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06日 15:27
来源：北京晚报
最近，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主办的一场名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传奇”巡回展览在香港首展。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绘画作品和老照片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已经消失的北京四合院，首次披露了艺术大师们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见证了大师们的艺术探索之路，折射出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的传奇、矛盾与辉煌。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一个曾经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与二环路相交之处的四合院，大约有二十多间房子。这个门牌号在北京的地图上已不复存在。
然而，这个大院在中国美术史上却是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传奇之地。在这个普通的北京大院里，曾经住过叶浅予、戴爱莲、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祝大年、吴冠中、张仃、程尚仁、黄永玉、侯一民、邓澍等多位知名艺术大师。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记录了艺术家们鲜活的个性与人生，他们的深厚友情，相互的尊重与理解使这里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被后人誉为“中国式童话般”美好的地方。
“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寺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作为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长大的孩子，李可染之子、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小可先生希望以这场展览“表达对二十世纪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艺术家们的敬意”。
一、大院里的艺术家涵盖多种艺术门类
大雅宝胡同甲2号（旧址在如今的东城区大雅宝胡同及小雅宝胡同中间，横跨这两条胡同）是一座四合院，它曾是徐悲鸿先生重组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宿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家属院；大雅宝胡同甲2号也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住过10年的著名画家黄永玉这样说。
这里曾是艺术家汇聚之地，令20世纪美术史熠熠生辉的不少艺术杰作就诞生在这个大四合院之中；这里也是美术领域的学术高地，几代中央美术学院的学子进出其间向老师请教，成为学院的第二课堂。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三进院子，二十多间房子与中央美院的渊源超过40年，大雅宝胡同的人物，涵盖了中央美院学科建制的各个门类，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艺术史甚至是工艺美术。这里不仅是一个美院的宿舍，更是一个艺术圈、文化圈。它所建构出的小生态正是一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演进的‘历史的现场’。”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在他的《重回历史的现场——大雅宝胡同甲2号艺术生态研究》一文中这样概括。
那么这个四合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通过院中几代住户留下的回忆文字，可以大略描绘出这里的样貌。这个大院最特殊之处是横跨两条胡同，前后相通并且各有一个门通向外面的院子，北京人俗称“穿堂门”。这种布局在北京城内是不多见的，因此在1949年前，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就设在大雅宝甲2号后院南屋（李可染家）的地窖里。有一年李可染家翻修房子，在南屋房顶的夹层中间，发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和一些相关物品。
院内的狭道连接着大小各异的庭院，青砖铺就的路面蜿蜒于庭院中。青灰色的平房木门木窗，房檐的青苔又黑又厚，显示着岁月的久远。庭院中树木不多，前院和中院有几棵不高的枣树。每到花开时节，淡绿色珍珠般的小花布满枝头，甜丝丝的香气荡漾在空气之中。各家门前、窗前栽种的丝瓜、扁豆角、南瓜、向日葵、西番莲、夹竹桃、喇叭花等植物，也五彩缤纷地绽放开来。而中院东北角的黄永玉家，还有一架葡萄棚，那是大家夏季乘凉的好去处。
大雅宝甲2号是三进院的大宅门，前院有油画家董希文和夫人张连英一家；张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和陈布文夫妇一家。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中院住户有黄永玉夫妇、柳维和夫妇、程尚仁夫妇、袁迈夫妇、李可染夫妇等。后院有后盖的四排平房，住的美术家就更多了。
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黄永玉（右二）带领大雅宝的孩子们外出郊游时留影。
二、黄永玉营造“人为的诗意”
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了北京。此时，黄永玉被聘为中央美院教授，而且是整个美院中最年轻的教授。美院给黄永玉安排好了住处，一家三口搬进了东城区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一住就是十年。他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记录了最初对这个院子和邻居们的印象，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前院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成了航空方面的科学家。”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儿子寥寥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
黄永玉还特意提到，“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他充满感情地写道：“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三、艺术家们惺惺相惜
在李可染之子李小可的记忆中，他是1948年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方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1972年，董希文（前排居中者）与家人在大雅宝胡同合影。
李小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中挂的每一幅画。“卧室东墙正中挂着一幅白石老人送给父母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侧面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盘子是墨绿色的，樱桃则是深紫红的……客厅进门右手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冰箱’，这上面常常挂着父亲喜欢的西方艺术大师的复制品，记得有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戈雅的《穿黑衣的贵妇》、梵·高的《向日葵》、惠斯勒的《坐着的老妇人肖像》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爱好。”
