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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京女知青留守农村48年,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打印本页]

作者: 如云    时间: 2026-5-16 14:43:30     标题: 北京女知青留守农村48年,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北京女知青留守农村48年,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2026-05-12 13:11                                        

发布于:天津市
   
      我叫段咏梅,是一名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我的丈夫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汉子。当年父母极力反对我们的婚事,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农村出身,不够体面。然而,我最终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嫁给了他。尽管婚后我也曾有过后悔的念头,但心底里,我始终没有狠心离开这个陪伴我走过艰辛岁月的人。 1969年6月初,我和班上三十名同学一起来到了黄龙县高湾公社王家坪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而开始了那段艰难而漫长的知青生活。也正是这次插队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初到陕北时,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落差让我几乎难以适应。王家坪大队下辖三个生产队,我和班上的八名男同学及两名女同学被分配到王家坪一队。相较于另外两个生产队,这里老乡的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大家住在土坯房,而其他队的老乡则还住在窑洞里。

在来插队之前,我心里其实充满了期待,甚至带着些许憧憬。我的印象中,农村虽然不如城市繁华,但也不至于如此贫瘠。然而真正踏入陕北,我才感受到沉重的心理落差,四周透出的穷苦景象让我有些失望。令人欣慰的是,老乡们对我们知青格外热情,他们的善意和帮助让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刚到时,老乡们还专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欢迎仪式。队长带领村民在村口迎接我们,而我们的知青宿舍则是用队里旧粮仓临时改建的,门窗换成了新的,屋子里相当宽敞。三名女知青住在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四名男知青住在另一间,每间屋子里都摆放着桌子、板凳和衣柜,这些都是队里的木匠新做的。 我们的伙食安排在队里食堂,负责做饭的是老乡王展鹏,他五十多岁,家里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们都喜欢吃王展鹏做的饭,因为味道好、营养足。后来我才知道,王展鹏以前是厨子,他的儿子王小军也继承了这手艺,在县医院食堂做饭。没想到,命运就是这样安排,我和王小军竟然在这里结下了情缘,也正因他,我选择了留守知青的生活。

我们知青刚来就投入到繁忙的生产劳动中。队长安排我们协助老乡收割小麦,但为了避免意外,只让我们拉麦子。队里找来了两辆马车,我们女知青则跟在老乡身后捡麦穗。那时的粮食产量远没有现在高,每一穗麦子都弥足珍贵,我们仔细捡拾,不愿错过任何一粒。 收割麦子时最怕遇到雨,为了抢收,我们常常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从收割到晾晒,再到入仓,大约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的收成,就是老乡一年的口粮。我们知青第一年有单独的口粮,从第二年起,粮食由生产大队统一提供。按工分换算的粮食,折合钱也不过几角一日。尽管生活枯燥而单调,但我喜欢这种充实的日子,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团结一致,心里都想着共同过上好日子。 插队第二年,我回家探亲了一次,带了很多礼物给老乡。特意给队长带了一盒茶叶,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喝茶。那年的春节,队里宰了一头猪,我们知青已有半年多没吃过肉。队长特意分给我们每人两条猪后腿,三十晚上,我们每人端着一碗红烧肉,配上白面馒头,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1972年,我的好友张玉婷在干活时受伤,需要在县医院住院半个月。由于关系亲密,队长安排我去照顾她。每天去食堂打饭时,我都会遇到王小军。得知我是北京来的知青后,他每次都会多打一些饭菜给我。王小军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我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后来,他每次回家都会来看我,带来各种小吃。起初我并未想到要谈恋爱,直到1973年我生病住院,王小军在医院照顾我整整一周,我才真正对他心生好感。 我之所以最终决定嫁给王小军,是因为他做了一件让我至今感动的事。那次,我在干活时不慎丢失了母亲送给我的玉佩。母亲告诉我,这块玉佩是外婆留下的,她外婆去世早,玉佩一直被母亲随身携带。母亲把它交给我时说,可以保平安。王小军知道后,发动全队人帮我寻找,最终玉佩找回。正是这件事,让我萌生了嫁给王小军的念头。除了文化程度不高,他几乎没有缺点:善良、负责、有担当。1974年,我们正式开始恋爱。 一年后,也就是1975年,我顶着父母的反对,毅然嫁给了王小军。其实,那时的我带着一丝冲动,并未考虑太多,只知道自己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婚后,我们有了儿子和女儿。随着孩子的出生,我逐渐意识到生活的重担与责任,也明白了婚姻中偶尔的争吵是无法避免的。每次吵架后,我曾萌生离婚的念头,但看到两个孩子的眼神,我又无法狠下心。

尽管因为婚事,我与家里关系紧张,但母亲每个月仍会寄钱支持我。结婚第三年,公公瘫痪在床,为治病欠下不少外债,生活拮据。直到1980年,我以留守知青身份安排到纺织厂工作,家庭生活才逐渐好转。 生活渐渐安稳,但不幸接踵而至。1995年,丈夫被查出肝癌晚期,离世后,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曾考虑过带孩子回北京,但家里没有多余房子,我还需照顾年迈的公婆。1999年,公公婆婆相继去世,肩上的负担稍减。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两个孩子从小懂事,学习成绩优秀,女儿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儿子考入北京大学,最终都在城里安了家。 如今,我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女儿家住一段时间。两个孩子对我都非常孝顺,对于现有的生活,我心满意足。只是,每当看到这一切,我仍会默默想起已离去的丈夫——可惜,他无法共享这份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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