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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红色恋情追溯英雄们的情感世界重庆晚报数字报 [打印本页]

作者: 思雨 时间: 2015-8-21 06:40:30 标题: 红色恋情追溯英雄们的情感世界重庆晚报数字报

　当伤痕累累的志士们当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特务们外强中干、耀武扬威的威逼和强迫下走向刑场时，除了他们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之外，在这个浮生芸芸的世界上，他们最牵挂和不舍的还有什么？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爱”——使人类生生不息、让世间幸福美满、令生命甜蜜如花的爱！为此，本报记者精心筛选采写了以下“红色恋情”经典故事。从这些或详或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红岩英烈们毕生为芸芸众生追求幸福未来的同时，自己的爱情却是如此曲折凄婉又充满革命和人性的绚烂光彩。
　　人物小传

　　姜绮华，著名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重要原型许晓轩的妻子。
　　许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年生活》月刊主编、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等职。1940年4月，许被捕，辗转关押于贵州息烽监狱、白公馆看守所，于“11·27”大屠杀时英勇就义。
　　姜与许1935年在家乡江苏江都结婚，共同生活了六年，后于1946年随许家迁往上海。解放后姜在政府机关从事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直至上世纪70年代退休，至今仍居住在上海静安区昌平路一个幽静的小区内。
　　姜绮华：
　　革命者的婚姻背负了一种责任
　　“跟现在的感情相比，那时候革命者的婚姻在多了一份真诚与忠实之外，还更多地背负了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责任。”说这话时，一种异样的光彩在姜绮华老人的眼中闪烁。
　　红色爱情的最亮点
　　在嫁进许家前，年方二八的姜绮华从来没有见到过许晓轩。他们俩的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绳。当时许父在钱庄做经理，姜父则是钱庄会计，他们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
　　“结婚那天，吃过早饭便上轿，整整抬了将近一天，才将我从娘家抬到他家。一路上周围全是眼睛，我根本没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只是偶尔趁人不注意时朝旁边瞅了几眼，恍惚看见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斯文人。”
　　过门后，姜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从未见到过的大家庭，家里人各房管各房的事，非常独立。而她对丈夫的敬意一直有增无减：“晓轩是个才子。以前在仙女庙读私塾时，老先生出上联‘柴门闻犬吠’，他马上对出下联‘茅店听鸡鸣’。”
　　姜敬佩丈夫还因为她知道丈夫是一个革命者。许从私塾毕业后参加了进步知识分子陈世德举办的外语讲习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婚后，许又前往无锡，在公益铁工厂任会计。为了组织军需生产，他全心泡在厂里，连孩子生病住院也顾不上去看望。偶尔姜埋怨他不顾家，他都耐心解释：“我不是不爱孩子，实在是工作抽不开身。有国才有家，只有国家安定了，才会有家庭的安宁。”在他的劝导下，妹妹许永清也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可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为人热情侠义，经常带革命志士到家里小住。不知怎的，其中一位就将痢疾传染给了我们一岁的儿子，送到医院已经没救了。”即便如此，许也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1939年随厂来到重庆后，许在外面奔波的时间更多了。“逢礼拜天他有空时，他就常带我和许多朋友到自家后山去玩。我们说说笑笑，他偶尔也讲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给我听。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要发展我参加革命。而对我来说，那段快乐的日子就是我们爱情的至亮点，一直埋藏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宁死不屈与一生不嫁
　　1940年4月，许晓轩不幸被捕。此时，他们的女儿仅出生八个月。“家里人全瞒着我，只是说他出了差。可是我觉得不对：即使出差，也应该有信或者电话传消息呀。直到后来他们才将这个噩耗告诉我。”
　　得知心爱的人遭此噩运，姜悲痛之下染上严重的肺病，足足在家躺了三年。牙牙学语的女儿每次问她“爸爸到底是什么样”时，她都心如刀绞。三年来，她托许的大哥四面想法营救，可一切都是徒劳。丈夫辗转托人从狱中唯一送出的东西，便是一张字条，上面请家人捎20元给他，他想和家人见面。
　　姜老回忆说，记得一次许的大哥得到消息，趁空袭放警报时来到监狱外，远远看见许被士兵押往防空洞。“他穿着囚服，人瘦得不成样子。他们远远地互望了一眼，可在凶神恶煞的士兵监视下，连一句话都说不上。”
　　姜听说，丈夫得知党正设法营救他时，用铅笔在一包香烟的薄纸背面写上“宁死不屈”四个字，表达自己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他曾在白公馆与难友一起积极进行越狱准备工作；狱中难友宣灏传看狱中挺进报时被特务发现毒打，他挺身而出掩护宣灏。老人感叹：“他天生一副硬骨头，只想着革命，想着别人，却总是忘了自己。”
　　1946年，姜随许家迁到了上海，担起了养家与教育女儿的重担。“女儿性格和她父亲一样，做事不张扬，有了好东西总是分给大家吃。在她身上，我能看见晓轩的影子。我一直相信，我们可以盼到合家团聚的那一天。”
　　可是她的梦想最终破灭了。1949年，当许晓轩被害的消息通过组织传到她耳边时，她整个人都崩溃了。那时她的肺病复发，整个肺叶坏了一大半，无法远赴重庆认领丈夫的遗体。“但我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去看看我的爱人。”
　　她的愿望在1981年实现了。此前，她独自带着女儿过活，寡居了整整30余年。当她摸着烈士墓那白色的栏杆时，泪如雨下：“晓轩，我回来看你了。”当时，白公馆旁那株石榴花像烈士的鲜血一般，繁茂红艳。
　　在姜老太的床头，一直放着许晓轩生前的照片，上面显然时时拂拭，毫尘未染。“许晓轩曾经留下遗言，除了让我好好带孩子，还得考虑自己的事。虽然我和他只有半生的缘分，但我这一生都丢不下。后半辈子，就让我一直陪着女儿吧！”
　　人物小传

