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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调至后方，一营长不解询问：听说你犯了错误？ [打印本页]

作者: 高山 时间: 7 天前 标题: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调至后方，一营长不解询问：听说你犯了错误？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调至后方，一营长不解询问：听说你犯了错误？ 2026-05-23 16:52

发布于：天津市

前言
1934年秋，中央红军的主力——第1、3、5、8、9军团以及中央机关的精锐，总计约八万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以及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踏上了艰险的突围转移之路，目标是湘西二、六军团活动的区域。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领导在军事上犯下逃跑主义的错误，前线缺乏充分的思想动员，后方机构未做精简，携带大量繁杂物资，反而让庞大的中央机关成为战斗部队的掩护。红军一路被动应战，经历了苦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终于过了湘江，但代价惨重，人员损失过半，部队锐减至三万人。全军将士怨声载道，强烈要求更换领导，整个红军上下笼罩着沉重的失落与焦虑。

毛泽东与古人的最大区别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被免去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离开前线。表面看来，这对他或许是一种挫折，但从长远看，却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契机。自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掌权至宁都会议，中共内部缺乏让毛泽东发挥全局智慧的条件。若说没有遵义会议便没有毛泽东的崛起，那倒不如说，没有宁都会议，就不会有后来的毛泽东。

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在隆中提出顺应时势的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之策，助刘备入川，建立蜀国。但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孔明及继任者姜维若仅凭蜀国之地欲统一中原，则是逆天而行，不顺时势。水镜先生曾叹息：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这正说明历史大势的制约力量。

三分天下是从大乱到大治、从分久到必合的历史必然。诸葛亮即便智谋超群，也难以跨越时代局限，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尽人事而已。毛宗岗评述孔明的《隆中对》时亦说：既曰成鼎足，又曰图中原，画成鼎足是顺天时，图中原是尽人事。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离开前线，专注政府工作，深入民众，调查研究，走村串户，分田分地。他的威望遍及整个苏区，并深植于千百万民众心中，甚至影响到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引起斯大林的重视。大病一场后，他更加深刻理解中共、民众与中国的现实状况。

天与则取，在古人眼中是消极等待；而在毛泽东这里，却是一种积极进取。在古人，是为个人功名；在毛泽东，是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这正是他与古人的最大差别，也为日后的成功铺就道路。

在红军部队中，士兵和军官只知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团长，却难以洞察更高层的指挥者，是毛泽东、朱德，还是李德？甚至蒋介石也只能称红军为朱毛赤匪。随着红军战绩积累，士兵们渐渐体会到毛泽东不在前线的事实，自然而然怀念过去他麾下的辉煌胜利，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日益增加。当这种共识在党内千百万心中形成，毛泽东执掌中央领导权的时机便真正成熟。

毛泽东像所有伟人一样，自信而胸怀历史使命感。他的目光总是投向未来，既不被一时私情所困，也不为现实艰难所动摇。他懂得等待，懂得必要的退却，更懂得把握时机，自信前方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稼祥是最先觉醒的人主席，您在看什么？《史记》。王稼祥微愕。毛泽东放下书，点烟一口，感慨道：孟轲主张‘王道’政治，带领数百随从游说诸侯，但当时时势不顺，他四处碰壁，最终只能退而编述《孟子》七篇。毛泽东感叹：时势不到，纵是孟圣人亦难为谋。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在长征危局中仍评古论今，这既是胸怀宽广，也是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的表现。他默默观察毛泽东，发现其工作虽繁忙却游刃有余，既关注战场，又关注施政、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他亲自调查、撰写文件、布告、命令，毛泽东展现出令人振奋的创造激情。王稼祥由衷感到：毛泽东真是经天纬地之才。

毛泽东点烟谈笑之间，王稼祥自然联想起斯大林的烟斗，那份让人心安的信服感涌上心头。但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独创性不仅源于马列主义，更融合了古今中外思想精华，这让他既敬佩又保持距离。然而，他理解毛泽东，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并在遵义会议上投下关键一票，促成毛泽东最终掌握全党的领导权。

徐特立的启发与鼓励湘西寒风萧瑟，乌云密布，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士兵们惊讶于毛泽东的消瘦与沉默，一个营长问：你怎么不带我们打仗啦？毛泽东停下脚步，点烟微笑：我也说不清，让历史回答吧，我相信党，相信广大红军指战员。徐特立缓步而来，精瘦的身躯被牛皮腰带束紧，他鼓励毛泽东站出来挽救队伍。毛泽东默然，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时机不备徒劳无益。徐特立坚定：我倒觉得时机已到。毛泽东低语：得道者多助，得天下者先得民心。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会议中，毛泽东根据一年多来的战役详报，结合博古、周恩来、洛甫的报告，精准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守中的保守主义以及撤退中的逃跑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李德的问题，阐述指挥作战不能纸上谈兵，必须考虑细节。

李德愤怒指责毛泽东报复，但毛泽东只是轻蔑一笑。他的发言观点鲜明，态度诚恳，论据充分。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其他高级将领也纷纷表态拥护，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代表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与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离开红军；1935年1月，他再次执掌红军军事指挥权。这一大起大落、从波谷到波峰的两年多岁月，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卓绝的智慧。史学家给予遵义会议极高评价：这是中共首次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解决自身路线方针问题的历史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统治，开启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成为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革命生死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成为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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