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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解放战争的指挥核心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和朱德？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5-1-26 07:35:19 标题: 解放战争的指挥核心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和朱德？

解放战争的指挥核心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和朱德？ 2024-12-20 13:36

发布于：天津市

在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同时还选举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这五位领导人也被后人称为“五大书记”。从此党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一、
中央书记处是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开始设立的。六届五中全会推举由博古主持党的工作，选出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后，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和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了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委员会主席，王明担任书记。

这次会议上，中央新设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在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机关，但同时又保留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实就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才结束。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的领导工作已转移到毛泽东身上。为适应党中央领导机构任务日益繁重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党内高层决策体制加以调整，建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3年3月，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分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主席为毛泽东，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第一次在组织形式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的第一把手，而张闻天和王明也正式离开了中央书记处。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形成了“五大书记”的雏形。在随后召开的七大上，正式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在党章上得到明确。

会议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被称为“五大书记”。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央采取的都是五大书记集体决策的方式。在五大书记中，也有不同的分工。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虽然也参与军事决策，但更多的是管理党务、和经济，另一位书记任弼时甚至没有在军委内任职，负责战略指挥的是中央军委。

二、
当时的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组成，除极为重大的军事决策由五大书记决策之外，日常的军事决策都由中央军委来决定。而由中央军委管辖的总参谋部，更是制定各种军事决策的机关。
1945年8月，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是继红军时期的总参谋长刘伯承之后，人民军队再一次有了自己的总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长。

虽然八路军成立时，叶剑英担任过八路军参谋长，但当时八路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参谋部的人数不多，作战谋划功能并不突出，主要还是抓一些内勤和通讯联络工作。
日本投降后，我党在黄河以北的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为了适应新局面，军委总部决心实现对全国战场的统一指挥。彭德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总参谋长的。
1945年9月，中央要求各战略区要编组机动军事力量。到1946年6月，解放军已经组成了19个野战纵队、8个野战师和6个野战旅，完成了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到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1947年3月，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军委总参谋长的职责。
枣林沟会议后，为了应对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环境，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刘少奇、朱德则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工作。军委作战部和参谋部的人员也相应分为三个部分，以保障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工作。

跟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参谋人员，主要任务是收集、综合敌情，报中央前委和转发各战区的任务。
由于彭德怀并没有随中央前委行动，因此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代总参谋长。从那以后，周恩来实际上成为辅佐毛泽东的副统帅，成为解放战争中统帅人民解放军的第二人。

三、
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后，指挥编制了《停战令后蒋军逐月使用兵力变化》，认为随着战争进程，国民党军出现了递减的势头，用于守备的兵力却在增加，说明解放战争出现了明显的转折。
这份报告，也为统帅部的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首次提出，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将用5年来完成的设想。

在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期间，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突出体现，令毛泽东十分满意。1947年8月30日，毛泽东决定任命周恩来兼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早在红军时期，周恩来就是军队的最高指挥者之一。长征初期，中央授权周恩来能对军事指挥下“最后的决心”。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移交了军队的指挥权，这才将主要的工作精力转向其他方面，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周恩来虽然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但由于他本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很少有人称呼周恩来为“周总参谋长”，而是习惯称他为“周副主席”。这也造成了一些人不知道解放战争中我军总参谋长是谁。
1948年4月，中央军委领导机关进驻西柏坡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建立人民解放军的总指挥部。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8年下半年，军委从华北军政大学抽调了10人加入总参谋部，充实了总部的参谋队伍。这些人来到西柏坡后，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据当时的作战参谋刘长明回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敌我部队的番号、兵力、战区地名都记得很清楚。由于条件有限，他们指挥作战时用的只是一本普通的全国分省地图，但却总能在地图上作出最为正确的决策。
另一位作战参谋许之善一直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据他回忆，指挥三大战役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次是朱德。
许之善回忆说，当时规定军事报告都应该送五大书记审阅，但军情紧急的战报，可以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直接下达指示，所以经常是毛泽东看过后，批示：“送周、朱阅后发”。

如果遇到了极为紧急的情况，毛泽东也会将军情批给周恩来一个人阅后转发，同时抄送一份给其他三位书记。
毛泽东的这个做法也证明，五大书记中战役指挥负直接指挥责任的，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次是朱德，然后是刘少奇和任弼时。
在刘长明和许之善这些参谋的印象中，当时从西柏坡发往前线的军令，有七成左右是由毛泽东拟写的，另外三成则是周恩来拟写的。朱德拟写的很少见到。

