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陈云同志是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尊敬爱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朱老总和陈云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朱老总侧重于军事，陈云同志侧重于财经。尽管两人分工不同，但作为军事家的朱老总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经济建设；作为经济专家的陈云同志也为军事工作给予了极大关注，在长期的交往中他们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谊与交往，对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战争年代，陈云同志十分尊重和信赖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领导与指挥。1934年，在李德、博古等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接连失利，形势日益严重。这一现象引起了陈云同志的关注，他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意见书，对游击区的斗争策略提出了独特、精辟的见解。经中央同意，陈云同志的文章在苏区机关刊物《斗争》第72期上全文发表，极大地振奋了干部、群众的斗志。然而，却没有挽回红军失败的命运。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撤离之前，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向红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并决定由陈云担任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陈云同志赴任前，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老总亲自找他谈话，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朱老总不仅向陈云同志介绍了红五军团主要领导人的情况，而且还向他坦露了中央的意图，即突围中，红一、三军团作开路先锋，八、九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苦的殿后掩护任务由五军团担负。陈云同志过去没有在红军中担任过职务，对部队的情况不了解，也没有作战经验，一下子就挑起这样的重担，足见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朱老总对陈云同志的信任与器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陈云同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与朱老总一起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对左倾错误思想给予了坚决斗争和彻底清算。不仅如此，陈云同志还在传达遵义会议、宣传红军长征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充分肯定。会后，陈云同志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行军路上作了传达。受党中央指派，陈云同志专门前往上海和莫斯科向世界宣传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其间，陈云同志以“廉臣”为笔名，从一个随队军医的视角，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详细生动记述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丑化朱、毛等共产党领袖的行为，陈云同志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客观公正地描写了毛主席、朱老总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他写道：“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朱、毛“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敬仰与钦佩。
1942年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当时文艺界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主张脱离政治；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等等。对于这些文艺界发生的争论和错误思想，毛主席和朱老总都有具体明确的意见，陈云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正确主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做出了积极努力。会前，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会上，针对部分文艺工作者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朱老总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突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改造自己。最后，毛泽东作结论的时候首先说：“其实总司令已经作了结论了。我的意见是和他差不多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陈云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决策指示，积极推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对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触动很大，这次会议也进一步扩大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朱老总和陈云同志一起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1950年6月1日至10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中央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同志，经中央决定参加书记处工作，并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组成三中全会的主席团。会后不久，任弼时同志逝世，陈云同志正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陈云成为五大书记之一，毛、刘、周、朱、陈成为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年富力强，工作尽心尽责，深得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信赖，被委以主抓财经工作的重任，从此陈云同志正式以“经济专家”的身份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陈云同志不负众望，以伟大的气魄和非凡的才能打响了反对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战斗，最终赢得了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高度评价。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朱老总对经济工作十分关心，当时陈云和薄一波同志在中财委工作时，朱老总几乎每周都要听取情况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经济工作。朱老总特别重视手工业生产情况，只要是手工业代表会议请他参加，每请必到。1954年，全国第四次手工业代表会议召开，朱老总和陈云同志一起参加了会议并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朱老总和陈云同志在很多方面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思想和冒进。1957年，陈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他强调，经济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他的一些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在当时受到了毛主席的误解，被认为是“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朱老总赞同陈云同志的正确观点和主张，对陈云同志给予了支持。
庐山会议上，朱老总和陈云同志立场一致，不同意对彭德怀的错误批评，却又无能为力。陈云同志选择沉默应对，在庐山会议上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林彪一伙向毛主席汇报时说他“像一尊活菩萨”；朱老总选择用举半个手的方式来表示不满，在通过批评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决议时，朱老总只是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可见他们两人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朱老总和陈云同志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1966年8月，朱老总和陈云同志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朱老总和陈云同志由排名第四、第五分别降为第九、第十一，后来逐步被边缘化，“靠边站”了。当时，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朱老总和陈云进行攻击，污蔑刘少奇、邓小平、朱老总、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对于林彪和“四人帮”团伙的倒行逆施，朱老总和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始终不卑不亢，沉着应对，等待时机进行抗争。后来，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陈云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老总去世后，陈云同志对朱老总的后代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心。晚年，陈云同志应我父母亲的请求，于八十一周岁时分别向他们书写了老人家喜爱的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书赠朱敏。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书赠刘铮。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虽然都早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作后辈的永远铭记。特别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箴言，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崇尚真理的可贵品质。回顾陈云同志光辉灿烂的一生，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思想的独立性，他凡事都坚持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从不人云亦云。在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陈云同志不说违心话，也不做违心的事，这一点十分难得。
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代表的这一代伟大的革命者们历经艰苦跋涉，不懈探索，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开启了“中国梦”的第一章——“解放梦”，他们出生入死打天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续写了“中国梦”的第二章——“富国梦”。当前，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中国梦”的第三章“强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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