黄永玉搬进大院不久，就和李可染一家结为好友，这种友谊包含着艺术家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惺惺相惜。黄永玉提到，“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左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黄永玉对李可染使用的“案”印象深刻，那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一张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四、齐白石是大院的“大家长”
齐白石并没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居住过，可是在住户们的心目中，他却是这个院子的“大家长”。李小可道出了齐白石和这个院子的渊源。
李小可在《文化家园》一文中提到，父亲李可染选择来北京，是因为与徐悲鸿先生的缘分，同时也是想拜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为师。“父亲清楚地知道，二位老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继承者与开拓者。父亲到北京后，很快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带着自己的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齐白石先生。”
李可染当时紧张地说了自己的来意，白石老人依旧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表情，于是父亲一张张打开自己的作品，当看到第三四张时，白石老人忽然站起身来问：“你出过画册吗？”李可染说：“没有。”老人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转身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要用这个出，这种纸可以传世。”
20世纪50年代，李可染在大雅宝居室内（照片由孙美兰提供）。
从此，白石老人与李可染结下了超越父子的情感与信任。“在后来的十年中，父亲为白石老人抻纸、研墨，每月为老人领取工资，帮助老人处理琐事、接待来宾……白石老人对父亲更是关爱有加。”一次李可染去看望白石老人，要离去时，白石老人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要到家后再打开。”便给了他一个小纸包，李可染打开发现是白石老人刻的一方“李”字印章，奇怪的是“李”字的右下角多了个圆圈，父亲不解，又到白石老人处请教，老人说：“这是你身边的一颗珍珠呀！”——因为李可染的妻子名“佩珠”。
在李小可的印象中，白石老人常常急切地给父亲打电话：“我又画了几张好画，你快来挑，不然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外面许多传言说老人特别吝啬，其实完全不然。“老人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有很多，我想他们是因为认同彼此的艺术追求而相知相惜。”
黄永玉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李可染带他去的，初见面的一件趣事令他忍俊不禁。“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风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大雅宝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齐爷爷”，每次老人的到来都让大家特别高兴，全体出动来迎接，并呼喊着陪老人家进出。李小可还记得，“我两岁时白石老人还为我画了一条大鲶鱼，上题‘二岁小宝’。”
1957年李可染要到民主德国写生四个月，他怀着不舍与惦念的心情向白石老人道别，临走时，白石老人说：“可染，别走！我有东西要给你。”随后交给李可染一盒如黄金般珍贵的西洋红印泥，说：“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师不在了，盖图章时你会想起老师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三个月后李可染回国时，白石老人已永远离去。
白石老人成为大雅宝的“大家长”，是因为院中多位大师，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都是老人的弟子；黄永玉、张仃、王朝闻、李瑞年等先生们在艺术上自由探索，但也都非常喜爱齐白石老人。黄永玉还创作了齐白石木刻像，成为表现老人的绝唱，白石老人在这幅作品上的精彩题字与作品珠联璧合，精彩绝伦。
黄永玉（左一）与万曼（右一,保加利亚人）两家人在葡萄藤下合影。
五、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艺术家们在校是同事，回家是邻居。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哄闹，老人们在一块儿唠嗑，上班同行，在家谈艺，几十口人像是一大家子。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可染可以时常征询董希文对自己作品的看法，黄永玉能够和李可染一起拜访齐白石，董希文能够和王朝闻讨论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大院里的人可以看李苦禅耍大刀，听李可染拉二胡，听黄永玉弹手风琴，听常濬、邹佩珠唱京戏……就像黄永玉说的，这是一群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
著名画家张仃的儿子张郎郎也是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院长大的，大院中发生的那些童年趣事令他记忆犹新。“黄叔叔（黄永玉）在李可染伯伯家的窗户下，搭起了一个葡萄架，种上了一棵葡萄藤。第一年中秋，这个葡萄架一夜之间挂满了各种大粒的葡萄，有紫红色的玫瑰香，也有碧绿的马奶子。细心的人，会看到这些葡萄和藤子之间都有细细的红线绑着。原来这是黄叔叔的一个花招儿：这些葡萄都是他自己买的，为的是请全院子的小孩儿都来参加中院儿的中秋葡萄月饼晚会。”
等孩子们吃饱喝足了，也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完歌了，纷纷回家睡觉，这时候，才是大人们开始娱乐的时光。“李可染伯伯不知什么时候拿出了自己的京胡，葡萄架下悠扬地飞出了紧凑的过门，这时候估计中院儿也只剩下不多的戏迷了。其他人，像我和我娘都早早躺在床上，一面轻轻地开合着手中的蒲扇，一面远远地欣赏着他们的清唱。邹佩珠阿姨喜欢反串须生，她拿手的是《搜孤救孤》，常濬先生唱的是《碰碑》……我那时已经在这些美妙的音韵中渐渐睡去了。”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平日里，黄永玉会组织孩子们打着用手绢做的“大雅宝儿童团”的旗子去游动物园。“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棵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张郎郎回忆。
在大院孩子的记忆中，李妈妈（李可染妻子）是个能制造欢乐的人，她性格豪爽，嗓音响亮，每当院子里的石榴树熟了的时候，她就会大声地张罗院子里的孩子们打下来，一盆盆地抬回家去。
从香港来的年轻教授黄永玉是大院里的一个“活宝”，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人，他总有很多稀奇的东西和新鲜的想法。一年春节，黄永玉特意身穿土家族服装，背了一个大筐，挨家给邻居们拜年，大院里笑成了一片。
