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这个名字在民国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是个难以回避的人物，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志青年，到沦落为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卖国求荣”的汉奸。即使死后也不得安宁，尸首亦是难逃挫骨扬灰的厄运。但仅就个人人品而言，汪可谓无可挑剔，不贪财、不好色、不嫖不赌。可以说对汪精卫历史形象的解构需要从多视角来切入，方能窥清一二。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精卫是他的笔名。取自“精卫填海”的典故，他曾写过一句诗：“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就是对这个名字最好的诠释。理想化的性情给汪精卫一生的政治生涯带入了许多富于浪漫主义的注脚，也是汪精卫一生看似让人疑惑的行为反差的内在逻辑。比较起来汪精卫更像一名业余政客，专业文人。哪怕在政治活动中都带有很浓厚的文人痕迹。比起“汉奸”、“民国四大美男”汪精卫另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身份是“民国旧体诗词第一人”。钱钟书先生，何等博古通今之辈，读汪精卫的诗词也不得不感慨“扫叶吞花足胜情，鉅公难得此才清。”如果抛开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汪精卫很有可能在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发出感叹“卿本佳人，何故做贼?”
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者，往往都具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抒情化想象。而更要命的是，汪精卫空有满腔热血，和报国情怀，却没有明确的价值信仰。在那样一个军事化时代，汪精卫仅凭一介书生的政治理想，缺乏对现实的准确判断，又过于迷信个人牺牲，妄想以个人救赎式的牺牲以求力挽狂澜。这一切的一切都带有深刻的旧时代文人对成仁成圣的儒家思想的迷恋。汪精卫并没有走出这个局限，他看似对家国天下江山社稷的忧患，其本质却是对个人救世主情结深深地意淫。浸染在自我想象的革命蓝图中，却缺乏现实依托，汪精卫的人生悲剧便已然注定。
汪精卫有一首诗，反复以杜鹃为意象。其中有一句“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这很能体现汪精卫的性情，这是一种对革命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
汪精卫性格的形成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其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过世，生计全仰仗同父异母的哥哥汪兆镛。其曾祖父曾参与平定苗瑶叛乱，其祖父曾在道光二年中过举人。到汪精卫辈，虽家境不甚殷实，却也算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深。在如此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加之他个人天资聪慧，机敏好学，后来还曾在广州以第一名的身份中过秀才。中秀才的第二年，汪精卫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官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这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1905年汪精卫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此后便以“精卫”为笔名，开始在《民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展开论战。因为接触了革命思想，打开了眼界，毕业后的汪精卫不愿回国为清政府工作，断然拒绝了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回国担任日语翻译的的要求。而后跟随孙中山先生在东南亚各国发展同盟会分支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的火种，为革命活动筹集款项，并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后来的夫人陈璧君。
不管汪精卫本人怎么被人唾弃，但他和陈璧君的感情还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可以概括为一段“花痴女粉丝倒追偶像成功”的励志故事。就长相而言，与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卫比起来，陈璧君实在难称般配。如果说年轻时候的陈璧君看照片还勉强算得上有几分清秀的话，再看后期陈璧君的照片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陈璧君出生于马来西亚，其父亲是做橡胶生意的富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煤老板那种暴发户。一开始陈璧君只是从父亲带回家的报纸上读到过汪精卫的撰写的文章，被其鲜明的观点和滔滔文采深深吸引，由此“路转粉”。
直到有一天，陈璧君出去玩耍的时候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男子在演讲，好奇的陈璧君走近一看，眼前的男子器宇轩昂，目光炯炯，一下就被其颜值征服得走不动道了。向周围的人一打听才得知眼前的这位帅哥，竟然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精卫欧巴，更是惊喜万分。
为了更加接近汪精卫，陈璧君毅然参加了马来西亚的同盟会分部，积极学习革命思想。很快便成为了同盟会的积极分子，也成功引起了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自然能看出来这位女粉丝对自己不寻常的爱意，然而一来此时的汪精卫在家乡已有未过门的订婚妻子，二来在民族大义面前，儿女情长自然被进步青年汪精卫放在了一边。其实陈璧君的父亲也已经为其谈了一门亲事，对方也是家境殷实的富二代。奈何陈璧君被汪精卫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执拗的她以死相逼，父亲无奈只得退了这门亲事。
汪精卫回到日本后，1908年7月，陈璧君也乘坐一艘荷兰客船来到了日本，到了日本后陈璧君就留在了《民报》编辑部帮忙。《民报》的这些个编辑们都是些穷酸的书生，平日里生活拮据，陈璧君的到来无疑改善了不少伙食。家人每月寄来不菲的生活费，陈璧君总是慷慨地请大家下馆子。在这一来二去的接触中，也有不少革命青年开始追求陈璧君，然而她却只对汪精卫一往情深。比起这些革命青年中的许多人嫖妓赌博酗酒，汪精卫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更是让陈璧君对其钦佩万分。
1908年年末，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进入最难熬的冬季。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许多革命党党内同志心灰意冷，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批评孙中山和革命党领袖乃是“距离革命家”的声音。还有人写了一篇《孙文十四大罪状》，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等等。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主动站了出来，提出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以此为革命领袖洗刷污名。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既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俨然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既视感。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队，准备刺杀清政要员，坚决要求参加。为此她还自学了制作炸药等。当有人质疑陈璧君有一张英国臣民护照，因此没有后顾之忧时，陈璧君当场把护照撕碎，以显示自己的决心。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等暗杀团成员秘密抵达北京，并以开照相馆作为行动掩护。准备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料意外走漏风声。汪精卫被捕后被关在了北京北郊的监狱里，陈璧君心急如焚，设法营救。正是此时，在狱中的汪精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比起当年谭嗣同变法失败从容赴死时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此时的汪精卫命运堪忧，但讽刺的是，这却是汪精卫少有的被人记住的高光时刻。
除此之外，狱中的汪精卫也为陈璧君的不离不弃所深深打动，还给陈璧君专门填了一阙《金缕曲》。爱意柔情，跃然纸上。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汪的一首诗词：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续，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如果此时的汪精卫就此走向人生终点，那么日后的历史地位将截然相反。正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开放党禁，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同年12月，汪精卫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对于后来的叛逃，在日方支持下成立傀儡南京政权，汪精卫本人辩解乃是曲线救国。无论这真是他的本意，还是他为自己开脱。就结果而言他都并没有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汪精卫一再以“卖身救国”自我辩解。他自己说，“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又对追随者说，他们要“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但就汪伪政权在沦陷区的各种执政表现来看，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就既成事实来看，汪精卫“汉奸”的帽子是难以摘除的。
初期汪精卫也曾积极抗战，但严峻的抗战形式让汪精卫不得不变得消极。错误的形式判断使得他认为“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只有先“恢复中日和平”，再“确立东亚和平”，才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
正如李志毓先生所言，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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