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
“一个传奇的本事”是沈从文最重要的一篇散文，说的是他传奇的小说世界与个人不安定的人生的“本事”，绚丽而悲怆的。湖湘人文在近代中国蔚为大观，舍湖南难以言中国，似乎印证了一句神奇的古话：“楚虽三户，亡秦比楚。”这里的“楚”，当然不止包括湖南，仅以楚国言，湖南也是边鄙。近代以前，湖南虽然有周敦颐、王船山（王船山的“光大”在近代）等堪称领袖大师，但整体上依然算是蛮荒之地。那么，近代湖南的崛起，以至构成某种传奇性的壮丽景观，除了偶然的人事渊源之外，文化上的依据是什么呢？
王船山先生遗像（资料图）
中国有一种古老的史观，认为历史总是呈现出“文”“质”的循环，在一定意义上，这一观点与某些现代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譬如与美国历史学家的所谓“边疆地理”学说就可以沟通），即一种文化当它演化到“文”胜于“质”的时候，难免颓唐、涣散乃至不堪收拾。这时，某种异质血液的加入（不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同化还是被同化）或者异质水土上的生发，可能成长出新的生命力，以“质”的力量——意味着质朴、蛮野、健康——消解“文”的繁缛、臃肿与堕落。中国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混血、蒙古铁蹄横扫中原、满清入主中国。这么说，对其中的血泪道德也许过于轻描淡写了，也许还过高估价了湖南传统水土作为“边疆”的异质性。事实上，这种异质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朴拙的蛮荒性质。
野性不仅与生命力有关，而且同诗意相关。不乏诗意的野性状态，正是近代以前湖南的整体状态，杜甫所谓“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叹”是也。这种状态是由蒙昧而浩荡的半巫术性质的原始文化基因、刻苦可怜的生存条件、半封闭的地理境遇、暴冷酷热的气候共同造就的。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我自从天乞活埋”的诗句，隐喻式地表明了湖南人的血性气质与中原文化的真正嫁接。如此，方可理解曾国藩“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强人意志、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凛然决绝、毛泽东“向苍茫大地”的王者气象，所从何来。同时，也可以解释他们在某些方面为什么有比传统更加传统的行为方式与做派。
二、诗性与理性
二十年前，湖南作家韩少功以“绚丽的楚文化哪里去了”的诘难，首领了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最富创作实绩的“寻根派”。醉翁之意不在酒。韩的目的并不是要全面清理楚文化传统，而是要寻找事关文学的“思维优势”。从“匪夷所思”的《天问》、《九歌》，到马王堆出土文物上“飞扬跋扈”的线条，确实可以看到，楚文化勃勃成长了一种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浩大的“诗性精神”，一种不同于实用伦理教化原则的丰赡的想象力。但是，在以“诗的国度”闻名于世的中国文学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可以与此对称的文本。那么，这种“诗性精神”和“想象力”被消解、改造乃至中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屈原（资料图）
首先，当然是中原文化在特定的时空域限内更加吻合了人的或者民族的生存需要，更加成熟，更加具有社会合理性。同时，楚文化的生长本身与中原文化血脉相通，甚至，在整体上，与黄河流域的生存背景并无二致。因此，文化上由圆心向四周辐射延伸的一元化结果，几乎是必然。屈原的“天人诘问”可以落实为踏实的人性内省和道德忧患，飘逸灵异的“雅兴骚情”也一定可以填充细致入微的伦理教化精神。正因为如此，近代以前的“湖南文学”一直处于某种被启蒙状态。而近现代，被启蒙了的“湖南文学”又几乎不具有任何区别于整体中国文学的“思维”上的特点，甚至更加充分地拥有着主流的意识形态色彩。诗意的想象力与对于家国天下的理性关怀之间显示出一种无法解除的冲突与紧张。这种冲突与紧张所可能导致的并不美妙的结果之一，就是以诗意的想象与方式行政，或者以行政的思维与策略作文，把文学弄得很政治、很道德，把道德、政治弄得很文学。这同时也是一元化社会经济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逻辑结果。
诚然，冲突和紧张也可以构成张力，体现在卓然大方之家的沈从文、韩少功身上，则可以见出某种自觉的悲凉与悲壮，一种不是被理性所吞噬而是被理性所扩张的诗性与诗情。沈从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诗意的沉迷将无可逃避于民族覆巢之下的宿命。而韩少功正是在感性扩张与理性省思的张力中完成了“前后无援”、“价值不用等到将来的追认”（吴亮语）的“寻根”系列小说，包括他后来的写作。
