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彻底走向对立前,中苏两国曾是关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兄弟。在新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对新中国工业领域开展了156个援助项目。这一系列项目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尽管在这前后涉及很多中苏政治恩怨,但“156项工程”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给中国带来直观威胁的,便是“珍宝岛”事件中缴获的T-62坦克。以其为代表的苏联装甲洪流,让中国意识到了自己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与假想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于是自1970年代初起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战术的研究工作,打坦克成了当时中国国防的核心问题之一。 
1970-1980年代,“新40火”是我国生产、装备数量最多的步兵反坦克武器,总数达到近千万发(其中有部分数量出口援外),北疆装备到班(冷战期间我军北方步兵班编有两个40火小组作为核心),南国装备到连。连同之前退居二线的“老40火”,中国火箭筒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具的水平!
而在反坦克导弹方面,中国最早的反坦克导弹是红箭-73,它是我国于1973年对从友好国家获得的苏联AT-3(9K11)“萨格尔”反坦克导弹进行测绘研究后开发的仿制型号,1978年设计定型,射程高达3000米,破甲厚度400毫米。与此同时,它的重量只有13千克,远低于任何反坦克炮。


在测试狂飙一号时,曾出现过因挂架故障未能投弹的情况,危急之中彝族试飞员杨国祥驾挂弹飞机成功着陆,1972年1月再次试验终于成功。不过完成核试验之后,改装的强-5甲却并未和“狂飙一号”氢弹配套服役,而是和普通的强-5强击机混编在一起执行常规任务,这是为什么呢?
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DIA)的中国历次核试验资料,1972年强-5甲挂载核武器甩投的当量是8千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聚变核爆,而是一次核“扳机”试验。强-5甲作战半径600km(高低高任务,且为常规挂载)还要求采用地形匹配系统规避苏联防空武器,这对当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而在冷战后期,使用武装直升机执行反装甲任务已形成风气。1980年代,为在低空对付苏联装甲洪流,中国决定采购一批反坦克用武装直升机,当时招标的有3种——麦道的MD500,梅塞施密特的BO105,法国宇航公司的SA 342"小羚羊"。最终,中国选定了法国SA 342“小羚羊”直升机。
中国这边囊中羞涩,苏联对武装直升机可是不差钱,苏军的米-24直升机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国装甲力量和防空力量雪上加霜。于是中国在苏制SA-7防空导弹的基础上,于1970年代开始研制红缨-5便携式防空导弹。对付速度小于260米/秒的飞行器,作战距离800-4400米,作战高度为50-2500米。
不过,低空的威胁虽然缓解,高空的威胁却仍然在。当时苏联图-22M“逆火”轰炸机、米格-25等战机的服役,使中国空军感到来自北方的空中压力日益沉重。1970-1980年代,无数地空导弹和高炮被部署在北京周边,中国军队大量军事资源被用于防御“逆火”轰炸机的高空高速突击。
面对这种危急形式,中国开发了两种武器用以对“逆火”进行防备。第一种即大名鼎鼎的“和平典范”计划,为了提高歼-8II战机的作战性能,1986年中国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同美国格鲁曼公司合作改良歼-8II战机,美方计划为其安装以APG-66火控雷达为核心的全套美制航电系统。
这次合作的重点在于使歼-8II雷达电子系统拥有中程拦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对付苏联空军的图-22M等飞机,这一点在外刊关于“和平典范计划”的评论中也都有说明:“这是中国为了防御苏联的高速突防目标的举措,中国将把它们部署在靠近中苏边境的黑龙江,以防御苏联可能的袭击。”
第二种用于防范“逆火”的武器,是红旗-2号乙型防空导弹,该型导弹于1979年开始研制,旨在减少整个的系统的车辆,改善可操作性,提高抗干扰和打击类似图-22M轰炸机一类的高速机动目标的能力,扩大作战空域及缩短战斗准备时间。为增强野战防空能力,还新研制了机动发射车。 
而在海军方面,面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太平洋舰队,中国海军在舰艇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只是战时力保老铁山水道不失,防止苏联海军从水路直取京津。中国当年还曾开发过核水雷,用以在关键航路防止南下的苏联海军登陆渤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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