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0月19日,北京传出消息。
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这在意料之中。但副总理名单一公布,整个政界都炸了锅——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两个中共元老,两个党外高人。这哪里是简单的人事安排,分明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博弈。

最让人意外的是黄炎培。这个坚持了一辈子不做官的倔老头,居然破了例。
黄炎培为什么"食言"了说起黄炎培接受副总理一职,得先讲清楚四年前那场改变历史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一架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机舱里坐着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这些人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心里憋着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出路?
延安的接待规格高得吓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短短五天时间,双方谈了十多个小时。
7月4日下午,转折点来了。

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问黄炎培这几天有什么感想。67岁的黄炎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抛出一个要命的问题:"我看到过太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共产党能跳出来吗?"
这话问得够狠。直击要害,毫不留情。
毛泽东没有回避,反而很干脆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黄炎培听完,点了点头。
回到重庆后,他马上把这段对话写进《延安归来》。国民政府想封禁这本书,派人四处搜查。结果呢?初版两万册,几天内抢购一空。封禁反而成了最好的广告。
四年后的1949年10月15日,72岁的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有人劝他别去,说这是做官,有违初衷。黄炎培说得明白:"过去不做官是不愿入污泥,现在是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
这话听着平实,背后却藏着深意。当年窑洞里那个问题的答案,他要亲自进来验证。
陈云打的是一场什么仗如果说黄炎培代表的是政治信任,那陈云代表的就是生死存亡。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能进城,人民币却进不了市场。
投机商们早就准备好了。他们囤积银元,哄抬物价,拒收人民币。短短十多天,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暴涨两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部用银元标价。
更狠的是,这些人还放出话来:"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0分。"

这是在赤裸裸地挑衅。
6月初,上海市政府尝试抛售10万银元,想稳住市场。结果呢?投机商全部吃进,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陈云看得清楚:常规手段已经不管用了。
6月8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电告华东财委:查封上海证券大楼。
6月10日上午10点,上海警备司令宋时轮率领军警包围证券大楼,一举抓获238名投机商人。银元市场当天崩盘,比价从1:2000跌到1:1200,还在继续往下掉。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场战斗:"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但投机商们不甘心。
银元玩不转了,他们立刻转向粮食、棉纱、煤炭。国民党残余势力在长江口布雷,封锁上海港口。投机商趁机囤积物资,把"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当成武器。
从10月到11月,上海米价暴涨3倍,纱价暴涨3.8倍。物价一日三涨,市民人心惶惶。
国民党特务这时候跳出来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北京政权于死地。"有投机商甚至放话:"八月半回上海吃月饼。"

陈云在做什么?
他在秘密调兵。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他召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财经负责人开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推算:需要多少粮食,能稳住多久,什么时候出手,效果最大。
他给各地下了死命令:从东北每天调运1000万吨粮食入关,从华中运棉花,从陇海线运纱布。所有国营商业机构按兵不动,等待命令。
投机商们以为政府没有实力较量,更加疯狂地吃进货物。有人甚至借日息20%的高利贷抢购囤积。
陈云在等。等他们把所有资金都压上,等物价涨到最高点。
11月25日,时机到了。
陈云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同时敞开抛售。粮食、棉纱、煤炭像潮水一样涌进市场。
投机商傻眼了。他们吞不下这么多货,物价开始暴跌。

陈云紧接着追加三记重拳: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必须照发工资;加紧征税,迟缴一天罚30%。
这三招招招致命。投机商借的高利贷收不回来,囤的货物卖不出去,短短十几天纷纷破产。
上海工商界人士服了:"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稳住了,是我们料不到的。"
董必武凭什么镇得住场子说起董必武,很多人只知道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元老级人物。
但周恩来选他当副总理,看中的不是资历,是规矩。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旧社会那套《六法全书》早就废了,新的法律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没有法,这个国家怎么运转?
董必武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

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4年又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清朝秀才干到马克思主义者,这跨度够大的。但董必武心里明白,建政权容易,立规矩难。
他说过一句很硬的话:"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更硬的是他的行事风格。老家亲戚写信来要官要学上,董必武统统回绝,一点面子不给。当时特权思想还很重,很多人觉得革命成功了,该享受享受了。董必武偏偏要杀杀这股歪风邪气。
1951年10月,董必武给毛泽东写信,直言不讳:"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毛泽东看完回信:"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到了1954年,董必武当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时候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他却说:"政治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还强调:"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这些话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

董必武就是要用这种"六亲不认"的态度,给新中国立下规矩。
郭沫若这步棋有多妙很多人以为郭沫若就是个文人,写写诗、搞搞研究。
其实周恩来用他,下的是一步文化妙棋。
1949年,中国文盲遍地,识字率不到20%。要搞建设,先得有文化。要凝聚人心,先得有精神力量。郭沫若就是那个扛大旗的人。
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这么多头衔压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摆设,是真干活。
更关键的是,郭沫若跟毛泽东关系铁。两人经常唱和诗词,私交好到什么程度?有记载说1945年重庆谈判时,郭沫若看毛泽东没表,把自己手上的欧米茄摘下来送给了主席。
这不仅仅是私人感情,这是党和文化界的结盟。

新中国刚成立,知识分子群体在观望。他们不知道新政权会怎么对待文化人。郭沫若这个招牌一立,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共产党重视知识、尊重文化。
所以郭沫若当副总理,不是为了点缀门面,是要把笔杆子的力量真正动员起来。
回头再看这四个人:
董必武立规矩,陈云稳经济,郭沫若凝人心,黄炎培破周期率。
这哪里是简单的人事安排?这是周恩来为新中国量身定制的权力结构。

两个党内元老保证政治根基,两个党外高人赢得社会信任。一个管法,一个管钱,一个管文化,一个管统战。四根定海神针,一个都不能少。
1949年那个秋天,这四个人用他们的方式,给新中国打下了最初的根基。
历史证明,这步棋,下对了。| 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