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老龄化现象研究中存在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倾向，即为了让社会更多地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以此推动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和养老制度的发展，研究老龄化的学者往往专注于老龄化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探讨。
其结果是，不仅催生了社会媒体对老龄化的负面表达，更引起人们对老龄化现象的恐惧，给老年人的形象蒙上了一层消极的色彩。
本文将从老龄化研究的特征及初衷出发，通过分析在这种特征背景下所存在的外部性效应，阐明中国的老龄化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被“问题化”的老年群体
自1940年以来，国内外关于老年人、老化和老龄化的研究和新闻报道，一直呈指数比例发展，自2000年以来，国内对于老龄化现象的关注日趋高涨，大量调查研究与科研立项都围绕着这个方向。
然而从众多的研究方向与调查结果来看，长期以来老年人口的增多都一直被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在进行讨论，本文将这种以强调“问题”为主的研究偏好称作“问题化”倾向。
首先，从研究文献的分布来看。
以CNKI数据库中1989~201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例进行计量分析，①若将研究题目、关键词和内容摘要作为研究主题的判定标准，以“问题”作为主题的研究就占所有研究的41.38%；若除去“医学、卫生”领域内与“工业技术”领域内带有明显问题指向的研究，则具有“问题”倾向的研究比例达50.06%。
其中，社会科学领域内以问题为主题的研究有1827篇，占所有社会科学领域老龄化研究的64.22%。而针对老年人价值的研究相当少，以“价值”为题目的研究仅有129篇，仅占所有研究的0.49%，若包含内容涉及到老年人价值的研究，其比例也不到2%。
其次，从内容上来看，大多数研究也是以“问题”为核心。
尽管也有一些研究从积极面出发，提到老龄化也是一种“机会”或“机遇”。然而，由于早期的“问题”定位，以及学术研究上对问题化倾向的偏好，使得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更多地表现为对老龄化现象的担忧。
这种问题化倾向和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医疗保障系统负担为视角的老年人口研究。
这类研究发端于生物学的衰竭理论，最先将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作为关注对象。从社会成本的角度出发，这类研究担忧老年人口的增多对医疗技术、卫生条件甚至医疗保障系统的威胁和挑战。
从个体层面，他们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老年人口的功能性依赖、抑郁以及痴呆症等问题上。从宏观层面，人们普遍担心老年人口的增多将会使国家预算破产，使医疗保障体系过于紧张。
其二，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
这类对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其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他们认为老龄化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巨大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非劳动人口的增多。因而，这部分学者们一方面担忧人口红利的消失，思考如何延长此种人口优势；另一方面，担忧“未富先老”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减缓，[1]并不断地思考缩小“未富先老”的办法。[2]
而无论哪种担忧，在这种经济视域的理解中，老年人口都被视为“依赖人口”“纯消费人群”“给社会发展拖后腿”的一群人，因而在他们看来，老年人口更多地是社会的负担，而非社会的财富。
其三，从家庭赡养和青年一代的负担角度出发的担忧。
这类研究同样继承了医疗卫生体系的“病理模式”，比较关注“空巢家庭”“少子化”现象和“四二一”家庭结构，担心子女需要承担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事务。
他们担心老龄化现象会引起家庭在经济的代际转移和养老的保障方面出现断层，从理论前提来看，这类研究也将老年人默认为“无生产力人群”或“造成家庭负担的人群”。
上述研究皆延续了老年人是“负担”和“问题”的思路。但纵观中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研究，鲜有对老龄化现象中的“问题化”倾向有所修正的研究。
二、“问题化”研究的初衷与社会福利内卷化
老年研究和老龄化现象的分析，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问题化”的趋势。20世纪中叶以前，由于老年人口比例较低，因此很少有人注意老年问题。二战结束以及西方人口结构的剧烈改变，使得老龄化现象出现。
为了推动对老龄化现象和老年人福利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开始利用西方文化中对“年老”的惧怕和排斥来推动老年福利制度的建成。分析西方老年研究起飞期的文献不难发现，不管是宏观或微观的老年研究还是老年福利制度建设动力，均主要是“问题驱动”。
因此，老龄化现象这个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的大背景之下的讨论，其中包含着浓厚的“问题”色彩。
从政治策略来看，西方社会刚开始对“老人问题”的推销，并逐步将老年人和老龄化向“问题化”方向推进，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反社会福利主义者的共识。所以老年问题化作为一种策略，在战后时期广泛运用于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争议上。
为了让人们更加关注老年群体，更好地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学者们挖掘和分析老人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断地强调老年人口比例增高，以及老龄化所必然带来的严重问题。这一策略让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老年福利上，在早期的确起到了推动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发展的作用。
因此，作为一种“策略”，“问题化”的研究倾向对老人福利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以及老年福利需求的多元化，这一策略手段逐渐演化为学术界的一种研究惯习，并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老龄化研究中的主流。
当其广泛地影响大众认识时，负面的外部性效应逐渐呈现，并从两个层面对社会福利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问题化”会以自我实现的方式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老年歧视现象；
其次，当“问题化”深入人心并成为歧视的根源之后，原本增长的福利政策因社会歧视的产生而有所抵消，而老人福利事业可能出现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趋势。
自我实现式的老年歧视现象