　　冯玉琴，红岩烈士单本善之妻。
　　1938年，单在重庆参加了进步组织“战时知识训练班”，开始献身党的事业，曾任《陪都晚报》编辑主任，并利用专栏以笔作枪，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9月18日，单被捕，11月29日在松林坡被害，时年36岁。
　　冯与单1935年相识于重庆，1940年结婚，共同生活了10年。单牺牲时，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未足年，女儿尚未出世。
　　解放后，冯在组织安排下与一老八路结婚，生有两女一子。
　　冯玉琴：
　　不能忘啊，坐在家门口的爱人同志
　　晚年的冯玉琴，曾独自生活在七星岗德兴里的一套旧房里，屋里的摆设陈旧而简洁。记者到冯家去过两次，相处了整整半天，但她仍然时时记不起记者是何许人也，甚至记不起自己有几个孙子孙女。长期的艰苦生活对她的影响太大，长了几十年的脑瘤更是严重损害了她的记忆与思考。但是那些苦难与幸福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岁月，却像烙印般深深留在她的脑海里，任疾病与衰老都不能洗去。
　　“怪人”求婚，缘起缘定
　　冯玉琴与单本善最初的相识颇带几分喜剧色彩。
　　冯10多岁就随父母从老家宁波逃难到重庆江北，一家老小就在江北一间阴暗潮湿的篾条屋里勉强度日。每天中午，他们不得不到公用的堂屋里吃饭。“那时门口摆了个算命摊兼书摊，晚上就放在我们堂屋里。每天一到吃饭时对面税警队就出来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地坐在书摊上，一双眼睛直往屋里瞧，瞧得我心头一阵发毛。我对父亲说，那人怪怪的，不像好人。”
　　略通文墨的冯父很快被单本善出色的谈吐所吸引，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冯父没有想到，单对清纯可人的冯玉琴早就一见钟情，一切行动都是有的放矢。
　　可是在少女的眼里，单的行为都是那么古怪：他定时定点出现在门口那条老木凳上，虽然在跟父亲谈话，可是眼角余光却有意无意地瞟着她；他谈起时局形势如数家珍，说起孙中山、冯玉祥就慷慨激昂；他写了一封“文言文”给父亲，信上龙飞凤舞的字迹更让她摸不着头脑。“我当时有点察觉，只好暗暗祈祷，这个怪人别是看上我了吧？”
　　但冯父看到单的求婚信，赞不绝口：“这小子有文采！将来玉琴跟了他一定有出息！”于是，两家的婚事就这样订下了。
　　可冯玉琴还是看不惯这个“怪人”。单来到家里，她黑着脸不愿到堂屋里见他，甚至不愿跟他端茶倒水。单觉察到了玉琴的不满，打算主动放弃这段感情，便以旁人的口气用左手执笔给冯家写了一封信，称自己已被当地土匪杀害。冯父硬是不信，让冯母带着玉琴去找寻单本善。结果在双方父母撮合下，两人终于喜结连理。
　　与两代烈士的永诀
　　婚后，单本善对冯玉琴几乎是百依百顺。次年，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单本善将他取名叫“去非”，“我的名字叫本善，可是这个社会并不是有很多的善良，所以这个儿子叫去非。”当冯问他以后的孩子取什么名字时，他很干脆地回答，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去恶。
　　1947年，单编辑主任的职位被解除后，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得不跑单帮做小生意，后来又拿出自家收藏的不少进步书籍在自家门口摆起了书摊。
　　冯玉琴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捕、从新世界饭店押至白公馆的全过程。“几个挟着盒子枪的便衣特务提起本善的膀子往后一扣，铐起就走。他强有力地一扭头，叮嘱我：‘莫哭，没关系！’”
　　“那时候我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还怀着一个，身上分文不名。母亲只好出去给人当保姆挣钱。朋友偶尔送几块钱给我们，都是掩得严严实实地给我，生怕被特务发现。小女儿从出生起便没见过父亲，连她的脐带都是我自己剪断的。”
　　丈夫被捕后，冯曾在送东西时见过丈夫一两面，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她只能一个劲地流泪。单说：“我连死都不怕，你怕什么？”听了这话，士兵用枪托子使劲砸他。
　　冯玉琴永远都忘不了在丈夫临终前的见面。“解放前两天，好像出于某种感觉，我跑去了新世界监狱。我挤到最前面，听见里面在点名，许多士兵将我们狠狠往后推。我死死地瞪大眼睛，看着一个个被反绑着走出来的‘政治犯’——最后一个正是他！我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本善！”他挣脱看押的士兵朝我扑来想要拉拉我的手，可是却没能成功。在那一片喧闹声中，我只听见他对我说：‘好好把孩子带大！’接着就被推上了刑车。我在后面哭喊着追刑车，跌了又爬起来再追，直到再也看不见刑车的影子。”
　　当丈夫被害的消息传到她耳里时，她悲恸过度昏了过去。不顾众人的阻拦，她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烈士墓，没有发现丈夫的尸体，却看见一口口黑色的棺材。
　　冯玉琴在诉说这段经历时，声音有些哽咽，却没有眼泪。她说，从那时起，她的眼泪便已经干涸了。
　　解放后冯玉琴受到组织上照顾，先后在行政干部学院等单位工作，1979年退休。
　　“1981年重庆发生特大洪水时，二儿子去恶为抢救国家物资而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小女儿原名小英，长大后她自己改做继烈，意思是继承先烈遗志。他们都没有辜负父亲对他们的期望。”
　　一个女人，背负着两代烈士的悲重与骄傲。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不搬到成都与儿子女儿享清福时，她称忘不了以前和丈夫在一起度过的艰苦岁月：“大风吹垮了一半篾条房，我和本善就住在另一半里，在风雨中说着将来的事……”
　　人物小传

