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哈尔滨公安局还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里面记载了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的全部过程。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
伪满洲哈尔滨警务厅临时关押赵一曼的牢房。
赵一曼和宁儿的合影。
赵一曼在病床上，这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影像。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
但是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血沃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女性——一个被誉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女英雄。
“赵一曼”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赵一曼”只是使用时间不长的多个化名之一，她原名李坤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女学生；留学过苏联；在哈尔滨领导过工人罢工；英勇就义时，她除了是一名抗日英雄，还是一个八岁男孩的母亲……
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初《赵一曼》这部电影感动全中国人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
沿着“寻找英雄”的足迹，我们试着还原这位抗日女英雄真实的人生轨迹。
“取大义，舍小我”，对于英雄来说，不是一时一刻的行为，而是贯穿终生的信条。
赵一曼，便是如此的一个真英雄。
“赵一曼”是谁
1951年，电影《赵一曼》公映。这部新中国最早拍摄的电影之一，轰动全国。
那时《赵一曼》的观众，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银幕上的赵一曼，凝聚着民族的苦难和不屈，让每个人为之感动落泪。
赵一曼以艺术形象被人们知晓，而她的真实经历，在电影上映数年后才逐渐被还原出来。
赵一曼》这部影片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拍摄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在东北接收了日本人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原址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
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向建立不久的东影厂建议，应该拍拍东北抗日联军：“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值得用电影来表现啊！”他为东影厂讲述了赵一曼的故事。
剧作家于敏被指定写《赵一曼》剧本。可是于敏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就是冯仲云也仅见过赵一曼一面，甚至描绘不出她的相貌。于敏只好寻求“第三手材料”，而最大的收获，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忆述抗联战士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这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短短5个月，于敏“硬憋出来一个剧本”，电影随即开始拍摄，导演是沙蒙，赵一曼的扮演者是1932年就投身中央苏区瑞金、在战斗中成为红色明星的石联星。
影片刻画的英雄形象相当成功，这部影片还为新中国捧回了第一个国际电影表演奖：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石联星获得优秀表演奖。
在英雄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之后，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赵一曼的情况。但是《赵一曼》的编剧于敏，更大程度上是“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不了解自己笔下人物的身世。
这部取材于真实人物的电影，终于让剧中的赵一曼和真实世界中的亲人产生了联系。
1951年，在四川省泸州市工作的李坤杰第一次在电影院观看了电影《赵一曼》。“赵一曼”这个陌生的名字，却让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自己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妹妹和“赵一曼”十分相像。
李坤杰的妹妹叫李坤泰。
对于妹妹离家后的情况，李坤杰知之甚少。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在老家四川宜宾加入党组织，经党组织推荐，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和一位姓陈的同志结婚，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从此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据李坤杰回忆，看过电影《赵一曼》，她曾经大胆设想过，赵一曼会不会就是妹妹李坤泰？但是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毕竟赵一曼烈士是周总理亲自题字的抗日英雄，而李坤杰的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的妹妹尚在人间。
当时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报纸上都开辟了寻人启事的专栏。人们在欢庆胜利之余，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自己在战乱中失去联系的亲人和朋友。李坤杰一见到解放军，只要是外省来川的，她就要提到寻找妹妹的事情，请求他们帮忙寻找。而她除了提供妹妹上学时的学名李淑宁和一些粗略的革命经历外，甚至连一张妹妹的照片都没有。
李坤杰寻找妹妹没有任何头绪，倒是妹妹的一张照片，辗转二十多年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1952年，李坤杰由泸州回到家乡宜宾，在市妇联工作。一天，妹妹在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好朋友郑双璧拿着一张两寸大的黑白照片，敲响了李坤杰家的大门。
