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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越南战场上我军摄影干事照片令越军胆寒，许世友赞其立一等功 [打印本页]

作者: 岚影 时间: 昨天 12:20 标题: 越南战场上我军摄影干事照片令越军胆寒，许世友赞其立一等功

越南战场上我军摄影干事照片令越军胆寒，许世友赞其立一等功 2026-06-30 11:08

发布于：河南省

山林里炮声停下来的那几分钟，是战地摄影干事最紧张的时刻。战士们趴在弹坑里换弹、擦汗，他却要从掩体里钻出来，端着相机往前凑，只为抓住几秒钟的画面。1979年中越边境那段日子里，有一名摄影干事，正是在这样的缝隙中，一次次把镜头伸向前沿火线。
他的名字叫李永安，隶属55军163师政治部，是一名标准的“文职战士”。但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他承担的任务，却一点都不比突击队轻。他不仅要随队冲锋，还要在枪林弹雨里冷静构图、抢拍关键瞬间。更有意思的是，他拍下的一张照片，还直接参与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信息战”。
战争往往被记在地图、作战方案和战果表上，却很少有人想到，很多年以后，人们记住这一场战事，往往只靠几张照片、几段影像。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有战斗，就有记录；有记录，就有争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炮兵、步兵、坦克部队在前线较量，新闻摄影、广播报道、外交辞令，则在另一条战线交锋。李永安的镜头，就在这两条战线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一、丛林战场上的“文职战士”
1979年2月中旬，中越边境局势骤然紧张。2月17日凌晨，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广西、云南两线同时出击，谅山方向成为广州军区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55军接到任务后迅速前出，163师也在集结行军。
在师政治部，关于是否把摄影干事带上前线，曾有过一番讨论。有人担心：“前线太危险，让他在后方拍俘虏、拍缴获就够了。”也有人说：“这仗打得不小，将来总得有个像样的记录。”
李永安当时一句话，把争论打断了：“战士能上去，我就能上去，我是穿军装的，不是穿便服来的。”

政治部主任盯着他看了几秒，问：“你知道前线是什么样？”
“报告主任，知道是打仗，不是演习。”
这段对话，被不少老战友后来提起。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句“好勇斗狠”的口头逞强，之后23天，他用九次生死遭遇，把这句话兑现了。
中越边境那一带，地形复杂，山岭起伏不高，却密密麻麻被热带灌木和竹林覆盖。越军长期经营，一条条交通壕、暗堡藏在山腰树林里。对步兵来说，这是考验；对摄影干事来说，则是双重风险——视线受限，要靠贴近前沿才能拍清楚，暴露的机会却更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永安几乎跟着突击营、尖刀连一起行动。战斗打响时，战士匍匐前进，他就利用弹坑、树根作掩护，往前一点点挪。很多战士后来回忆：“抬头一看，他不是在我们后面，是在我们侧前方。”这句话听着轻松，背后却意味清楚——他遭遇的危险，根本不比一线突击战士少。
有一次，阵地前沿突然遭到对方猛烈炮击，山石飞溅，他和几个战士一起被冲击波掀翻下来。等他爬起来，发现身上、相机上全是泥土，耳朵嗡嗡作响。战士冲他喊：“快后撤！”他愣了两秒，把挂在胸前的相机拍了拍：“还能用。”然后又钻着烟尘往前凑。
类似场面不止一次。炮弹的破片，机枪的流火，塌方的土石，都是看得见的威胁。更麻烦的是，战地摄影干事肩上没有钢枪，有的只是一台相机和几卷胶卷。遇到突发状况，连“还击”这个选项都没有，只能依靠战友掩护。能不能坚持工作，完全靠一股劲儿和职业习惯。
有人问过他：“你怕不怕？”他回答得很实在：“怕，但是镜头对准出击的战士，就顾不上怕了。”