　　盛国玉，渣滓洞脱险志士，中共地下党员、革命者余梓成之妻。
　　1947年，盛经人介绍与余梓成成亲，开始从事地下秘密活动。1949年11月27日，盛从渣滓洞脱险后在西南医院与丈夫重逢。
　　解放后，盛一直在垫江日杂公司工作直至退休。她丈夫余梓成曾任县一中校长，73岁时病故。
　　盛国玉：
　　我们的爱情经过生与死的考验
　　晚年的盛国玉老人住在垫江东外街整齐的小高层楼房中，卧室里挂着亡夫余梓成的照片。30多年来，这张黑白照片伴她度过了无数黑夜与黎明。用她的话来说，“我们的感情是经过了生死考验的，否则不会如此坚固。”
　　志同道合的爱情之路
　　1944年，盛国玉从垫江师范附小毕业后，在大石乡小学教语文，一年后回老家沙河务农时，亲戚为她介绍了一门亲事，对方便是正在重庆巴中读书的余梓成。
　　“他来过沙河一趟，过路时和我打过照面，只觉得他很高，相貌和善。”盛父去“相”过一次亲，回来只说了句“不错”。下半年，盛父因病去世，那句“不错”便成了盛国玉对未来丈夫无限憧憬的唯一依据。
　　1947年，盛国玉与余梓成成婚。“8月大暑天，轿夫从早上抬到下午两点半，才把我俩从沙河抬到家。路上我俩没说话，可每次瞅见他都是笑眯眯的。”
　　余家有五子三女，当家的任务全部落在两个先进门的嫂子身上。而余梓成当时还在重庆上学，只是放假才回垫江。“他对我很体贴，每次回家都忙着帮我劈柴烧火磨豆花。天气热时，我们吃过晚饭便手牵手在田垄上散步。”
　　余毕业后便到垫江峡口中学教书。通过余的介绍，盛国玉认识了女地下党员龚芝阳。她们相处了一个星期，龚教会她许多革命道理。“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丈夫告诉我，只有和她这样的新女性在一起，我才能进步。我相信他的话。”
　　从那时起，余经常让盛国玉从城里带挺进报及一些革命著作回家阅读，并再三嘱咐她：“不要在路上耽误，更不要让别人看这些书。”从余的神情中，她看出了异样，但她并没有追问。“我猜到他是什么人，但我觉得他这样做是正确的。我知道他的苦心：他想发展我加入地下党，这样我们才能在感情与志向上保持完全一致。”为了让盛更快地接受新思想，余托熟人将她调入小学做伴习，让她能更方便地与龚等革命者进行交流。
　　正当盛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革命力量时，1948年，盛不幸被捕。那时，距离党组织准备发展她入党的时间只差两三个月。想不到这一耽误，竟耽误了整整48年!
　　迟到的幸福
　　在垫江县警察局里，西南长官司公署的特务对盛国玉进行了刑讯，要她交代地下党在垫江的组织情况和爱人余梓成的问题。在残酷的电刑摧残下，盛痛得大叫，可是她咬紧牙关不吐一字。无奈之下，特务将她押到女监与一批吸大麻、吗啡的女犯关在一起。“特务要她们喝我的血。看着那白森森的牙齿，我害怕极了。可是，我绝不会出卖自己的丈夫!”
　　不久，盛国玉、傅伯雍等四人被押往重庆渣滓洞。
　　余梓成从亲戚口中得知妻子被捕的消息后，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查，四处躲藏，同时暗暗打听她的下落。后来他听说盛被押到了重庆，曾只身徒步流浪到重庆寻访她的下落。可是在戒备森严的围墙外，他一筹莫展。
　　1949年，盛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春节。她想念着铁窗外的丈夫和亲人，可是看看周围：一众“犯人”都在监狱特许下快乐地唱歌、扭秧歌。“渣滓洞关押着20多个女犯人，包括杨汉秀、左绍英等，大多数都是已经成了家的女人。可是平常我们很少谈起家里的丈夫和亲人，只是把思念深深藏在心底。那时候，只有加倍地坚强才能减弱心中的思念与痛苦。”