郑双璧对李坤杰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李坤泰在上海拍的，送给她的妹妹郑易楠。当时，李坤泰嘱咐一定要将照片设法转交给李坤杰。
照片上，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坐在一张藤椅上，淡淡地笑着。
李坤杰拿过照片，顿时泪如雨下。照片中人，正是她失散了20多年、日思夜想的妹妹。那个小男孩，是李坤泰刚满周岁的儿子，自己的外甥。
妹妹是否还在人间？那个小男孩又在哪里？线索到这里又中断了。
幸而，在李坤杰之外，还有人在寻找着赵一曼，那张照片最终把赵一曼和李坤泰联结在一起。
李坤泰、李一超
姐姐李坤杰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坤泰；丈夫陈达邦也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一超；在东北抗日的战友们也在寻找着她，她叫赵一曼……
从不同方向上寻找赵一曼的人们互不知情，更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同一个人。
1954年1月，寻找赵一曼的不同线索终于有了一个交集。
当时，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开会，他和李坤杰是同乡，非常熟识。李坤杰托付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期间向与会者打听李坤泰的下落。
就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老友何成湘来看望江子能。何成湘也是宜宾人，是江子能的老乡和入党介绍人，二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
老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而这两个人热情寒暄之后，却不约而同地向对方打听起人来。
因为抗日期间何成湘曾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江子能提起了李坤杰找妹妹李坤泰的事，问他在东北时知不知道李坤泰。何成湘笑了，对江子能说：“巧了，我也正想告诉你，电影《赵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我这次找你来，也是想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一曼这个人。”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何成湘已经查找赵一曼的身世多年了。
“九一八”之后，何成湘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是赵一曼的上级领导，有过共同工作经历。赵一曼的英勇牺牲一直让他深切怀念，特别是电影《赵一曼》上映后，何成湘更有了还原赵一曼原型的念头。
1952年，何成湘曾专门到四川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只是，他对赵一曼赴东北前的经历所知不多，在四川的调查没有什么收获。
江子能口中的李坤泰，倒是与何成湘记忆中的赵一曼有不少共同点。
何成湘记得赵一曼是四川人，曾用过“李洁”的化名，真名从未透露，只知道本姓李。“赵一曼”是加入抗联到前线参战之后的化名，因为作战机智英勇，颇有大将之风，有人说她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将错就错，干脆就姓了赵。
四川人、姓李、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李坤泰和赵一曼留存下来的信息有很多重合之处。特别是江子能说到李坤泰曾经在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的经历时，何成湘眼前一亮，当年自己在与赵一曼的谈话中，她曾提到自己在武汉军校学习，有从军的经历。
如此多的“巧合”，让苦寻赵一曼多年未果的何成湘兴奋不已，李坤泰很可能就是赵一曼。他询问江子能是否有李坤泰的照片， 江子能说：“听说她姐姐有一张，我回去后就给你寄来。”
江子能回到宜宾后，立刻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一边听一边掉泪：“赵一曼？我的幺妹会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她立刻把那张照片给何成湘寄去。
李坤杰这边也没有放弃打听和寻找。她一边等着何成湘的回信，一边写信向郑双璧的妹妹郑易楠打听李坤泰的消息。这时，郑易楠已经在西安工作了。不久，郑易楠回了信：
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淑宁(李坤泰，字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一边抱着孩子玩儿，一边摆龙门阵。她经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总是“恩来”长、“恩来”短。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她转身就走了。后来，党中央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从信中的口气看，李坤泰似乎和周恩来很熟悉。李坤杰顺着这点信息，干脆给周总理写了封信。
信确实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但是他对这个叫李坤泰的女同志没有印象。不过，这位党的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对地下党员亲属的寻人来信非常重视，他把信转给了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请她帮助查询，仍然没有下落。
另一方面，李坤杰也在寻找着李坤泰的丈夫和儿子。这方面的信息她所知更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郑易楠等妹妹的同学、战友，她也只知道妹夫的名字叫陈达邦。茫茫人海中，找到陈达邦的希望十分渺茫。
李坤杰没有找到陈达邦，她从有限的信息里一点点拼凑，倒是先找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自然比陈达邦的公开信息要多得多。
只是，这些线索并不牢靠，陈琮英究竟是不是李坤泰的小姑子，李坤杰并不能确认，但她还是借着到北京出差的机会，通过朋友联系直接登门拜访。
这一次，李坤杰没有找错人。
陈琮英也在寻找着赵一曼，不过，她找的人叫“李一超”——赵一曼参加革命后使用的化名。这个名字留下的信息更少。
1942年，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从莫斯科回国，在重庆找到了已经14岁的儿子。儿子名叫陈掖贤，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他不久之后，陈琮英和赵一曼一起，将陈掖贤托付给陈达邦的堂兄抚养。