在那23天里，他累计拍摄了200多张照片。背后，是九次可被称作“生死一线”的遭遇，其中一次，他本人也被震伤，身上多处擦伤、淤青。按规定，这样的伤可以下撤休整，但他的胶卷还没拍完。
二、镜头背后，是信息与话语的较量
对越自卫反击战，并不仅仅是一场边境军事行动，同时也牵扯到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越南方面在战前战中，多次对外发布消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并声称在边境地区屡次击退中国军队，甚至宣称“稳控前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外国媒体，对此抱有疑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能拿出第一手的现场影像，就等于在舆论场上握住一张重要筹码。中国方面很清楚这一点。广州军区、总政治部、新华社等单位，在战役开始前就作出安排，要求前线部队要注意保护、支持战地记者、摄影干事工作，保证有真实、及时的画面传回国内，再输送到国外。
这时候，像李永安这样的前线摄影干事，就不再只是“拍个留念”的角色，而成为一条隐形战线的一部分。战场上的枪声，自然决定生死；舆论上的“画面”，则影响战争被世界怎么看。
有意思的是，一般战士一旦冲锋结束，可以暂时躲进掩体喘口气；摄影干事的工作，却往往从炮声变小、硝烟开始散的时候才真正开始——那正是记录战果、拍下关键画面的时候。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谅山方向战斗最吃紧的时候，李永安宁愿带伤坚持，也不肯撤到后方。他手里的那几卷胶卷，等于一支“看不见的预备队”。
三、谅山攻坚：一张照片的来历

谅山位于越南北方，是连接首都河内与中越边境的重要节点。铁路、公路在这里交汇，军事仓库、指挥机构也相对集中。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谅山是我军重点方向之一。谁掌握谅山，谁就握紧了北越的“门户”。
1979年3月初，55军部队向谅山方向展开连续攻击，各路部队在山岭、河谷和铁路沿线激战。3月4日，奇穷河一带的战斗进入关键阶段。这里有一座铁路桥，是越军重点坚守的节点。工兵、步兵配合作战，付出不小代价，才逐步控制桥头地域。
就在这段时间里，李永安跟随前沿部队接近谅山城。途中，他在一次炮火覆盖中被震倒，下肢被土石掩住，好一阵才被战士拉出来，左臂也受了伤。卫生员给他简单处理伤口，劝他：“你先撤下去，这里有我们。”
李永安看着前方腾起的黑烟，摇头说：“你们打仗，我拍仗，谁都不能缺。”说完，就又扛起相机跟着往前走。同行的一名战士忍不住说道：“那你至少走在我后面。”他笑了一句：“那你拍，我打灯？”几句话，说得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点，队伍还是按原样向前推进。
接近谅山城的时候，越军抵抗比想象的顽强。我军在山坡、街巷中与其反复拉锯。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中，3月4日上午，谅山核心地带的战斗发生了重要变化。
当时，部分突击部队已冲入市区，贴着街角、墙根推进。敌方残余火力点在高处仍有零星抵抗。李永安趴在墙后，利用间隙拍摄战士进攻瞬间。胶卷一卷卷用掉，他也顾不上数。后来统计，那一天的战斗，他连续拍了15张关键战斗画面。
等到谅山重要目标被占领，那张后来被命名为《攻克谅山》的照片，才算真正诞生。画面里，两名战士站在高地上，身后是插立着的八一军旗，远处隐约可见谅山城的轮廓。这不是事先摆拍出来的宣传照，而是在战斗合围基本结束、部队已经控制要点后，顺势抓拍的一个瞬间。
有战士后来回忆，当时大家还没从高强度战斗节奏里缓过来，只知道“阵地打下来了”。有人喊了一句：“旗子插好了！”就在那一刻，李永安迅速抬手，按下快门。
胶卷很快被送回，军内有关部门和新华社的同志一看这张照片，立刻意识到它的价值：画面信息非常明确——中国军队确实已经攻克了谅山。地标、军旗、士兵姿态，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具有难以置疑的直观说服力。