现实中“问题化”不仅通过“自证式预言”的方式加强着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惯性，同时还容易催生大众媒体与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与紧张。
带有“社会问题”指向的学术词语经常被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广泛使用，加剧了老年歧视现象。政策制定层面，在“问题化”的影响下，中国目前大多数关于老年人的政策都未对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做出判断，并且仍有一些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
从政策的态度来看，“没有对老年的社会价值做出判断”的政策占76.9%；“肯定老年人社会价值”的政策仅占7.7%；将老年人单纯界定为社会负担的有15.4%。[5]
舆论媒体层面，各类媒体更是不断强调和描写老人们各种各样的困境：他们无助、老态龙钟、依赖别人、孤独和病痛。还有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报道这些老年人是如何给社会保险界及医疗保健界带来越来越多的开销，以及为了照顾这些与日俱增的“无用”的老年人，家庭所必须背上的沉重的包袱。
在政策导向和舆论媒体的影响下，与老年人相关的负面信息不仅成为人们判断老年人“无用”的证据，“问题”这一名词甚至还成为人们理解老年人和老龄化的一种视角。
这些信息从学术界逐渐渗透到社会大众中后，人们就会普遍担心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带来社会性的问题。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以“问题”的角度去认识老年人时，社会上便会开始滋生对老年人的歧视和厌恶，甚至敌视。
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莱姆曾公开表示：老弱群体有义务“有责任死去并自觉地让出位来”，让比较年轻和身体比较健康的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去死”，从而“退出”生活，不再使用年轻人需要的国家资源。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德高望重的医学伦理学渥娜克女士在国会下议院讨论“心智能力法案”前夕，也发出惊人之语，说风烛残年的老人应该考虑自杀，以免造成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2010年“英国的公立医疗系统已经开始限制可批准给老年人的药物与治疗。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政府接管医保后，试图遏制成本失控将会促使类似措施出台”。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尽管政策层面上并没有出现这类过激的情况。然而，“问题化”倾向也让中华文化中“尊老”的理念不断受到冲击。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老年人是一个负担”之后，家庭对于养老的责任认同度也会相应地降低。多数民众开始认为老人的生活需求与医疗照顾不应由家庭独立负担。
近年来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大陆许多地区抛弃老人的现象逐渐增多，不仅开始出现较高的老人虐待发生率，而且子女不赡养、虐待和遗弃老年人现象开始逐年增多，老人自杀率也在不断增高。
尽管许多学者将此归结为中国社会福利建设的不健全，然而，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相对于经济水平和福利保障更为落后的过去而言，当今出现如此严重的老年歧视和虐待问题，与经济和福利发展方向呈现出反比趋势。
显然，经济和福利水平不能构成原因解释，至少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其他的影响因素。
社会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
在现实层面，“问题化”会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福利制度的发展；另一个是歧视所造成的反作用力。
这使得实际政策效果层面会出现相互抵充的现象：一方面是国家福利政策的不断出台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政策实际效果不佳，政府的投入和老人得到的实际福利不成正比，福利政策的边际报酬出现收缩。
1.有增长：福利制度的丰富度和复杂性增加
对老年人问题的强调，无疑会刺激中国老年福利政策的出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政府就出台了关于老年人的相应政策。但此时老年政策仅仅是作为保持国家政策覆盖人群的完整性而存在的，并不是在老龄化现象或社会实际问题刺激下产生的社会政策。
因此，最初只在《宪法》、《民法通则》、《劳动法》、《婚姻法》、《教育法》等基础性政策当中提到老年人的权益，就具体的福利方式而言，只能算是“单一的政府安置型”福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政府在老年服务方面所呈现出的“效果不足”，让人们看到了实际问题的存在，随着这一“实际问题”的不断加剧和社会转型的推动，政府才放弃“单一”的管理模式。
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巩固了家庭养老基础性地位，并明确了社会在养老责任中的关系，在策略思路上也转而借用市场力量发展福利体制。
这是第一次“问题驱动”下对老年福利政策的正向影响作用，具体体现在《中国老龄工作发展纲要（1994~2000年）》提出，“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扩大社会化服务范围”。这不仅促使之后的老年政策体系迅速发展，并且使得老龄政策的能动性有了实质性的增强。第一次的发展成效激发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通过“问题驱动”寻找政策增长点的方式。
随着老龄化现象的日益突出，以及“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各种结合在方法和效果上达致顶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不断激励政策的发展。从思路上，我国开始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并逐步发展为目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从政策上，2012年之后中国老年政策更是密集出台。②以2000年为源头进行计算，目前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近200个涉老政策，而绝大多数是出于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出台的。老龄化现象的“问题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老年政策的发展。
2.无发展：福利政策的边际报酬收缩
虽然老龄化现象的“问题化”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的增加与完善，但是福利制度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福利效果的提升。制度设置的根本目标旨在期望实现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然而，通过“问题化”因素所推动的福利化过程，既可以提高制度设置和福利政策推行的效率，也容易因为歧视现象而抵消美好的期望，形成一种完全的零和博弈。这种歧视现象容易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从社会认识层面看，过分地强调老年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会让公众对老年人的角色定位倾向于负面。