父子二人四处打听李一超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在陈琮英的协调下，党组织也曾向宜昌做过李一超的调查，仍是没有结果。他们都认为李一超早已牺牲。陈琮英向党中央打报告，安排陈掖贤作为烈士遗孤到人民大学学习。
找到了陈琮英，自然也就找到了陈达邦父子。不过，此时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正外派苏联。李坤杰出差匆忙，也没能见到陈掖贤，但妹妹留在人间的骨肉有了音信。一家人割不断的血缘重新连接上了。
只是，无论陈琮英还是陈达邦，对李一超赴东北之后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把李坤泰和李一超合并在了一起，但都无法证实她就是赵一曼的猜测。
“‘瘦李’就是赵一曼”
赵一曼留在世间的另一张照片，最终揭开了她的身世谜底。
何成湘收到了李坤杰寄来的照片后，马上认出照片中人正是曾经在哈尔滨共同战斗的“李洁”，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赵一曼。不过，“赵一曼”这个名字使用时，名字的主人是在抗联的部队中，与何成湘已经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他虽然确信李坤泰就是赵一曼无疑，但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而是展开了进一步的查证。
恰在此时，《工人日报》记者何家栋准备写赵一曼的报道，何成湘就把李坤泰的照片交给他，委托他带着照片到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核实。
在哈尔滨以东的珠河地区，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看了照片都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就是赵一曼！”他们还向何家栋叙述了赵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说话有时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枪打得很准；说话声音很大，还说她如何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说她走时乡亲们如何舍不得她。
何家栋找到了当年赵一曼从医院里出逃时用马车送她的车主魏玉恒。魏玉恒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那个满身是伤的女共产党员，就是照片中的清秀女子，他立刻大声说：“是她，没错！”
除了这些曾经见过赵一曼真容的人证，更重要的物证也被找到了。何成湘将他搜集到的赵一曼身世情况汇报给党组织，党组织随即进行了更周密的调查。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一个个日伪档案卷袋被仔细核对，最终整理出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记载。
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清晰而真实，记述了赵一曼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一张泛黄的照片附在一份审讯记录之后，那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拍照留下来的——肉体的创伤使她显得有些痛苦，然而她又十分安详。那紧闭的嘴唇，那闪亮的眼睛，还和抱着孩子时照的相片一模一样，面部表情还是那样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那是钢、是铁，是敌人永远无法摧垮的力量。
她，就是赵一曼，就是“瘦李”，是四川宜宾出生的李坤泰，是李坤杰的幺妹！
李坤杰、陈达邦、何成湘、郑易楠、陈琮英……许多在赵一曼生前曾经亲近和熟识的人们，这才得以把自己记忆里的不同阶段的“赵一曼”拼凑在一起，还原了她完整而真实的一生。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现一曼村)。赵一曼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与二姐李坤杰感情最好。在李坤杰的记忆里，赵一曼天生就有一股追求自由的“拧劲儿”。
赵一曼10岁的时候，按照家乡的规矩，该裹脚了。
那时，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统治近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长期禁锢和统治人们的封建意识、封建陋习还没有革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裹脚仍是很多女孩子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历程。
母亲给赵一曼裹脚，却被赵一曼几剪子剪掉了裹脚布，还当着客人的面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曾说她“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
赵一曼13岁时，李鸿绪病逝，大哥大嫂成了一家之主，他们管束不了赵一曼，就准备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谁知媒婆刚上门，赵一曼割了一把浑身利刺的藿麻，指着媒婆说：“如果再来管我的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们！”
13岁的女孩，已经流露出了性子里的倔强和刚烈。
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也是赵一曼的革命领路人。她自小在郑佑之主持的新式学堂里上学。1924年，19岁的赵一曼加入共青团，二姐李坤杰也成了她发展的团员。
次年，在郑佑之和李坤杰的协助下，赵一曼从自己的封建家庭里逃了出来，到宜宾县城的女子中学插班读书。21岁时，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过，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还相当缺乏斗争经验，因为学生运动中张扬激进，她很快就被宜宾女中除名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一曼离开了满是柔弱之气的女子中学，转而进了更符合她性格特质的学校——黄埔军校。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黄埔军校政治科迁移至武昌，成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赵一曼经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子队。同年入学的学生共1000多人，被称为“黄埔六期”。
