(竖在灵柩前的旗幡)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即将弃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山社稷。

        绍兴十七年(1147),赵鼎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赵鼎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更是为南宋偏安小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故《宋史》评价他说:“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



作者: 123    时间: 2015-7-25 04: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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