当实际社会资源缺乏，不同年龄人群之间需要针对某一资源进行争夺时，其他年轻群体就容易对老年福利制度产生抵触情绪，阻碍原福利服务的实施，从而使相应福利政策所预期的目标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的丰富便不能增加老年人的实际福利效果。
这一现象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老年人公交优惠政策的实施上。尽管从2005年起，国务院办公厅就开始鼓励公共交通承担一定的老年社会福利，以免费公交卡的形式来丰富老年人的福利内容。然而，在早高峰公交运力有限的情况下，不仅公交司机会因为车辆延误或公交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对老年人采取拒载的行为，而且很多其他年轻群体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的厌恶。这导致后来的政策变更为“早晚高峰老人卡不免费”或者“限制爱心卡的使用总次数”等措施，以减少老年人的出行次数。
这项国家给予老年人的补偿性政策，不仅没有为老年人出行增加便利，反而成为公交企业的一项包袱，而且增加了社会对“老年人出行”这一普通日常行为的抵触行为。
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层面看，歧视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力不仅需要加大福利制度的投入量，而且容易使实际工作变得复杂而非简化。
例如，世界许多国家在发展老人福利的同时，为避免其中的歧视问题采取了很多相应措施，如通过公共和职业宣传运动、成人保护服务、自助团体、筛查潜在受害者、警察和社工探访的方式，来防止社会和家庭中对老年人的歧视和虐待行为。但世界卫生组织也有证据显示，比如成人保护服务和探访工作，也会产生反面后果，加剧对老人的歧视和虐待。
所以，当歧视因素出现，原有问题和歧视问题就会交织在一起，进而产生出新的问题。
而从效果来看，问题是在不断增加而非减少。这种通过强调“问题”促进福利的方式，从效果上来看，仅仅是在增加实际福利工作的复杂性。原有问题的刚性特征加剧，实际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而新增的复杂性产生后，会消解原来已经解决的问题，进而产生新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使得问题不断向内拓展，即福利制度越来越精细化。
这种不断增加复杂性和向内拓展的状况，不仅使福利目标难以达成，更使得这种福利发展成为一个无底洞。从老人生活质量和最终达到的效果来看，可能和没有出现“歧视”之前所预期的效果是相同的。从边际效应上看，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入，对于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福利回报是越来越少的，这就存在一个“边际报酬收缩”的问题。
当“问题化”所推动的歧视现象存在时，老年福利制度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两个必然的后果：第一，福利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增加；第二，老年生活质量的边际效应收缩。而这会使得中国的老年福利演变为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状态。
三、对策：中国老年价值研究视域的开启
为了防止“问题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积极挖掘老年人与老龄化在社会当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而强调老年人价值的思路，从正面推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识和需求，不仅能够促进老年福利持续有序的发展，而且可以避免“歧视”所带来的内卷化问题。对老年人价值的强调，不仅能够引领公众从积极的一面去思考老年人，更可以在价值明确的基础上寻找到老年人在社会当中应有的位置，以及在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比如强调老年人在家务劳动、志愿者活动、社区参与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在这些方面老年人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生产性角色和社会价值。
具体地说：
其一，从市场层面，以劳动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生产劳动与宏观就业状况、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职业领域对老年人延迟退休的接纳程度。
其二，从家庭层面，以生活照顾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需求与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可行性。
其三，从社会层面，以社会活动时间为核心，讨论老年人生产劳动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
通过挖掘老年人的生产性角色和价值，进而在合理的社会结构当中，为他们有机地构建出基于平等角色的福利资源，这才是预防老年福利内卷化的最佳解决之道。
我们“需要创新思路，不要总在人口结构上打主意，不要总在经济上打主意，要着力搞好社会建设；需要创新策略，抓住时间性机遇，制定非常规的积极策略，留住、找回并发扬传统；需要创新政策，解决老龄化本身的问题。”[8]
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本文注重对老年人价值的回归，但并不是要否定对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问题的分析。在现实生活当中，过分地重视价值，会导致因为忽视问题而出现政策上的错漏百出；但过分注重问题而忽视其价值，同样会导致对老年人群的歧视问题。
目前，尽管有许多研究已经开始关注“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议题，然而，对老年人积极面的讨论依然不足，国内有关老年或老人的研究，大致仍然依循“问题导向”或“病理导向”的思维模式，更多地依然延续着对老年人问题的关注，缺乏对老年人价值的关注。
因此，未来对于老龄化现象的研究，我们既要重视“问题”，更要重视对老年人口价值的挖掘。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老年或老龄研究中，应当适当地偏重于“价值”分析，适当地加强对老年人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价值的关注，通过挖掘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生产性价值、社会参与价值和文化影响价值，以平衡过往老龄研究中“问题化”所造成的意外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化特色，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老年学，实现老龄化研究的本土化转型，从而重建社会对老年人口的价值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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