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本校一样，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是校务委员，罗瑞卿是和赵一曼同期的黄埔学员。
女子队共有195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事院校女学员。赵一曼的军校同学黄静汶回忆，女生进校后统一剪短发，换男装，和男学员一样接受训练。
在军校中的赵一曼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那时的同学也只对她留下了“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刻苦”这样的泛泛回忆。
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学员，很难说是真的要培养能上阵杀敌的女战士、女将军，战争的血腥残酷就注定了男性是其中主要角色。但是，赵一曼后来能在白山黑水间带领队伍与日寇殊死搏杀，战绩卓著，这一段军校生涯应该有不小作用。
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两年，有很大的“速成班”色彩，而赵一曼的军校生涯还不到半年。
1927年，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继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残酷破坏。赵一曼不得不结束军校的学习，化装成逃难农妇到达上海。
上海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
李坤杰对赵一曼的记忆基本上就止于她进入黄埔军校。在这之后，赵一曼遇到了她的爱人陈达邦。
赵一曼的一生很短，只有31年；她与爱人共度的时光更短，仅仅一年。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
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
陈达邦是黄埔五期学员，算是赵一曼的“学长”，但此前并不相识。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悉心照顾。
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赵一曼的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学生证号为807。他们的课业繁重，有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当然首先要过语言关。赵一曼从没接触过俄语，也是陈达邦从旁指导。
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为夫妻。
陈掖贤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回忆起和母亲在莫斯科时的生活，曾经感慨地说，“那的确是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久，赵一曼怀孕了，他们爱的果实即将降生，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令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赵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无法再继续学业，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影响陈达邦的学业，便主动向旅莫支部书记提出：中断学业，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分别来得实在太快。
赵一曼回国后，曾短暂借住在好友、地下党员郑易楠的家里。据郑易楠回忆，赵一曼曾说起，陈达邦也想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回国。陈达邦拗不过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赵一曼，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1928年11月，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对于这段经历，赵一曼曾对郑易楠回忆，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他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她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在宜昌，赵一曼早产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陈掖贤。不过，陈掖贤的名字是后来堂伯给起的，赵一曼只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宁儿”，取自她本名李坤泰时的字“淑宁”。直至牺牲，赵一曼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孩子起个大名，在最后的遗书中，仍称儿子为“宁儿”。
不久，赵一曼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上海，开始了隐蔽的工作。她那时用的名字是李一超。“一超”是她在宜宾女中时给自己起的名字，放弃“李坤泰”的原名，表示与旧家庭决裂。当时，李一氓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赵一曼扮作他的妹妹，“李一超”和李一氓正好也像兄妹排序，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
1929年秋天，赵一曼受党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赵一曼化名姓高，与扮作教师的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成了一个家庭掩护机关工作。结果，刚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三百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脱险。
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赵一曼只能怀抱幼儿返回上海。而此时的她身无分文，只能用陈达邦送的怀表换了一张船票。
几次险象环生的经历，让赵一曼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带着孩子，对地下工作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孩子和革命，赵一曼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后者。