那时捉蟋蟀是大雅宝的群众活动，几乎每家都参与，所以蛐蛐齐鸣也是大雅宝的一景。当年黄永玉有个讲究的澄浆缸，里面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还是哪个孩子“上贡”的，“大王”是全院孩子们梦想的挑战对象。
如今，这些一起长大的“大雅宝二代”也都进入耳顺之年，其中不乏名家大师以及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自认为带着大院生活留下的共同特点，自信、乐观、善良，还有点大大咧咧的“傻气”。
正如李小可所说，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 张鹏
（本文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和老照片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提供）
补白：大雅宝人物志
叶浅予、戴爱莲，约1947年至1948年居住于大雅宝。叶浅予时任北平艺专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教授，1995年离世。戴爱莲于2006年离世。
李苦禅、李慧文，约1948年至1953年居住于大雅宝。李苦禅时任北平艺专教授，195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于1983年离世。李慧文于2009年离世。
李可染、邹佩珠，1948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搬出。李可染时任北平艺专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1989年离世。邹佩珠曾任教于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2015年离世。
董希文、张林英，1948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董希文去世。董希文时任北平艺专副教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林英曾任北平艺专素描课讲师，于2014年离世。
李瑞年、廖先庄，1948年搬入大雅宝，1952年搬出。李瑞年时任北平艺专教授，于1985年离世。
王朝闻、解驭珍（简平），约1949年至1952年居住于大雅宝。王朝闻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于2004年离世。
韦江凡、时玉梅，1949年搬入大雅宝，1951年搬出。韦江凡1948年毕业于北平艺专并留校任教。
滑田友、刘育和，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滑田友任教于北平艺专，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于1986年离世。
蔡仪，于上世纪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后兼副教务长，于1992年离世。
范志超，上世纪50年代初居住于大雅宝，时任北平艺专和中央美术学院英语教授。
詹易元、高汉英，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詹易元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体育老师。
彦涵、白炎，1950年搬入大雅宝，1953年搬出。彦涵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研室主任，于2011年离世。白炎于2016年离世。
祝大年、袁寿征，约1950年搬入大雅宝，1956年搬出。祝大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于1995年离世。
吴冠中、朱碧琴，于1951年搬入大雅宝，1953年搬出。吴冠中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预科教素描，于2010年离世。朱碧琴于2011年去世。
张仃、陈布文，1952年搬入大雅宝，1957年搬出。张仃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1954年兼任中国画系党支部书记，于2010年离世。陈布文于1985年离世。
程尚仁、敖纫兰，1952年至1954年居住于大雅宝。程尚仁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1980年离世。
黄永玉、张梅溪，1953年搬入大雅宝，1958年搬出。黄永玉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
柳维和、安惠芳，1953年至1956年居住于大雅宝。柳维和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2003年离世。安惠芳于1994年离世。
袁迈、蔡以立，1953年搬入大雅宝，1956年搬出。袁迈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于1980年离世。
常濬、刘秀英，1954年搬入大雅宝，1973年搬出。常濬时于中央美术学院主持陈列室，于1979年离世。
孙美兰，1955年搬入大雅宝，1985年搬出。孙美兰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丁井文、郑学文，约1955年至1958年居住于大雅宝。丁井文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于2003年离世。
万曼、宋怀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居住于大雅宝。万曼时为中央美术学院保加利亚留学生，宋怀桂为美院油画系学生。万曼于1989年离世，宋怀桂于2006年离世。
贝亚杰、李起顺，上世纪50年代后期居住于大雅宝。贝亚杰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捷克留学生，李起顺为朝鲜留学生。
王曼硕、朱肖筠，1957年搬入大雅宝，1964年搬出。王曼硕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于1985年离世。
陈沛、周宏选，1958年搬入大雅宝，1964年搬出。陈沛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陈伟生、徐领香，于上世纪60年代搬入大雅宝，并在大雅宝一直居住。陈伟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教授美术技法理论。
李得春夫妇，上20世纪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李得春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
周令钊、陈若菊，约1964年搬入大雅宝，1985年搬出。周令钊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壁画系教授。陈若菊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员，于2013年离世。
侯一民、邓澍，约1985年至1990年居住于大雅宝。侯一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曾任油画系、壁画系教授。邓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
赵大爷，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为大雅宝胡同甲2号大院看门。
王大娘，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居住于大雅宝，先在董希文家、后在李可染家做保姆，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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