许之善还记得，每次重大战役之后，按照规定作战处参谋们都要向五大书记汇报战况。每次汇报重大战况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会参加，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少参加。
其中的原因是，这些战役都是由两人指挥的，对于战役的结果两人早就了然在胸，自然是没有必要再听参谋们的汇报了。

四、
周恩来之所以能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对部队的情况和战报如此了解，是因为他有一批优秀的参谋人员。解放军作战部部长李涛就曾被周恩来称为我军优秀的“幕僚将军”。
李涛平时言语不多，但考虑问题很细致，处理问题也很慎重。总部的参谋都对李涛十分佩服，甚至很多参谋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

李涛十分重视作战参谋的选拔和培训，他曾多次亲自为参谋培训班讲课，要求参谋做到6会：绘图、标制表、识地图、起草电报、抄写电报、会讲解战况。李涛主持的参谋培训班，也被称为解放军总部参谋的“摇篮”。
李涛曾奉命多次参与中央军委关于作战方针、计划和军队建设问题的重大决策，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拟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个旅(师)、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军事计划；又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将解放军发展到500万人、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方针。

1948年12月的辽沈战役胜利后，李涛又协助周恩来制定了中原部队渡江协力经营东南，东北部队渡江后经略中南，西北部队夺取西安后入川的战略方针，完成了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部署。
但李涛本人谦虚地认为，他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取得的，他只是进行了汇总和传达。
李涛后来回忆说，位于西柏坡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统帅部一不发军饷，二不发军火、被服，什么都不发，只是发电报给前方，我们就节节胜利。”

在协助毛泽东制定军事战略的同时，周恩来还对全军的军令政令进行了统一。周恩来曾经这样对其他几位书记说过：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时候，大家都身着国民革命军的灰色制式服装，与敌军的惟一区别在于加系一条红色的领巾。
后来红军受条件限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军服。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的服装式样与国民党军队基本相同，即使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服装基本上也没有多少变化，各部队服装的颜色、样式也不统一，因此有必要进行统一。

1949年1月，总参谋部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军服确定为草绿色棉平布中山装，胸前佩戴长方形胸章，上面横排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军帽为解放帽，帽徽为“八一”红五星。
在大决战的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和手下的作战参谋们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战场指挥员息息相通，将全国战场上的信息及时汇总报告给中央军委，并协且中央军委进决策，立下了汗马功劳。

许之善回忆说，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中的战况统计资料，就是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作战部提供的。
除此之外，他们还对全军的编制、番号进行了调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
虽然解放战争的战略指挥核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我们永远不能抹杀朱德总司令的贡献。
解放战争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决战，朱德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参与领导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他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和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充分体现，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朱德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成员共同运筹，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进兵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而形成有利的战略布局，使我党我军获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央认为，东北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构想。

1945年8月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令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同时还指出，东北大有文章可做：“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
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我们大有希望。”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来自中央的集体智慧，，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受挫后，改取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为此中央决定保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工作。
为扭转华北军事形势，朱德亲自指导晋察冀军事斗争，牢固树立了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思想，并重新组建野战军指挥机构，让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
据开国上将杨成武回忆，朱德曾亲自找杨成武谈话， “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和我促膝谈心谈了很久，涉及的方面也很广。”
对部队的工作任务、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等问题都作了详细交待，同时，强调要整顿军队纪律要加强野战部队的战术、技术训练，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费尽了心机。

在朱德的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于6月中下旬进行了青沧、保北两个歼灭战，共歼敌近1.8万人，晋察冀战局为之一新，为我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由于部队扩编，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为此朱德明确提出了整军的任务，通过整军，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要打大规模的阵地战和大规模的运动战，需要有足够的炮弹供应。而朱德早在1945年便对如何发展军工生产进行了谋划，从那时起便已着手抓军工生产工作。

在朱德的领导下，解放区军工厂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保障了各个战场的需要。
在最后的大决战中，朱德同样辅佐毛泽东，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西柏坡，朱德参与了制定战略决战的所有重大决策。
在参与统帅部决策的同时，朱德还经常到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听取汇报，分析形势评论战局，并协助毛泽东定下了战略决战的地点和时机。

大决战之时，朱德已六十高龄。但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宵衣旰食，或在最高统帅部，或亲临前线，既参与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又承担中央委托的工作，他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同样是勿容置疑的。
只不过由于党内分工的不同，他不需要像周恩来那样制定战略战术罢了。

参考资料：
中新网：《中共五大书记格局形成始末：1944年已现雏形》
姜铁军：《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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