　　1949年11月27日，盛逃脱了大屠杀，成为渣滓洞唯一脱险的女幸存者，被一群学生送到了西南医院。余梓成在垫江得到她脱险的消息立马赶到了医院。
　　没有什么词语能形容他们夫妻俩劫后重逢的激动与感伤。“我们见面后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
　　盛在医院休养了几日后，准备回垫江。由于盛旧伤未愈，余便和几个挑夫抬着滑竿，冒着12月的凌厉寒风徒步走了一天多，才回了垫江。
　　解放后，盛先后被组织安排到群众委员会、日杂公司等单位工作。由于监狱生活留下的后患，医生建议她不要孩子。“梓成一直担心我的身体，称生不生、抱不抱养都无所谓。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断后。”不顾余的反对，她在35岁时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刚满月便夭折了。两年后，她冒着高龄产子的危险，终于顺利生下了女儿余琼。
　　1973年，余梓成去世，葬于垫江烈士墓。每年清明，盛国玉都会去祭拜她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是她人生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
　　余琼听说过父母以前的事，偶尔还会听母亲哼起以前的革命歌曲。据说在“文革”时，她父亲因为做过中学校长而被打成走资派，母亲则被下放到县农场劳教，直到1979年才平反。“可是这些母亲从来都不给别人说。她对父亲的忠诚和对党的忠诚是始终如一的。1996年，在组织的特批下，她以70岁高龄入党，终于实现了父亲对她的最大期望。”
　　记者注意到，余家的相册里没有合家欢。余琼告诉记者，父亲生病后觉得自己不行了，可仍不愿打扰母亲的工作。因此，他只是将女儿叫到身边拍了张照片留念。不久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毕竟我们经历过劫后余生的幸福，这就够了。”盛国玉泪光莹然。
　　记者陶青
　　王蓉隆准

　　许晓轩

　　许晓轩遗孀姜绮华

　　红岩烈士单本善

　　冯玉琴老人在追忆

　　盛国玉的丈夫余梓成

作者: 浪淘沙 时间: 2015-8-21 06: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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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思雨 时间: 2015-8-21 22:11:37

浪淘沙发表于 2015-8-21 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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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伤痕累累的志士们当年戴着脚镣手铐在特务们外强中干、耀武扬威的威逼和强迫下走向刑场时，除了他们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之外，在这个浮生芸芸的世界上，他们最牵挂和不舍的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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