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青铜方鼎
后母戊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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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母”圆尊和方尊
11月1日本报第33版发表了记者专访《司母戊鼎名称不容置疑》，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国家博物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已被收入到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国宝重器，“后母戊鼎”的定名经历了怎样的认识过程，又是如何一步步论证的？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特撰写此文，帮助读者拨开迷雾……
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件商代青铜方鼎，高一米多，重量近一千七百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铜鼎。此鼎以其宏伟的体量、端庄的造型、瑰丽的花纹、堂皇的气势，雄踞于我国古代青铜礼器之巅。鼎内壁铸有三字铭文，应代表器主。这三个字有人释为“司母戊”，故大鼎曾名“司母戊鼎”。可是从1983年以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中，经过进一步研究，已将大鼎的铭文改释为“后母戊”；此鼎遂定名为“后母戊鼎”。在博物馆中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不过仍有称之为“司母戊鼎”的。对于如此重要、受到万众瞩目的国宝，不应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一的叫法，那么，国博的定名对不对呢？看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在大鼎的铭文中，“后”字写成反文，作“”。本来甲骨文中许多字的写法左右无别，如 （，明705——此为甲骨文出处，下同，编者注）或作 （缀23）； （臣，乙696）或作（粹1152）； （尹，续6.17.1）或作 （丙71）； （旬，甲2410）或作 （鄴1.35.1）； （好，乙3164）或作（库237）； （朕，甲2304）或作（丙128）等，例子很多。这些字读起来从未引起误解，因为无论向左向右，都是同一个字。大鼎上之反书的“后”字亦同此例。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尊和方尊上都有“后母”铭文，其中的“后”字在两个尊上的写法就一反一正，却不能认为它们不是同一个字。现代书法家偶尔把“秋”字写成“”，还保留着这种写法的遗意。
上古时代中，“后”泛指君上。《尚书·仲虺之诰》说：“徯予后，后来其苏。”这里的“后”指商汤。所以《尔雅》就说：“后，君也。”在古文献中，后益、后稷、后羿等君主之名屡见不鲜。连带而及，“后”字亦训后妃之后。比如妇好是武丁的法定配偶之一，卜辞中就称她为“后帚好”（合集2672）。母戊也应是武丁的配偶，鼎铭中称她为“后”，正是合情合理的。这种称谓甚至可以追溯到夏代，《左传·哀公元年》说过浇杀了国君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后缗是相的配偶，她也被称为“后”。
商代称呼贵族，习惯在私名之前加上爵称，如“侯虎”（前4.44.6）、“白（伯））”（丙52）、“亚”（亚铙）等，和“后戊”的词序一致。不过后戊的地位更为尊崇，所以鼎铭中未直呼其名，而用了“戊”的庙号。至于“母”，则指她的辈分。在甲骨文中，祖母一辈的称“妣”，母亲一辈的则称“母”。“后母戊”三个字将器主的爵称、辈分、名号都包括进来了，堪称实至名归，文从字顺。
不过和一般左右无别的字不同的是，“后”字的反文不仅是写法上的变化，它还代表另一个字，即“司”。“后”、“司”两字互不相干。在甲骨文中，这种情况很少见，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甲骨文中有“司工”（存1.70），“司”指职司。《说文》说“司”是“臣司事于外者”。那么“司母戊”岂不成了一位办事人员，这当然讲不通。于是有的研究者乃将“司”解释为“祀”。商代有时以“司”字代“祀”，如言“王廿司”（前2.14.4），但这里指的是年份，不是祭祀。甲骨文中祭祀的“祀”字作“”，是个常用字，如言“祀于河”（乙2587）、“祀祖乙”（存1.257）等，但在这类词句中，没有一处是用“司”字来代替“祀”的。青铜器铭文中更绝未见过“祀母戊”、“祀母辛”之类写法。或以为“司”字与“祀”字读音相近，便可通假。但汉语中的同音字数量巨大，好些字的读音虽相同或相近，用意却毫无关联。而将大鼎铭文的首字释“后”，却既有出土的金文为证，又有传世文献作依据。在这些证据面前，释“司”就全然站不住脚了。
至于甲骨文、金文中有时以“毓”代“后”，这两个字可以两存，本无足怪，不过它们的侧重尚有区别。卜辞中常用“高”字和“毓”字代表世代的先后，如言“高且（祖）”、“毓且（祖）”（均见粹401）；“高妣庚”（前1.36.5）、“毓妣辛”（遗363）等，则“毓”有先后之后的含义，与上述“后”字的用法不尽相同。
当代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多称大鼎为“后母戊鼎”。唐兰先生力主此说，并指出：“春秋时‘叔夷鎛’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见《考古》杂志1977年第5期），他举出的是一条很有力的证据。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妇好墓出土器物中的“后母辛”铭文时，也明确指出“后”是身份（见《文物》杂志1977年第11期），这些论断不容忽视。
总之，在“后母戊”铭文中，“后”是爵称，也是指她的地位和身份，用意非常明确，故此鼎仍以称“后母戊鼎”为是。（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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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鼎名称不容置疑
