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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国焘选择叛逃，不是害怕毛主席，而是害怕另一个人 [打印本页]

作者: 高山 时间: 4 天前 标题: 张国焘选择叛逃，不是害怕毛主席，而是害怕另一个人

张国焘选择叛逃，不是害怕毛主席，而是害怕另一个人                                                                  2025-11-24 11:37
   发布于：天津市

   张国焘在1938年从延安叛逃，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害怕毛主席的压力，然而实际上，张国焘更为害怕的却是另一个党内人物——王明。关于张国焘在长征期间分裂红军并另立中央的事情，我们之前有过多次提及。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张国焘因此被枪决，也毫无冤屈。然而，毛主席在处理此事时，并未对张国焘采取过于严厉的惩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宽容。毛主席推荐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虽然林伯渠长期驻守西安，张国焘实际上一直在代理主席职务，全面负责政府工作。

毛主席为何对张国焘如此宽容呢？首先，毛主席始终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他会给予改正的机会，而不是单纯惩罚。毛主席希望通过宽容，给那些有悔改之心的同志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类似的情况还有博古，尽管博古曾导致中央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丢失了毛主席辛辛苦苦建立的中央苏区，但在博古承认错误后，毛主席还是给了他机会，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张国焘的情况与博古相似，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革命资历甚至比博古更深。如果张国焘真心悔过，毛主席显然是愿意再次信任他的。其次，张国焘代表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毛主席认为如果对张国焘给予宽大处理，就能避免加剧红军内部的裂痕，进而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将士。这样，红军的凝聚力能够保持甚至可能增强。虽然中央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并对他进行了警告，但并没有完全将其打倒，而是给了他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张国焘心里很清楚，自己该感激中央的宽容与机会。

然而，随着王明的回归，局势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12月，王明与康生、陈云一同回到了延安。王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好，回国后，他仿佛带着钦差大臣的身份，迅速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开始干预中央的决策，甚至试图将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张国焘的问题，成了王明要解决的首要事项。不久后，王明召见了张国焘，告诉他说：李特和黄超已经供认了，他们都是托派分子，已经被枪毙了。张国焘听后震惊万分。李特和黄超，分别是张国焘的得力助手，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另一个是他的秘书。他们曾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听到李特和黄超被认定为托派分子并被处决，张国焘自然感到前途渺茫，心中充满恐惧。

托派分子这一说法源自苏联的托洛茨基，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悲观看法以及对列宁领导的批评，遭到了苏联的严厉打压。在中国，许多早期党内领导人也被定性为托派分子并被清除。王明回国后，便开始专门负责肃清党内的托派分子。当王明找张国焘谈话时，显然是在对他施加巨大的压力。张国焘对此深有感触。早在他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的负责人时，他曾大力执行王明的路线，展开了严厉的肃反运动。如今，王明的铁腕政策再次让张国焘感到自己处于生死未卜的境地。可以说，这时的张国焘已经心生惧意，无法再安心待下去。

因此，张国焘在1938年4月，借祭拜黄帝陵之机，悄悄与蒋鼎文会面，随后秘密离开延安，从此再也没有回头。那时，南京已经沦陷，蒋介石政府已迁至武汉，蒋鼎文也将张国焘秘密送往武汉。巧合的是，中共的长江局也设在武汉，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指派李克农前往车站蹲守，等待张国焘的到来。当张国焘抵达武汉时，李克农将他请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作为一个能言善辩的政治家，本有能力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但此时的长江局书记正是王明，尽管张国焘对周恩来仍有一定的信任，但他再也无法留下。

最终，周恩来给了张国焘三条选择：第一条，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中央的希望；第二条，暂时休息，向党请假；第三条，自动脱党，党将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沉默了很久，最终决定选择第三条道路。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彻底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开始了与党内的长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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