四、《攻克谅山》：从前线冲到世界报纸版面
战场上的胜利，要变成舆论上的胜利，需要一个过程。照片从前线送出，要经过洗印、筛选、说明整理，然后由新华社按程序对外发布。那时候通信条件远不如今天，很多程序都得赶时间、抢节点。
《攻克谅山》这张照片，被迅速列入对外发布的重点图像。新华社配发的文字材料中，简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克谅山的事实，同时强调行动的目的和范围。照片一经发出，一些此前对局势不太了解的外国媒体，开始在报道中引用这张画面。
越南方面此前曾宣称“谅山阵地稳固”，甚至有宣传称“越军已控制战场主动权”。《攻克谅山》照片一出，这些说法在事实画面面前，自然显得站不住脚。许多观察家看了这张照片，很快意识到战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点，从侧面印证了战地摄影在现代战争中的另一层作用：它不仅是记录历史，更是直接参与“话语权”争夺的工具。没有这张照片，中国方面仍然可以通过文字说明来阐述战果，但说服力显然不如真实画面直观。而有了画面，任何关于“真假战果”的争论，都能迅速被压下去。
不少军内同志后来评价，《攻克谅山》这张照片，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张普通战地照片。它像一份“视觉公报”，向外界宣示了中国军队在谅山方向的实际控制情况，也间接支撑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适时撤军的决策背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背后还有一个细节：李永安在拍摄时，左臂伤口仍未彻底恢复，包扎简单，动作稍大就会牵扯到伤处。但他依然坚持拍完全部胶卷，没有以伤为由退缩。这种态度，在战斗部队看来，是“和我们一样的战士”。
五、前线“文宣队伍”的牺牲与坚守

李永安不是当时战地摄影、记者队伍中的唯一代表。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报、各大军区政治部、新华社都派出人员随军行动。他们同样暴露在火力之下，有人受伤，有人流血，甚至有人献出了生命。
有一名解放军报记者，在前沿采访时不幸被炮弹炸伤，整条胳膊被炸断。战友们赶过去把他抬下阵地，他却一再叮嘱：“相机、胶卷带好了，别丢了。”看上去有些近乎“倔强”，但那是当时不少战地记者的共同心理——人可以倒下，战场记录不能中断。
还有一名41军121师的摄影干事，在一次猛烈交火中壮烈牺牲。他的相机被找到时，里面还装着没有来得及冲洗的胶卷。镜头里，永远定格的是战友冲锋的身影，而他本人却再也没能回到队伍里。
这些经历，让战地摄影干事这个岗位显得非常特殊：身份上是“文化工作者”，风险上却属于一线战斗岗位。不同的是，战士的武器是钢枪、火炮，他们的“武器”则是一台相机、一卷胶片。拍不到，就等于这场战斗在影像里“没发生过”；拍到了，就给历史留下了证据，也给舆论场留下了有力凭证。
从这个角度看，李永安九次遇险、一身伤痕，坚持把《攻克谅山》这类照片拍下来，不只是完成了政治部交给的任务，更是代表一整个队伍，把自己的战功，写在胶片里。
有战友后来回忆说：“那阵子最怕的，不是挨打，是胶卷送不出去。”这话听着朴实，却道出了战地影像的战略意义——记录只是第一步，能否传出去、用得上，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六、一等功：不是“照相功”，是战功
战役结束后，部队按命令陆续撤回国内集结整顿。3月5日，中国方面宣布开始撤军，前线部队从谅山、同登等地按计划退回边境线以北。战士们清点装备、整理伤员，政治机关则着手汇总战况、审核立功受奖名单。