三、“大事业家”与“大宗教家”
近代湖湘人文的彬彬之盛，当然离不开湖湘学术的发扬。湖湘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历史进程相终始，从周敦颐、张南轩到王船山，从胡宏父子到曾国藩，无不以“傑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自命，不惜“以死自担”（胡宏），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突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意志和伦理结构。
胡安国、胡宏 之墓
区别于程朱陆王之学，湖湘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心性之学，还不如说更是一种“躬行”之学、“致用”之学，它虽然同样以修身为起点，但决不屑于“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阔，主体意志的张扬，必须以经世致用为鹄的，于是更能够咬牙立志，拔起寒乡，以天下为己任，卫道救世。在近代，则创造了以书生领兵而功业卓著的奇迹。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强调内圣与外王、伦理与事功、意志与务实的统一；曾国藩曾经感叹，世界上的事业一半出于逼迫，一半出于利诱，由此对书生意气绝无好感；毛泽东早年“独服曾文正公”而不止于其“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而是他作为“大事业家”兼“大宗教家”的“导师”性格与“领袖”作为。他们潜在的传承，正在于他们某种意义上相似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大事业家”为起点，以“大宗教家”为终点，“豪杰”而且“圣贤”，“内圣”而且“外王”，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甚至并不伴随所谓世界观的改变而消失，而可以表征为新的形态。
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雕像（资料图）
但显然的，“内圣外王”，或者说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与事功、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公平与效率、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只有统一在特定的主体人格之上与社会场域之内，才可能获得恰当的合理的实践，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情况下，其结构性的内在矛盾很容易彰显，也很容易因为其内在矛盾而构成分裂性的两极循环，要么是对于主体人格的无限苛求，对道德热情的持续煽动，对利欲的彻底围剿，以至“狠斗灵魂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构成对于民族生命力的虐杀，而不是提升；要么是意识形态解体，存在即合理，成者英雄败者寇，商女不知亡国恨，无耻而无畏。
四、“霸气”与“匪气”
湖南人之领风骚于近现代中国革命，并不表明湖南人文精神率先具有了充足的现代品质。恰恰相反，近代以前和以后的湖南，工商业经济成分远逊江浙、广东，市民社会的发育也相对滞后，至今依然如此。湖南人的性格中较充分地体现出一种与传统相连接的专制与颟顸，少有公共的规则与妥协意识，潜意识中压迫与反压迫、施虐与受虐的冲动同样强烈，破坏和捣毁的时代多显示霸气和忘我精神，和平建设时代则多暴露出匪气和唯我主义，或者说，在充满了理性的社会关怀意识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是“霸气”，在缺少了这种文化前提之后，便衍变成了一种“匪气”。
与“霸气”“匪气”相似的是关于湖南人的“聪明”与“世故”。湖南人的“聪明”，除了心智因素外，其实使人更多地感觉到的是一种基于“实用理性”的智慧：可以容纳新事物，也可以折中旧观念，但一切容纳与变通都精确严格地为既定的生存目的和功利价值所统辖，甚至包括对情感的统辖。功利心重，视过程为目的的意识空缺，人格非出于性情而多出于利害，“聪明”非即于“敏锐”而即于“世故”。因此，成功立业者，也许所在多有，而一往情深乃至信仰的氛围却分外稀薄，即使在性爱和宗教情感上也难免心存狡黠，怀疑一切神圣，却很难怀疑眼前的利益目标。自然，这已经不止是湖湘文化的弱点，而差不多是泛中国文化的“特征”了。
基于此，我们不必把任何一种乡土人文当作“想象的异帮”，以此证明他在现实中“发迹”或“败绩”的必然，对于湖湘人文，也该如此。传统的理性发扬，只有在勘破传奇背后的“本事”之后。
原标题：一个传奇的本事——湖湘人文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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