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年底出版）披露：自从1927年7月武汉分别后，宋庆龄和毛泽东各自走上了自己不同的革命道路。但是，在十多年分别时间内，两人毫无联系却不期而遇一人。此人横眉冷对千夫指，被许多人谩骂，却成为毛泽东和宋庆龄人生中最真挚的朋友。而此人在生前死后朋友不多，却和宋毛相知。这“三人行”堪称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趣的奇迹。
宋庆龄在国外流亡4年之久，于1931年8月回国。在最艰难的时候里，宋庆龄一直坚持对苏友好，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中共，成为中共信得过的政治盟友。这时，毛泽东正在中央苏区领导军民进行反“围剿”作战，但随后被“左”倾冒险主义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宋庆龄和毛泽东之间没有交往。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他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即鲁迅先生。
宋庆龄与鲁迅先生认识很晚，但是私交甚笃。
宋庆龄与鲁迅于30年代他们四五十岁时才相结识，但一经结识，即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战友。
那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1932年12月，为了反对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援助革命力量，由宋庆龄和鲁迅的友好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邀请鲁迅参加。两人由此认识。
在该同盟的第三次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为执行委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杨铨)为总干事。
宋庆龄和鲁迅是在斗争中相识的。
1933年2月，民权保障同盟揭露了政府当局逮浦爱国人士入狱和严刑拷打的黑幕，并委托同盟北平分会主任胡适，了解北平狱政治犯的情况。但是，胡适却向当局屈服、投降了，公开在上海外文报纸上发表淡话，声称“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主张保障“政府权”。他并说监狱里是“自由”的，根据仔细调查所得，没有“一点儿”严刑拷打的“证据”。他反对释放政治犯。同盟中央不得不于3月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的盟籍。
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任，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当局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鲁迅则与宋庆龄同声相应，密切配合。他特别函托北平的友人，寻寄胡适的言论材料，及时选写《光明所到……》一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斥责了胡适用捏造的“光明”粉饰黑暗统治粉饰黑暗统治的无耻伎俩，揭穿了胡适这个买办文人的帮凶面目。（李何林著：《鲁迅和宋庆龄》。）
四十年过去之后，当宋庆龄于1977年8月写《追忆鲁迅先生》一文时，还充满深情地追述他们当年的那段携手战斗的经历说：
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随后，国民党当局对宋庆龄不便遽然下手，暗杀宋庆龄的挚友杨铨。宋庆龄愤然站出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鲁迅亦极感愤痛。尽管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本来都已列入黑名单，随时有被暗害的可能，但他和宋庆龄等毅然冒雨前往送硷。
鲁迅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不存幸免之意。鲁迅当天还写了《悼杨铨》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感慨沉痛不能自已。鲁迅送殓回来之后还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李何林著：《鲁迅和宋庆龄》。）
李何林先生说：“而鲁迅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这才真正是攻守如同手足。”
杨杏佛被暗杀之后，同盟基本上不能活动，但鲁迅和宋庆龄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不疲倦地进行着抗争。在并肩作战中，彼此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加深了同志式的关怀和爱护。1933年2月底，上海市当局派驻邮局的检查员窃查宋庆龄的信件，鲁迅仗义执言，立即在文中痛予揭露。1936年鲁迅肺病转重之后，宋庆龄对鲁迅的生活和病情更是特别关心。
3月23日《鲁迅日记》：“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盒。”
不久，宋庆龄听史沫特莱转告鲁迅病重的消息后，特别着急，曾劝鲁迅易地出国休养，但鲁迅没有同意。宋庆龄又设法找到上海郊区江湾的叶家花园请鲁迅去休养，但他仍然不愿离开。
当时宋庆龄因割治盲肠炎，正好住在病院，特意要请美国肺结核专家来为鲁迅诊断。
在请美国肺结核专家邓医生来诊之前，6月5日，宋庆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信，全文如下：
周同志：
方才得到消息，你病得很厉害，我十分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得立刻去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旧不能起床行走，迫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
我恳求你立即进医院去医治!因为你迟延一天，你的生命便增加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二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病状。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为厌恶进医院，拖延了数月之久，直到不能不割治的时候，才被迫进了医院，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了。因此多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假如我早进医院，两个星期便可痊愈了。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为你感觉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进医院去医治。假如你怕在医院听不到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早日痊愈
宋庆龄
1936年6月5日
经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定后，6月31日下午，宋庆龄请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
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挽救鲁迅的生命。10月19日，鲁迅心脏停止了跳动。清晨六时左右，鲁迅的挚友、文学家冯雪峰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在电话上告知宋庆龄，她立即驱车赶至鲁迅寓所，默哀致敬。随后她和许广平、冯雪峰等人成立了丧委员会。
当日，宋庆龄特托沈钧儒到万国公墓购买墓地。第二天，她又陪同许广平等亲自看了墓地，并到万国殡仪馆，捐款3000元购置棺木。
21日下午，宋庆龄参加了鲁迅的入硷盛典，并向记者发表谈话，称：“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一种重大损失。”（李何林著：《鲁迅和宋庆龄》。）
22日下午出殡，五万多上海市民送葬。闻讯国民党当局要阻拦，宋庆龄庄严地走在最前列，和群众一道前进。送葬队伍到达万国公墓后，宋庆龄亲自执绋，站在墓地上，看着鲁迅的棺材缓缓地放到墓穴。
宋庆龄与有私交的人也不算多，但与鲁迅相识不久就成为挚友，并称为“民族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没见过鲁迅，也把鲁迅当做自己的挚友，且对鲁迅也评价很高：“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自然，鲁迅也没见过毛泽东。但是，他读过毛泽东的诗词，曾说过对毛泽东等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毛泽东对鲁迅更是倾慕已久。刘继兴讲述：
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其时，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
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给托洛茨基派的信》）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同上）。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刘继兴著：《魅力毛泽东》。）
毛泽东对鲁迅的敬慕，尊称他为“鲁迅先生”。1937年10月是鲁迅逝世一周年，延安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冒着风沙出席并发表演讲，高度评价鲁迅说：“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由此总结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唐天然著：《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人民日报》1981年8月19日。）
随后不久，毛泽东把学习鲁迅精神推向新的高度。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起，在延安创立了鲁迅艺术学院。以后，毛泽东多次公开评价鲁迅，鲁迅成为全国人最熟悉的一个人物。
据一些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资料的介绍：“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鲁迅之子）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刘继兴著：《魅力毛泽东》。）
无论是宋庆龄还是毛泽东，见过还是没见过，都佩服鲁迅先生，且把他当做自己真正的挚友，除了毛泽东总结的由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外，三人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那就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毛泽东语。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宋庆龄的骨头也是最硬的。三人无论面对什么压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屈服，若是他们自己不让步，无人可以打败他们。这就是三人能够英雄惺惺相惜的另一个缘故吧。
在生前死后，谩骂鲁迅的人不少，鲁迅也因此在国内好友不多，但他却成为宋庆龄和毛泽东两人的挚友，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中国史上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陈冠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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