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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矛盾论的现实应用：毛儿盖会议，毛主席这样争取陈昌浩、徐向前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4-8-24 12:50:20 标题: 矛盾论的现实应用：毛儿盖会议，毛主席这样争取陈昌浩、徐向前

矛盾论的现实应用：毛儿盖会议，毛主席这样争取陈昌浩、徐向前 2024-08-07 13:00

发布于：天津市

《矛盾论》是毛主席最经典的文章之一，也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思维方法。毛主席通过《矛盾论》告诉人们，
矛盾是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物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地位转化
等许多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这些意味深长的哲学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矛盾论》的经典思维有很多，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点。仅以这点为例，毛主席一生就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可供人们借鉴。如在遵义会议上，他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当时最急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挽救了党和红军；如在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救国。
毛主席不仅是哲学大师，更是用哲学思想指导实践的大师。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能力上。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不久，随着“蜜月期”已过，两军的分歧日渐增多，隔阂和矛盾越来越深。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同时解决组织人事问题，从而团结两军共同行动。
中央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而张国焘认为中央整个的路线都是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心里都清楚：
张国焘之所以紧紧揪着政治路线问题，是他要利用这个话题“逼宫”，用他目前人多、枪多的优势条件，借机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咄咄逼人的张国焘做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并且承认了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的失败和挫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又打算大搞权力分配，试图往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里塞四方面军的人。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又做了让步，决定陈昌浩、周纯全都进入政治局，并让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红军前敌指挥部，实际上赋予了他们对整个红军的指挥权。
为了团结张国焘，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让步到只剩下基本原则了，唯一的要求就是共同北上，可张国焘还是不满意，他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但在政治路线、组织人事等方面没能全面确立其优势地位，他倍感失落，因而怒气冲冲，以致对中央怨气很深。
对会议的结果，陈昌浩也附和张国焘，认为中央“抹杀”了四方面同志的意见。
1960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主席将沙窝会议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沙窝会议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会议就军事路线问题达成一致，决定兵分两路，北进夏河地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会后，两支主力大军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红3军团、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为右路军；红军司令部率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红9军团为左路军，左路军实际上由新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统领。
中央同右路军率先进军，陈昌浩、徐向前以红军前敌指挥部名义指挥右路军迅速北上。但左路军则迟迟未动，朱德反复催促张国焘，张国焘充耳不闻。
因为张国焘对沙窝会议的北上决议反悔了。他属意的进军方向是阿坝地区，这里是川西藏族的中心，被誉为“藏区的成都”，但是阿坝地区的居民均为藏族，藏汉矛盾很深，在那里无法扩大红军，更难以发动群众，也没有可供大军长期停驻所需要的粮食，并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
可是，不管谁劝，张国焘就是认准阿坝了，除了这里他哪儿也不想去。

党中央和右路军停留多日，迟迟不见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不但中央着急，连跟随中央一起行动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着急了。虽然在沙窝会议上，陈昌浩对中央有不少意见，但是此次一起行动，他与中央倒是合作得十分融洽。
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行动方针。
会议首先由毛主席作报告，他力主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毛主席的理由是，红军如果向黄河以西，敌人则会在黄河东岸构筑防线，这样将把红军封锁在河西。黄河以西，人口少，经济落后，不利于长期发展。为了革命前途，红军要北上，更要向东发展。毛主席强调说，这将极大关系到党和红军将来的行动。
随后，陈昌浩、徐向前的发言令毛主席十分欣慰。
陈昌浩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快速北上，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陈昌浩总结了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经验，他提出有创造根据地的决心，然后才能扩大红军，创造苏区。
陈昌浩还说，（右路军）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对于张国焘拖延北上，陈昌浩也表示了反对，他指出：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
徐向前也持同样态度，他认为：
中央早已决定的原则性问题，不容置疑，部队的一切战略行动方针都要在中央的决定下执行。
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主要研究的是红军的军事行动部署，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上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以往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互相指责、纠缠不休的局面，
只谈如何走的问题
。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的政治智慧、处事策略。
毛主席懂得：
与张国焘的争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不顾敌情，继续争论到底是谁对谁错，其结果只能是加剧红军内部的分歧。
毛主席深知：
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要使得矛盾双方协同运动，共同推进事物的发展。
形势的危急和战事的紧迫使大家没时间详细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只能是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
毛主席运用矛盾论的方法，盯住主要矛盾，把政治问题和历史老账先搁置一边，集中精力解决往哪儿走的问题。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陈昌浩很痛快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抓住了关键环节，找准了主要矛盾，所以毛儿盖会议开得很顺利，也取得了预期目的。
再有一点，毛主席要在领导权上争取主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后，实际上把红军指挥机关一分为二：党中央是一头，红军总司令部是一头。按理说，中央管方针路线，总司令部管具体指挥。但是张国焘明摆着和党中央不是一条心，他有自己的打算，要不然他总想去阿坝做什么?
毛主席当然不会坐等张国焘调头来“指挥”党中央，毛儿盖会议的目的就是定下行动计划，以中央决定的名义让张国焘来执行。要让左路军来靠拢右路军，而不是相反。
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讲就是：
“不懂得这种方法，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主席对陈昌浩、徐向前最后时刻的所做的争取，也是成功的，无形中埋下了张国焘日后众叛亲离的种子。
这期间，张国焘每次发来的电报，陈昌浩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每一步行动的打算都是清楚的，陈昌浩、徐向前也没有给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单独下过任何命令。
虽然迫于张国焘的权威，右路军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不敢违拗张国焘的命令，并在后来短暂地与中央分道扬镳近一年时间，但历史证明了中央和毛主席北上政策的正确。最后，中央顺利抵达陕北，早于四方面军一年时间结束了长征。
毛儿盖会议，实际上沿用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时的策略，集中精力攻其一点，揪住主要矛盾全力解决。
对此，周恩来是深有体会的，他说过：
“（遵义会议），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
周恩来十分钦佩毛主席的策略：
“（遵义会议的成功），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抓住主要矛盾，并不是意味着放过其他次要矛盾。但明确了主要矛盾，就明确了中心任务，就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抓住主要矛盾，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上的策略，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们都知道，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但有时会同时遇到很多事，免不了让人焦头烂额、手忙脚乱，不知如何下手。这时应该寻找到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先集中力量解决之，尔后再对其他问题个个击破。
往往解决了最主要的矛盾，人就会缓过来，得到喘息之机，再慢慢处理后面的事。
也就是说，搞懂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提高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精准度。
《矛盾论》博大精深，我们学习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就是要研究它背后的原理，用它来分析矛盾、化解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一句话，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正确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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