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养老服务网

标题: 书圣王羲之为何辞官 [打印本页]

作者: zxcvb 时间: 2016-3-7 15:19:21 标题: 书圣王羲之为何辞官

书圣王羲之为何辞官 2016年03月07日10:56

　　谢云飞
　　王羲之被誉“书圣”，其“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这是众人皆知的。然后，王羲之世家来自北方，五岁南迁，七岁失父，23岁入仕，49岁任会稽内史，53岁辞官的经历，估计知者并不多。从历任京官，到地方官，再到辞官，其光鲜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王羲之出生的时代，正处在西晋王朝即将灭亡，“东晋”正在兴起，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公元307年，王羲之五岁那年，正逢“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岌岌可危。其伯父王导、王敦和父王旷，建议琅琊王司马睿“晋室南渡”，向江南发展，得到了司马睿的响应，琅琊王氏举族南迁，落户建邺（今南京）乌衣巷。
　　王羲之随父母至乌衣巷生活的第二年，即公元309年，其父王旷受命率兵抗击匈奴，在山西长平一战中大败，此后下落不明。王羲之7岁起就失去了父亲。
　　至公元318年，王羲之15岁那年，晋愍帝死，镇守在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重建晋室政权，改建邺为建康，史称“东晋”。
　　23岁那年，王羲之出仕秘书郎。此后历任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吴兴太守、征西将军庾亮幕府参军，征西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41岁至45 岁期间，因当时朝廷中，你争我斗，尔虞我诈，十分复杂，他无意陷落其中，故一不愿做大官，二不愿在京城朝廷中为官。朝廷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辞官家居期间，忙于儿娶女嫁，怀尚子平之心。
　　时至，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七年（351年），会稽内史王述丧母，按当时社会风俗要离职守丧。谁去接替王述合适呢？大臣们商议说，屡屡要求辞去护军将军职位的王羲之最为合适，于是，一道诏书下达。王羲之接诏后十分高兴：其一，是王羲之当过会稽王司马昱的王友，对会稽山水早有感情。其二，是会稽素为江左重地，晋愍帝时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愍帝赐酒食送行云：“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兵足食，在于良守。”王羲之也早就知道，会稽乃物阜民丰之地。其三，是父母的坟墓已于数年前由临川移至会稽山阴。如今能去父母的安息之地任职，使人欣然。所以，王羲之与夫人郗璇，以前所未有的好心情带着七子一女二媳，渡过浙江，进人会稽郡境。
　　是年，王羲之49岁。到53岁“誓墓辞官”，他在会稽内史的职位上首尾共五年。这五年可说是王羲之从政生涯中的黄金期。他所以享誉“循吏”的清名，主要实绩就出在这五年间。那为什么做得好好的“循吏”要辞官呢？
　　《晋书·王羲之传》有简述：王述任骠骑将军，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王述先为会稽内史。不久，母丧居郡境丁忧。王羲之继为内史，羲之到郡，只上门吊唁一次。王述以为他会常来，故听门外有车马之声就家中准备待客，但却累年不至，王述由此抱有怨恨。王述丧满回朝任为扬州刺史，此职远在内史之上。王述离开郡治，也不去告别羲之。王述“显授”后，羲之“耻为之下”，就遣使入朝，要求将会稽等地分为越州，以不属扬州管辖，但使者讲不清楚，而“为时贤所笑”。不久，王述检校会稽郡，对于刑政诸事提出指责，遭此种种，“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的一天，王羲之在父母墓前，自誓不再任官，“信誓之诚，有如激日。”朝廷再三挽留，但羲之去意已决，从此退出官场，绝于仕进，时年53岁。这便是其一。
　　其二是，官场的争斗，让王羲之痛心疾首，因早年即深受其害，其从伯王敦曾二度举兵反晋，于是，朝中有尽诛王氏之议；另一从伯王导只好带领王氏家族包括王羲之在内天天到午门请罪。这件事对王羲之刺激甚深。后来虽然元帝原谅了王氏宗族，但许多政治斗争中发生的事件深深刺痛了王羲之的心灵，生性高傲的他在官场倾轧中，早已厌倦。
　　其三是，与他的身体有疾有关。根据王羲之的信札，可以看出他晚年有多种疾病。除早年曾患有癫痫（俗称羊癫风）外，还患有风湿和胃病，如“胛风遂欲成患，甚忧之”（《秋雨帖》），“吾之朽矣，日就赢顿，加复风劳，诸无意赖”（《阔别帖》）。“仆脚中不堪，沉阴重疼，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全晋之》卷25）。“昨还，殊顿。胸中淡闷，干呕转剧，食不强，疾言难下治，乃甚忧之”（《昨还帖》）。“吾故不欲食，比来以为事，恐不可久，邑邑。（《适欲遣书帖》）等等。
　　弃官后，王羲之寄情于山水，放浪形骸，热衷于佛道“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王羲之所以这么做，其实也是他由“济世”转向“愤世”，乃至“出世”的人生选择，也是当时士大夫对社会政治环境的一种无奈的抗争。
　　来源：绍兴县报