军队的奖励制度一向有严格标准。一等功，并不是轻易授予的。尤其在大战当中，一等功往往授予在关键战斗中起到突出作用的指挥员、英勇顽强的突击队员，或者完成特别艰巨任务的先进个人。文书、炊事员、卫生员甚至摄影干事，要拿到一等功，情况极为罕见。
李永安所在的55军，战后评功时，有不少英雄集体和个人被提报一等功。包括副师长李万全在内，都是在战斗指挥、攻坚行动中立下显著战绩的骨干力量。在这样一份名单中，把一个摄影干事的名字放进去，是需要很强的说服力的。
广州军区在汇总资料时，重点看了几类材料：李永安在战斗期间的工作记录、他所在部队的情况说明、战地照片在战后宣传中的实际效果，以及相关部门对《攻克谅山》等影像在对外发布中所起作用的评估。可以说，这是一个战斗功绩和“影像战果”叠加的综合考量。
在广西南宁的一次会议上，军区领导听完汇报后，对李永安的事迹作了简要点评。有人提到：“他九次遇险，一次负伤，完成任务出色，拍到的照片，对对外说明情况也很重要。”在讨论是否授予一等功时，有人提出：“这是摄影干事，不是突击队员。”也有人反问：“他冒的险，比突击队少吗？”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这些情况很清楚。他本人出身红军，经历过多次大战，对战功的分量有自己的标准。他看过那张《攻克谅山》的照片，也听取过新华社和政治部门的意见。在听完具体介绍后，他点明了一句大意：“他这个一等功，当得起。”
这句话，不是客套，也不是单纯对照片的肯定，而是对一种“非传统战斗岗位”立功的认可。换句话说，李永安拿到的一等功，不是“照相功”，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功，只不过，这份战功的表现形式，不是击毙多少敌人，而是用影像巩固战果、服务全局。
不久之后，李永安正式被授予一等功。同一时期，他还受到时任中央领导的接见。对于一个师政治部的摄影干事来说，这种规格的肯定，足以证明战地摄影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位置。
七、镜头与军史：战地摄影的长线意义
从建军初期算起，新中国军队的战地摄影工作，已经有不短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战地摄影主要是为内部存档与对内宣传服务。到了抗美援朝，一些著名照片，例如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冰雪阵地上的战士群像，既记录了历史，也成为政治宣传中的重要材料。

进入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媒体环境的复杂化，战地摄影的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它仍然承担着军队内部教育、史料保存的任务；另一方面，它也逐渐成为对外展示军队形象、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政策工具。
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刚刚迈开，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涉及军事行动的报道，都容易被误读、曲解。战地摄影的真实画面，成了减少误读的一个重要手段。
李永安的《攻克谅山》，可以看作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一方面记录了中国军队攻克重要目标的瞬间，是军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另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的对外发布，它又在国际舆论场上发挥了作用。这种双重价值，正是战地摄影从“记账本”到“发言人”的角色转变。
从个人视角看，李永安只是55军163师政治部的一名摄影干事，职务不高，平时主要工作也就是给部队拍宣传照、档案照；从战争整体看，他所在的岗位，却连接着战场和档案库、前线和报纸版面两个空间。这个岗位的风险和价值，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被充分放大。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拍摄的那些照片，被广泛用于军队教育、战史编写，也进入了一些军史展览、资料图册。研究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的学者、军史工作者，只要翻阅图像资料，很难绕开他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一等功”，并没有随着战役结束而“消失”，而是继续在历史研究和军队记忆中发挥作用。
再回头看那23天：九次生死遭遇，一次负伤，200多张照片，其中一张成为对外证明战果的关键画面。这样的履历，放在任何一支军队的档案里，都不会被视为普通。对于熟悉军队奖励制度的人来说，更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把命搭进去、把风险扛在肩上换来的肯定。
对越南一侧的虚假宣传来说，《攻克谅山》是一记冷冰冰的“铁证”，让种种“稳固前线”“扭转战局”的说法失去根据；对中国军队而言，它是一次成功的战地摄影行动，也是一次在信息战线上争取主动权的实践；对李永安个人而言，这张照片背后，是血、是伤、是九次擦肩而过的危险，是他作为一名摄影干事，用自己的方式参加战争的全部分量。
战争结束，硝烟散去，边境山林恢复了原本的寂静。但那一瞬间高地上的军旗，那两个站在旗前的战士，那位在侧面按下快门的摄影干事，已经被定格在历史的画面里，不需要多余的修饰，也无需额外的渲染。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很多时候就靠这样的画面支撑着，一清二楚，掩饰不了，也抹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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