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因应传统节日热，打车前往前门参加过一次端午文化座谈会。在出租车上，与司机闲聊起京城现在的端午节。作为老北京人的司机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有啥意思？过节就只剩下吃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吃的东西还都是在超市买的。 ”我打断了他的抱怨，问道：“那你小时候有啥好玩的？ ”“我们小时候，当然有啦！癞蛤蟆，你知道吧？端午节，我们会三三两两地往护城河捉癞蛤蟆，再挤它的酥。老北京有句俗话，‘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现在北京城哪儿还有蛤蟆？没了吧！……”
这位司机并非全是神侃。在中国人的传统认知中，蝎子、蛇、蜈蚣、壁虎和癞蛤蟆并称五毒，并老早就与端午节捆绑在了一起，所谓“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但是，与其他四毒相较，蛤蟆在端午运数更糟。
早在汉代就有“蟾蜍辟兵”的说法。蛤蟆做药用是过去国人共有的常识。在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中，有五月捉蛤蟆制药的记载。后来，不少地区都有端午捉蛤蟆之俗，主要是在端午这天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在杭州，过去人们还给小孩子吃蛤蟆，以求消火清凉、夏无疮疖。这一土法在去年福建乡野还有人实践，导致孩子中毒，被权威的央视“探秘”。
这些在旧京都有实践，而且绝不仅仅止于和我闲聊的出租司机这样的“野孩子”。
明人的《长安客话》有载，太医院的御医们就会在端午这天派遣人到南海捕捉蛤蟆挤酥，再将其合药制成紫金锭。一年，干这活的人是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大张声势地列队前往。官方带头捉蛤蟆延续到清代。
王士祯的《居易录》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是其遗制也”。
在续上述事迹的同时，《闾史掇遗》还专门提及有人只刺蛤蟆一只眼睛的善行，云：“……以针刺其双眉，蟾多死。吾乡朱公儒为院使，俾两眉止刺其一，蟾虽被刺得活，后遂因之。 ”
上行下效也好，下行上效也好，五六十年前的京城小孩端午捉蛤蟆玩应该是真实的事情。那个时候，虽然穷苦些，还有蛐蛐等不少伸手可及的活物相伴。
□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