作者: zxcvb 时间: 2016-3-7 15:19:28

本帖最后由 zxcvb 于 2016-3-7 15:20 编辑

王羲之何以成为书圣 2016年03月07日10:54摘自《书法谈丛》，刘涛著，中华书局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本书就中国古代书法中有关问题，拈出而成多个选题进行讨论。虽然谈论的是书法问题，但由于作者历史学者的出身，具有史学眼光和史识，因此同时借鉴相关历史、古汉语、文字学等知识，使文章很有内涵和厚度，不仅学书法者能从中受益，而且历史学爱好者，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也会从中受益。
　　历史上，现实中，有形形色色的权威：世袭罔替的，时势造就的，人为制造的。以权力为凭借的权威，其地位与生命相伴，“人一走茶就凉”，只管得了生前，比如“威加海内”的秦始皇。长效的权威，往往是思想家，比如孔子，生前蹭蹬坎坷，身后位望隆盛，他的那些思想和主张统治人心两千年，即使帝王也要借他收治天下的人心，让人们代代顶礼膜拜，所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如果说书坛上也有一位如孔子这样盛而不衰的权威，那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生活在公元4世纪，确切的生卒年，是303年至361年。他出身士族高门，一生做的事，说来也很简单，读书、做官，旅游，写字，画画。
　　王羲之的人生成就，是他的书法。汉代还没有“书法”这个词汇，谁的字写得好，就称他“善书”或“善某某书”。这即是对写字这种能力的肯定，表明字写得好可以成名成家。东晋时，书法成为士大夫展示个人精神风采的重要手段，而名世的书家，多有高门豪族的家世背景，或者顶着名士的徽号。对于王羲之，贵族身份与生俱来，至于名士的声望，似乎得来也全不费工夫。十三岁时，他拜谒大名士周，宴会上，周让他“先啖牛心炙”，表示格外的赏识。从此之后，人们对他另眼看待，成了准名士。待到成年，便是当然的名士，以善辩、骨鲠称。因为是名士，遇事就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举止，比如郗家派人到王家子弟中择婿，同族的兄弟们都作矜持状，只有他“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结果选中了他，也许岳丈郗鉴也懂得名士这一套，虽然王家不报子弟姓名，由行为举止，他能辨出优劣高下。
　　晋朝的书法家，承袭了汉魏士人高标自赏的作派，当道执政也罢，啸咏山林也罢，都知道恃仗自家门第来自尊，积了厚厚的门户意识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自尊和相轻，不过是活着的书法名家之间摆架子的态势。对于为草书树立典范的汉末张芝，为楷书、行书立法定制的曹魏钟繇，书家们都是众口一词地推崇。
　　奉古人为权威，固然是读书培养起来的意识，实际的功用，好像是为各自争做新权威开一扇方便之门，至少也能拿古人的书法作标准来衡量新权威的合法性。
　　东晋初年，书坛上的权威是王虞，《晋书》说他“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按古代“六艺”的标准衡量他的本领，几乎是“全能”。晋明帝为太子时，向他学过画：王羲之年轻时从他讨教书法。其中，有亲缘的关系在，王虞的母亲与晋元帝的母亲是姊妹，他又是王羲之的叔父，王虞称名书坛的时间很短，东晋立国的第五年（321）就故去了，因为附逆王敦的叛乱，招来不少非议。
　　权威一死，想接班的大有人在，争来争去，最终要凭书艺定高下，结果王羲之管领风骚，却在王虞去世二十年之后。在群龙无首的二十年间，王羲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倍”，《晋书·王羲之传》有明确的记载。
　　大概在公元344年，即晋康帝建元年间，王羲之的书名大盛，学王书的人，由少数演为多数，以至出现朝野争相效法王书的局面。这引起了镇守荆州的征西将军庾翼的不满，扬言要与王羲之比个高低，大概是想保持他的领先地位，时势比人强，虽然庾翼官位比王羲之高，却无法扭转学王字的风气。穆帝永和元年（345）以后，王羲之终于成了东晋书坛的第二代权威。这时，要与王羲之争锋的庾翼已经病亡，郗倍已是王羲之的妻弟。