1930年，赵一曼抱着儿子，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合影，然后，她找到陈琮英，和她一起把儿子送到了武汉陈达邦的堂兄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
骨肉分离时，宁儿才一岁零三个月，从此，母子俩生死两茫茫。
红妆白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
和迅速成为抗联著名领导的杨靖宇、赵尚志不同，赵一曼最初并不在抗联的队伍之中。她终归是个女性，并不适合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与敌人搏杀。赵一曼从事的是城市中的地下工作。
1932年秋天，地下党员、《国际协报》社副刊编辑方未艾在哈尔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了化名“李洁”的赵一曼。
方未艾在《与赵一曼相处的日子》一文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赵一曼的情景：
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被称为李洁的大姐，就是在1937年7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同志。
此时的赵一曼，是一副贵妇人的打扮。实际上，进入东北后，她的掩护身份也多有变化。最初，她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纱厂做女工。1932年秋，赵一曼被派到哈尔滨做工会工作，她与化名老曹的满洲总工会负责人黄维新假扮夫妻以掩护工作。
他们租住在哈尔滨南岗区一间白俄的房子里，这里既是住所，也是满洲总工会机关。在这间屋子里，赵一曼经常彻夜刻印宣传品，第二天再分发出去。赵一曼和老曹还一起领导了哈尔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电车工人大罢工。在罢工中，赵一曼展现了突出的组织能力，很快被任命为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3月，中共哈尔滨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老曹不幸被捕牺牲。赵一曼身份暴露，处境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
这时，赵一曼又面临抉择。留在哈尔滨继续工作，风险不言而喻；撤离东北，可保安全，但在东北的工作也就终止了。
这两条路，赵一曼都没有选。她找到党组织，要求到哈东游击区去。这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肄业生，主动请战，要到战场上去。
行前，赵一曼到做地下工作时的亲密战友方未艾家告别。
方未艾想和“李洁”大姐喝杯酒饯行，赵一曼却说：“我不想喝你这时秘密的送别酒，你如不离开这里，等我带着队伍解放了哈尔滨，那时我再喝你公开的欢迎酒吧。”
分别前，赵一曼写下一首《赠友留念》送给方未艾：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今朝苦别离，他日喜相见。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只是，那杯“公开的欢迎酒”，方未艾再也没有机会和“李洁”大姐喝了。
赵一曼被派往哈东地区的珠河县，任县委特派员。
珠河县现在改称尚志市，以纪念抗联名将赵尚志。赵尚志任抗联第三军军长时，哈东地区是主要的游击区。那时的赵尚志是抗联部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敌人对赵尚志恨之入骨，悬赏中开出了“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一两金”。
值得一提的是，赵尚志和赵一曼一样，也是黄埔军校的肄业生，他是黄埔五期，上了一年军校后国共合作破裂，他被派往东北开展游击斗争。
赵一曼进入抗联的队伍，很快展现出了不凡的军事素养，被任命为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
当年的抗联战友韩光曾回忆，敌人扫荡得厉害了，抗联战士就躲在深山密林的地窖里。大家只谈如何打日本人，也不拉家常，不提真名实姓。赵一曼最喜欢和他谈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她曾说，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
赵一曼那时的化名仍是李洁，因为身材消瘦，战友和当地群众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瘦李”。
抗联中的女战士不多，像赵一曼这样能文能武、能指挥打仗的女性就更少了。她在抗联部队中的名声很响，于是就有了一个误传，说她是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也不分辩，干脆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化名“赵一曼”，这个名字很快传开了。
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的威胁。当时日伪报纸曾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她被捕后，一份全日文的报纸更是以头版头条浓墨重彩刊登此事，标题为《匪徒密林中溃走，赵一曼、王惠堂被俘》。
敌人或许无法想象，他们眼中的彪悍“赤匪”赵一曼，只是一名患有肺病、身形瘦削的四川女子。
1935年秋，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珠河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军主力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主力部队远征后，赵一曼继续留在珠河铁道南北，领导游击战争。
11月15日，赵一曼所在的部队五十余人被三百多名日伪军包围。
在僵持了6个多小时后，赵一曼决定突围，她左腕负伤，滚下了山崖。
醒来后，赵一曼发现自己被战友转移到了山沟的一间窝棚。几天后，日伪军搜山队发现了他们，再次发起攻击。
一颗子弹穿过了赵一曼的左大腿骨，她被捕了。
甘将热血沃中华
从被捕到牺牲，赵一曼挨过了七个月。七个月中，她拖着残体，忍受着敌人的酷刑，坚贞不屈地与敌人斗争着，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这七个月，是赵一曼短暂一生中最绚烂的篇章，在后世书写赵一曼的文艺作品中，都有重点描摹，让人们看到敌人的残忍与赵一曼的坚强。但是，近年来的一些文艺作品，甚至是某些以纪实、揭秘为名的作品，却时常出现另类视角，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通过演绎、戏说制造骇人听闻的细节，以博关注。
