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07 09:01 发布于：山西省
老洪江·知青去哪里了？
——纪念洪江老三届知青下放农村57周年（1969.1-2026.1）
作者：廖开顺
“洪江人微信平台”曾经登载过一组欢送老洪江知青下放农村的老照片。那么，老洪江知青去了哪里，又是怎样回来的，本文作一些补记，因为知识青年的历史，即将被历史湮没。
老洪江欢送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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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是一个辛酸而又心酸的词语，它又像现在流行的网络语，有点文不对题，当了农民，却又称为知识青年。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是国民经济难以承受城镇青年的就业压力，下放到农村去生存而已。当然，也有“反修防修”的目的。
老洪江的下乡知青，大致有四批。第一批是1957年春季下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到洪江郊区农村落户，只有几十人。当时下乡或回乡确实有改善农村文化结构的目的。河北的邢燕子是20世纪50年代知青典型。
邢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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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洪江第二批知青是1964—1966年上半年下放的1122人。他们是60年代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被称呼为“6456”，以别于后来的老三届。老洪江周边的黔阳县龙船塘公社白龙大队，也就是后来修建的洪白公路的尽头，以及深渡公社花洋溪一带，下放的都是这一批知青。他们堪称知青前辈，年龄大，对回城更加迷惘。他们自称“1079部队”：1（yao），扁担；0（dong），粪桶；7（guai），锄头；9，粪勺。
1964年欢送下放知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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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洪江第三批知青人数最多，总体下乡时间长达10年。这批知青主要是老三届：文革期间，大学和高中停止招生，66、67、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全都“老”在学校里。除了极少数符合照顾政策的，老三届全部下放农村。1968年10月22日，老洪江举行大规模的知青欢送会，一时间，知青的激情和家长的忧心弥漫千家万户。
第三批知青大多数去了黔阳县岩垅公社、龙船塘公社，少数去了其他县。注销洪江居民户口以后，得到三样物资供应：一床棉絮，我购买的那床棉絮当年冬天就烂成败絮了，大概是旧棉花翻新而匆忙弹制的。供应1.4丈布匹，深灰色的化纤布，洗的时候变硬。还有一年的知青口粮。龙船塘在雪峰山腹地，崇山峻岭，岩垅则是贫瘠的黄土丘陵。我们去的时候大雪纷飞，在农村过了第一个革命化春节。
龙船塘乡翁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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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知青下放的翁野与黄家两村隔河相望，相遇要走大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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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船塘翁朗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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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三批知青一起下放的，老洪江还有105户“下放户”，当时叫做“城镇闲散劳动力”，他们返回洪江最迟。随同家庭下放的子女没有统计数字，他们为了争取“下放知青”这个身份，费了不少周折，因为知青期间是可以计入工龄的。
今岩垅乡青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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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岩垅乡青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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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洪江第四批知青是1969到1977年陆续下放，老三届之后的知青。他们去的地方更远，除了黔阳县以外，主要去了会同、靖县、通道，以及辰溪、麻阳、溆浦。其中有安排在农场、林场、园艺场的。第三、四批下放知青一共16352人，加上第二批1122人，从1964年到1977年，老洪江全部下放知青17474人，其中不包括随同家庭下放子女。
知青在农村的磨难，回到城市以后的艰难，已经写入无数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知青史”等文献，还有流行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从1962年到1979年，全国将近两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包括去边疆农场（建设兵团）。他们对家乡的思念，集中反映在那首曾经被禁锢的《知青之歌》中：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知青之歌》 作者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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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的李庆霖（1936—2004），因知青儿子“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1972年冒胆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亲笔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然而，当年9月毛主席溘然长逝。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还有1000万知青留在农村和边疆兵团。1978年3月28日，复出政坛的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1978年10月，在北京举行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连续开了40多天，各方意见分歧很大。
1978年12月12日，中央批发了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知青工作四十条》)。虽然文件中仍然肯定了上山下乡运动，留下时代政治和政策印记，但是，调整了知青政策，为知青返城松开了紧闭的门。
可是，在《知青工作四十条》中，规定农场（兵团）知青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知青政策照顾范围，也就是农场知青继续留在农场就业。这一条决定引起农场200万知青强烈反对。又发生一个事件成为导火索：1978年底，西双版版纳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分娩难产，农场赤脚医生却喝酒大醉，无医生抢救，母子双亡，引爆了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场景十分悲壮，喊出口号：不回城，毋宁死！首批绝食的男女知青311人。之后，在中央的关怀和政策调整下，农场知青也都可以回城就业。
老洪江的下放知青，除了已经招工、推荐上大学、病退之类的，1978或1979年最终回到洪江。其中有知青夫妇拖儿带女的，有妻子或者丈夫是农村户口，所谓“半边户”回来的。知青参加工作以后，缺乏文凭或技工经历，年龄偏大，因而多数成为工厂一线普工，还得响应独生子女政策，90年代则纷纷下岗。又由于国家处于人才青黄不接时期，知青又曾经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他们是当代中国最艰难和最坚强的一代人。
著名的知青题材油画《我的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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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已经成为历史。如今，我教学的大学本科生，对于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惘然无知，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才能表述。在学术界，仍然少数人坚持说它是一场伟大而必要的运动，以某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所著的某省知青史为代表。而更多的专家学者，多是真正的知青出身的，与邓小平的观点大体一致。客观地说，知青上山下乡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譬如岩垅乡各村学校的民办教师队伍、文艺宣传队，大部分是老洪江知青，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至于知青个人的锻炼、磨难和成长，虽然得益于上山下乡，却与上山下乡并无必须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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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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