■ 张 鹏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着许多文物专家，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埋首深宫，和文物相伴一生，寂寥而幸福。日前，随着一些关于故宫纪录片的热播，“宫里的生活”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这里的文物专家也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记者走进故宫，拜访了在故宫工作了50多年的著名学者，他就是青铜文字大家杜廼松老师。
1 半个多世纪的“故宫人”
进故宫神武门一路向西，进入非游览区，沿着红色的宫墙走不多时，就到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室。走进去是一个古朴雅致的四合院，院子里花木扶疏，果实累累，抬眼望去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故宫角楼。站在院中，只觉远离尘嚣，心神俱静。
院子的一角，有一间办公室，敲开门，迎出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一口京腔儿，精神矍铄，带着老北京人特有的周到与热情。他就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著名学者、国内首屈一指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和鉴定大家，已到耄耋之年的杜廼松先生。
屋子四处堆满书和资料，几乎没有更多落脚的地方，这便是老先生工作了多年的研究室。说起《北京晚报》，杜老感情颇深，“我喜欢看晚报，北京人的报纸啊。我还给晚报投过一些稿，其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燕园忆往》，回忆北大生活的，那是很多年前了。”
杜老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历史系，而选择考古专业，就是因为“始终被那种神秘感所诱惑”。一入考古深似海，一研究就是一辈子，无数国宝级文物过手，他凭着一双“火眼金睛”，探究它们的前尘过往，破译它们的故事与奥秘。“弄明白了，就不神秘了。”他微笑着说。
杜廼松大学毕业20多岁就分配到故宫工作，大半生几乎都是在故宫红墙内度过，“好些次有单位想把我调出去，我都拒绝了，我喜欢守在这里，研究我喜欢的专业。”墙外风云变幻，潮起潮落，而墙内云卷云舒，宠辱不惊。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悠然往返于不远处的家和故宫之间。“你们知道吗？自行车是故宫里最好的交通工具，老‘故宫人’几乎都骑车。”在故宫工作的人习惯自称为“故宫人”，杜老笑得像个孩子。他对自行车有着特殊的喜爱，从上北大的时候就喜欢骑车满世界逛，直到半年前他才放下骑了一辈子的自行车。
红色的宫墙下，那个骑着自行车的风华正茂的青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经过，直到皱纹爬上额头，青丝变成银发。50多年的时光如同白驹过隙，就这样匆匆逝去。他的心里，却装着上下五千年，他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古人对话，沧海桑田不过一念之间。
2 命运多舛的司母戊鼎
杜老一生鉴宝无数，最著名的当属“马踏飞燕”等国宝级文物。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几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精深的研究，直到不久前还撰写了新的论文《司母戊鼎铭文形音义研究》，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的问题做出了严密的考证。
司母戊大方鼎因为收入了历史教科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可是关于这个古鼎的传奇故事和它的来历用途，大多数人却并不知道。
1939年3月，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野地里探宝，探杆探到13米时，碰上了坚硬的东西，挖出来一看，探杆头上带着铜锈。当晚，他们找了十七八个人，趁着夜幕动工挖掘，为了防备日本人发现，到天亮再用原土封住洞口。第二天晚上，挖掘队伍扩大到40多个村民，连挖了三个晚上，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这正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司母戊鼎。
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就被日寇占领。大方鼎出土后，村民们将之秘密运回村中，暂时埋到了吴培文的院中，用柴草伪装好。可很快就有人走漏消息，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
不久，日本人派兵进村搜宝。将吴家大院翻了个底朝天，无功而返。原来吴培文将大鼎埋到了自家马棚地下。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四处搜寻。由于吴培文在马棚做了伪装,泼了泔水,日军仍然没有找到大鼎。
这之后，机智的吴培文买了一个青铜器，藏在自家炕洞里。不久以后，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抢走了那个买来的青铜器。而此后，吴培文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1946年6月，吴培文在当地官员的劝说下把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上交政府。1948年，大鼎首次在南京展出，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最终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司母戊鼎被专门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如今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司母戊”与“后母戊”命名之争