2009年，一本赵一曼传记的作者被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告上法庭。在这本书中，作者用大篇幅描写了赵一曼的受刑过程。作者的着眼点让人瞠目，各种酷刑极为细致，其中有大量暴露女性身体的文字，还有在酷刑中的各种生理表现及受刑后的伤情状态，满纸鲜血淋漓。
法院最终判决陈红胜诉。作者承认，那些描写所依据的并非真实史料，而是在以往文艺作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历史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曾审讯拷打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1955年的笔供复印件，留下了赵一曼苦难经历的一个片段。
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野泰治曾担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等职。赵一曼被捕时，他正好在珠河县督办追查抗联，成了刑讯、枪杀赵一曼的头号刽子手。
日军击中赵一曼的是三八式步枪，即通称的“三八大盖”。这种步枪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武器，精度高，射程远。与同时代的步枪相比，其杀伤力并不算大，但是其细长的子弹极易造成贯穿伤害。
赵一曼腿部的伤口很大，流血过多，随时有生命危险。大野泰治怕赵一曼未及审讯就死掉，当即就开始了刑讯。
根据大野泰治的交待，赵一曼当时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不断地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
即便是伤成这样，赵一曼的身上仍有一种令敌人胆寒的力量。大野泰治见到赵一曼的第一眼，就被吓住了：“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野泰治问赵一曼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情况时，她编造些假话对付敌人，回答得坦然、明快。问到部队的事，赵一曼都说不知道。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地位，赵一曼回答说和共产党没关系。当大野问她为什么抗日时，赵一曼说：“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杆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几度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
大野泰治撬不开赵一曼的嘴，转而加紧刑讯其他被关押的人，初步了解到赵一曼是县委领导，认定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大野泰治自然更不会放过这个重要人物了，他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一边治疗，一边审问。
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后，关进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看守所。她腿部伤口溃烂化脓，生命垂危。敌人为了得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在医院的三个月，赵一曼成功争取了看守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两个人在1936年6月28日晚上的一场大雨中，成功把赵一曼从医院背了出来。三人先是乘着雇来的小汽车，然后又把伤重不能行走的赵一曼转入轿子，最后轮流背着她，一路逃向抗联的游击区。
惜乎，在距离日伪最后封锁线只有20公里的时候，他们被敌人追上了，功败垂成。
赵一曼把越狱的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只说是自己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其实她怎么可能有“重金”，逃跑过程中雇车、雇轿子的钱，是韩勇义变卖了自己的嫁妆。最终，董宪勋在狱中被折磨致死，韩勇义虽然被释放，但也被酷刑摧垮了身体，几年后病逝，年仅29岁。
赵一曼则遭到了敌人更疯狂、残忍的刑讯。至今，哈尔滨公安局还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里面记载了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的全部过程。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档案记载显示，直到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赵一曼的这个自称是对他们的戏谑藐视。在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了。
日寇最终意识到，他们对赵一曼施加的种种酷刑都是徒劳，他们决定不再白费力气了。1936年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
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从容镇定。这个世上，儿子是她最后的牵挂。她向押送的警察要来纸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
遗书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赵一曼的审讯档案材料全部以日文书写，在档案材料的最后，附了这封遗书的日文译本。赵一曼遗书的内容得以留存至今：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在珠河县的小北门，赵一曼英勇就义，时年31岁。
2 0年后，当年的宁儿、已经28岁的陈掖贤，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他痛哭着抄下了母亲的那份遗书。
回到家后，陈掖贤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没有机会体会的母爱，伴着“赵一曼”三个字陪伴了他的终生。
为了革命，为了抗日，赵一曼离别了爱人，离别了襁褓中的儿子，放弃了作为女性最珍视的情感。因为她的人生，有超越情感的主题。
这个主题，她抒发在了一首慷慨激昂的《滨江抒怀》之中：“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这个主题，她用生命去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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