　　王羲之能主盟书坛，在于他的书法样式去质尚妍，变古趋新。王羲之并非一直是新妍，从传世的王羲之行书《姨母帖》、章草《豹奴帖》来看，我们知道他早年写字，是古质的体态多。庾翼对王羲之的章草曾格外赞扬，他在给王羲之的信中说：“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从前人那里学来古法，再作趋时的新妍发挥，到了四十多岁，才写出了独具一格的“新体”。
　　比如写楷书——南朝人称为正书，他用道劲的“一拓直下”的笔势化解了钟繇楷书中那种隐含隶意的翻挑之笔，写出的笔画，形直而势曲：又弱化横向的笔画，强调纵向的笔画，从而将钟繇楷书惯用的宽展结构收束得紧凑俊整。王羲之的楷书与钟繇相比，笔画的长短、肥瘦及其比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背的呼应态势显示出向字内攒聚的整肃感，纵敛之势成了主导。于是，一种欹侧而整饬的楷书形态在王羲之的笔下完成了。这是大别于钟繇楷书的新样式，从而确立了楷书的新规范，新秩序。
　　王羲之的行书、草书，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字态“爽爽有一种风气”，更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当时的审美时尚，是趋新附妍，这是王羲之变制“新体”的“精神气候”，也是时人追效王书“新体”且趋之若鹜的动力。
　　有了王书“新体”，曹魏书法的“新”就相形见“旧”了。从“钟张”到“二王”书风演变的大趋势是不断地追求新妍奇巧。这趋新的势头，在南朝梁时陡然中止了，起作用者是梁武帝，这位皇帝是饱学之士，有好古崇古之癖，对于书法，也是内行，主张返璞归真，以古质为“主旋律”。他告诉当时的书法家，王献之不如王羲之古质，王羲之又不及钟繇古肥。言下之意，值得提倡的是钟繇，其次是王羲之，而王献之太新，新在“今瘦”，他看不上，梁武帝发表的意见，虽说是一己之见，因其贵为天子，书家当然以帝王之所是为是，所非为非了。梁朝的大书法家萧子云最能“参圣旨之奥”，见风使舵，“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萧子云《论书启》），成为响应梁武帝学习钟书号召的“积极分子”。所以曹魏以来蒸蒸日上的新妍书风，就此歇息下来，但是，钟繇的书迹在梁朝已是凤毛麟角，内府收藏的钟书极少。梁武帝也承认，他对钟书“古肥”特点的认定，是以少见的钟书推测的。那么，弘扬钟书，是提倡容易实行难，普及尤为困难。当时王羲之的传世书作尚多，梁武帝曾令周兴嗣将所集王羲之字按韵编成《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课本。梁武帝干预书坛的实绩，初衷是提倡钟书，结果却是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不古不今的中间道路。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以弘扬右军书为己任，借集王字的《千字文》来推广王书，据说写了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佛门为保存普及王书，也助了一臂之力。智永毕生师法王羲之，名声盛大，留下“退笔成冢”、“铁门限”的佳话。世人向他讨去的书法，当然都是一纸纸王羲之风格的字，于是，王羲之书法的香火又旺盛起来。
　　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又以天家之尊来推崇王羲之，他不仅尊，而且亲，专心摹学，并且公开告诉世人：他写字，心慕手追者，王羲之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的书法顾问是得到智永亲传的虞世南。虞氏对他的影响和指点，当然是王羲之那一套，太宗是用摹本来推广王书，他自己也写一笔王字，想来是以身作则。公元648年，《晋书》修成，太宗为《王羲之传》写了一篇《传论》，极力肯定王羲之书法的价值，为妍于钟张、质于王献之的王羲之加冕。从那以后，王羲之就成了书坛的素王。
　　唐朝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大小小的书法权威，却难看到与王羲之争胜的书家。各路权威，都景从王书，甘愿站到王羲之的偶像下唱诺。王羲之在书法技巧、体态、风格上的穷变化、集众美、兼妍质的博大精深，也容纳得下后世书家的折腾。王羲之不断被后人取资、利用，成为主流书风的源头，他的权威地位也愈加不容置疑。即使是碑派书风盛行的今天，王羲之的真迹荡然无存，而他的“书圣”地位，依然固若金汤。
　　来源：天津日报

欢迎光临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