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沂蒙山腹地的南山坡，土是硗薄而黄的。攥一把在手里，沙砾粒粒可数，像命运摊开的掌纹，清清楚楚，却什么也握不住。这样的薄土，注定留不住饱满的麦穗，它只认两样生灵：沉默伫立的柿子，和满身尖刺的花椒。花椒顺着山势，从山脚漫到山腰，一身锋芒，结出串串紫红的果实，如同这片山野刻在骨血里的倔强印记。
人这一生，大抵都要学会与贫瘠共处，与苦难和解。故乡人从不怨这薄土，他们只是埋头干活，闲时牧羊，日子虽不富裕，却过得有滋有味。土地给什么，就接住什么，这大概就是活着的本分。
很小的时候，我便跟着爹娘在伏天摘花椒。那是南山最滚烫的时节，也是最磨人的时节。天刚蒙蒙亮，坡上就响起细碎的枝梢声。刺是躲不开的，划破眼角，割破手臂，细碎的伤口混着暑热的汗水，钻心地疼。可我从未怨恨过这些带刺的草木。
坡上的花椒树，藏着两代人未说完的期许，也藏着生命猝不及防的告别。爷爷栽下这些树苗时，爹还没结婚。苗细得像筷子，立在风里摇摇晃晃。爹蹲在一旁抽烟，轻声说，等它们挂果，我有了孩子，那时怕是该读初中了。
然而树还没长到齐膝高，爷爷就走了。葬礼那天，我望着坡上青生生的小苗，尚不懂生死相隔的重量，只是懵懂知晓，往后再无人踮脚，帮我取回挂在枝桠间的纸鸢。原来世间所有等待，都未必能等来圆满；所有期许，都未必能如期相逢。
去年回去，最老的那棵树还在，枝丫枯了大半，树底却冒出几株新苗，嫩红的茎上已长了细刺。我摸了摸树疙瘩，粗糙得像娘皴裂的手。小侄正给老树剪枝，他说爷爷讲过，这树老了，结的椒少，可味儿更冲。我蹲在树下捡落椒，指尖沾着紫红的油，那股麻香钻进鼻腔，记忆里伏天的汗味、娘的唠叨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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