“当时这个大鼎并没有名字，当地村民一直叫它‘马槽鼎’，因为形似马槽；后来又称为‘安阳大鼎’，这是以它的发现地命名的，都是很淳朴的名字”，杜老告诉我。不过，文物专家给古鼎命名通常都是根据鼎内部的铭文，用鼎主人或者做器者的名字来命名。于是，早期郭沫若先生和范文澜先生都称大鼎为司母戊鼎，这一名称一直沿用了数十年。
杜老对司母戊鼎一直有着很深的感情，因为它是中国青铜器的瑰宝，“青铜器，国之大器啊！”他感叹，虽然曾经考察过无数青铜国宝，但他始终对司母戊鼎念念不忘，并进行过精深的考证研究。
1980年，杜老首次考证出司母戊鼎的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这篇论文震动了国内外的考古学界。
杜老的依据来自1976年在安阳挖掘出的另外一座殷商古墓——著名的妇好墓中出土的古鼎。妇好是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中的一个，也是商朝的一员女将，武艺超群，跟外族的征战中，妇好一出战，每次都能得胜。
妇好庙号为“辛”，妇好墓中出土有两百多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大方鼎和兕觥（sìgōng，古代盛酒或饮酒器）等器物都有“司母辛”三字铭文，应是武丁的儿子祖庚、祖甲为祭祀“母辛”而做。
杜廼松在论文中指出，商代青铜器铭文字的结构和字体特点在同一发展阶段内是基本相同的，司母戊鼎铭文和司母辛鼎的铭文书法特点相近，这说明两器的制作时间也是接近的。因为司母辛大鼎的时代可以确认，它是属于武丁到祖庚、祖甲时期，从司母戊鼎的铭文内容、字体、造型、花纹和铸造等考察，也应属于殷墟第二期武丁、祖庚、祖甲时期。杜廼松据此考证，母戊是武丁另一位配偶，而鼎是祖庚或祖甲为其母戊而作。司母戊鼎应是殷墟前期作品。
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然而，近年来围绕着司母戊鼎的名字，却又风波再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一些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后”字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亮相时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出现了尴尬的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
4 坚持“司母戊”为正确命名
古鼎定名的众说纷纭让杜廼松深感不安，本着老学人的那种专注和较真的劲头，他决心要把这一个字的事情弄清楚。为此，杜老查找翻阅古书典籍，研究祭祀礼俗，对各时代的古文字进行反复对比，深入考证，终于找到司母戊鼎的“司”字令人信服的证据。杜老的论文今年8月已发表，立即引起了文博考古界的关注。
杜廼松认为，从科学角度分析，大鼎称“司母戊鼎”是准确恰当的。他指出，大鼎铭文字“司”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云，其结构“司，从反后”，用通俗语言解释，即“司”字为“后”字的反写。对许慎的解释，如单纯从“司”字的字体建构上看，此说法似无差错。但他在这一名著中，对“司”字的解释仅仅是从字形结构上予以阐释，并未提到“司”字有“后”义，说明了“司”字与“后”字，非同义。“两个字的意义不同，不可以相互为用，不是转注字；两个字音不同，不相近，互相不可假借。”
杜廼松进一步指出，《说文解字》将“后”字与“司”字分别列出，分属“后部”和“司部”。不少资料证明，早期甲骨文、金文中“后”字的写法，一般则写作“毓”，不写“后”。“毓”即“后”字，甲骨文与金文有较多的例证。而且，甲骨文、金文的“毓”作“后”时，其义多指先公先王，并没有“王后”的意思。较多资料证明，“司”字非“后”字，从金文资料考察来看，“后”字的写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才出现，战国印玺等沿袭了“后”字的写法。在出土或传世的文物中，“后”字写法的出现，离司母戊鼎的时代殷墟前期相差将近千年。
杜廼松认为，安阳大鼎铭文的“司”字不可作“后”解，还可以从使用大鼎的祭祀者和被祭祀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在出土的铜器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铭文，他从甲骨文、金文、考古学、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考察，证明了“司母戊”鼎之“戊”与“司母辛”鼎之“辛”同为商王武丁王配偶。进一步确立了两鼎的年代均属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按此，“母戊”应是商王祖庚和祖甲之母辈。“母戊”称谓清楚地标明了被祭祀的对象与祭祀人的辈分关系。“母戊”即为祖庚、祖甲之母辈，祭祀者应为祖庚或祖甲。“司母戊”之“司”与祭祀之“祀”字，声音相近，“司”字无疑可假借为“祀”字。《尔雅·释诂》：“祀，祭也”。商周青铜器作为重要礼器，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纪念死者的祭器。
杜廼松还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作了考证。他指出，卜辞有“司室”一辞，“司室”即“祠室”，即宗庙内的祭祀之所宗祠。还指出，对大鼎的“司”字，可以作这样理解，实际上是“祀”或“祠”的简化字，从声韵上看，更贴近于祀字。他认为，大鼎的“司”字，解释成“祀”字更科学、更合理、更准确。“司”字，在音、义上既与“祀”字相通，“司母戊”三字即可直接解释和破译了，即：“祭祀母亲戊”。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把‘司’字作为‘后’字解，试想儿辈怎能将其父武丁王的配偶在祭器上直接称其为‘后’呢？”从典籍看，这也完全不合商周时代严格有序的礼仪制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杜廼松认为，从“司母戊”大鼎形体之硕大、铸造之精良、装饰之诡谲、铭文之宏放典雅等特点看，体现了殷商时期高级贵族对祭祀礼仪的重视和隆重程度。他多角度研究考证了大鼎铭文的形音义，大鼎称“司母戊”鼎是恰当的。
杜老费尽心血，终于完成了对古鼎名称的考证，符合青铜器定名“名从主人”的原则，杜老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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