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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平生不识张伯驹就别反驳自己没文化了（下篇）长春说 2017-05-06 20:28 [打印本页]

作者: 浩宇 时间: 2017-5-7 06:08:50 标题: 平生不识张伯驹就别反驳自己没文化了（下篇）长春说 2017-05-06 20:28

今天，有很多人都把收藏当作一种投资理财的方式，他们收藏艺术品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升值、获取利润。可大收藏家张伯驹的收藏却往往是只“入”不“出”，他用毕生的时间、精力和钱财一心避免中华国宝流失国外。经过他手蓄藏的顶级书画名迹，在其著作《丛碧书画录》里登记的，就有118件之多。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画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一幅《游春图》使他从富可敌国沦为负债累累，在他身陷匪窟、性命堪忧时，还在誓死保护《平复帖》的安全。这些传奇般的际遇，成了世人久传不衰的美谈。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由于绑架人的身份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因而警察并不会过问。他们开口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就会撕票。
当时，张家的钱绝大部分都已经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因而，变卖字画、换钱赎人似乎是最合理也最可行的办法。于是潘素便要求：想见伯驹一面。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已经多日不食、憔悴不堪。但他却悄悄告诉潘素，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那幅《平复帖》，他斩钉截铁地说：“那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那字画要留下来。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也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他的书画藏品。绑匪见实在占不到便宜，才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又加上潘素的日夜奔波，四处筹借，才使张伯驹最终脱离了危险。
视国宝胜于生命的张伯驹夫妇，在战乱烽火中倾尽心血守护珍藏。在北平沦陷后的几年里，为了不让像《平复帖》这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夫妇二人往返于北平和西安之间，潘素将它们偷偷缝入衣被，陆续带出了北平。
文人品格
张伯驹天性散淡超逸，在为人涵养上更是让人高山仰止。不论世事如何变化，他都会从容以对，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想要的那份生活。在袁世凯复辟闹剧收场之后，他的儿子袁克定人见人躲。只有张伯驹收留了他长达十年，只因为袁克定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
对于张伯驹淡然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描述道：“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著名文物学家王世襄参与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时，得以和张伯驹结交。王世襄一直想研究张伯驹所藏的《平复帖》，由于宝贝实在太过珍贵，便小心翼翼地向张伯驹提出能否在他家里看上一两次。没想到这一说，张伯驹便爽快地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反倒让王世襄感到忐忑不安。

陆机《平复帖》全貌

到家之后，王世襄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用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到箱子里。每次不得已出门，回来后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起自己拿到这幅稀世珍宝的心情时说：“《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还珠于民终其夙愿
对于一个收藏家而言，也许失去任何一件珍贵藏品，他的内心都会有如“剜肉”一般痛苦。但张伯驹却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异类，他彻彻底底地颠覆了“收藏”的概念。
历代的收藏家们，都会在《平复帖》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唯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又无偿献给国家。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厚礼。谁也没有想到，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夫妇，竟石破天惊地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等8幅最顶级的书法，无偿捐献出来。这些无价之宝能历经战乱留存至今，还珠于民，并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如此看来，张伯驹先生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至诚的爱国情怀，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深刻的认知与由衷的热爱。

杜牧《张好好诗》

范仲淹《道服赞》

李白《上阳台帖》

他用自己惊心动魄的一生为收藏事业诠释出更为博大的含义，那便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一个民族的文明结晶，由此星火相传，生生不息。在他看来，这些珍宝离他而去，正是“得其所哉，终吾夙愿”。
无偿捐献之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不取。无奈之下，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作家茅盾只得亲笔为张伯驹颁发了一纸褒奖令。

当时，很多人都对张伯驹的行为感到不解——耗尽万贯家财收藏的珍宝，却何以无偿捐之？张伯驹后来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的大部分书画，又分批捐献给了故宫。
长春岁月
在张伯驹的一生中，有近十年的宝贵时光是在长春度过的。

时光回溯到1957年，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开始后，在文化部公布的第四批反党反社会分子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大会小会不停的批斗。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好友陈毅元帅那里，陈老总道：“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
1960年，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一直担心张伯驹的陈毅找到于毅夫，对他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1961年仲秋的一天，张伯驹收到了来自吉林一封电报，上面的内容是：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埠民丰，百业待举，现有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工作。
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发函人正是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宋振庭，红军长征时曾是陈毅元帅的老部下，也是吉林省历史上一位颇为重要的文化官员。当年冬天，张伯驹夫妇准备启程，开始新的人生旅途。两人离京前，陈毅安排家宴为他们送行。临别时陈毅对张伯驹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张伯驹淡然地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陈毅还为夫妇二人送上礼物表示祝愿，说：“这点小礼物，做个纪念吧，你们到长春后，安顿好了再打开看。”
几天后，在宋振庭的安排下，张伯驹来到了飘雪的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素也随后被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聘请，走上了工作岗位。
很快，夫妇二人被安置在吉林艺术专科学校朝阳区宿舍。三间小房，一个小院子。安定了生活，收拾好房间，二人把临别时陈毅送的礼物小心翼翼地拆包打开，里面是一副精致的立轴，挂在墙上仔细端详，竟是一首陈毅亲笔的自作诗《冬夜杂咏》：“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此时，夫妇二人热泪盈眶。这一年的冬天，新的生活开始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中央曾发出倡议，让具备条件的省份筹建博物馆，由此，吉林省决定筹建省博物馆，并委任时任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的宋振庭主持筹建工作。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宣告成立，1957年正式向群众开放。

宋振庭与夫人宫敏章

张伯驹调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时，吉林省的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省博物馆还只是一个略具特色的地方小馆，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相比。张伯驹开创了吉林省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的馆藏时代。
在新的岗位上，张伯驹夫妇热情地投身到自己熟悉的工作之中。此时，曲折的来路似乎全部都有了意义。他们兴致勃勃，精神焕发，潘素的美术教学搞得有声有色，还开了个人画展，在东北画坛引起很大震动，张伯驹则开始埋头整理起省馆的藏品。

吉林省博物院“张伯驹馆”

在宋振庭的大力支持下，张伯驹开始有意识地多次进京，历史性地为吉林博物馆购买古代书画珍品。在张伯驹的建议下，省博物馆首先把遗落在公主岭的董其昌代表作《昼锦堂记》买了回来，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得的第一件藏品。

董其昌书《昼锦堂记》卷(局部)

随着收藏工作的有序进行，张伯驹把文物市场上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作品购入省馆收藏，把明清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买绝，致力于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基地，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吉博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那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一发而不可收的张伯驹，由此开启了吉林省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与特色收藏的新篇章。
1964年，因宋振庭对省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感到甚是遗憾，张伯驹便将他最后一幅珍藏《百花图卷》无偿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
翌年，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将其所剩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余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等等。当时，宋振庭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百花图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是南宋女画家杨妹子所作的一件素绢本画卷，长3米有余，画上有寿春花、长春花、荷花、西施莲、宫槐、莲桃、灵芝等各种花卉十四种，另有天空、红日、祥云三种，计十七段，每段各有题咏。画风为南宋院体，设色妍丽，画法简练。小楷诗题，字书严谨娟秀，妩媚多姿。画卷前有作者题诗，卷后明人题跋。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清朝灭亡后，《百花图卷》散失于民间，后被张伯驹收藏。

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述：“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就是这样一件被视为他精神慰藉的妙品，张伯驹最后还是选择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几年的时间里，他让吉林省博物馆在书画馆藏的数量和质量上跃居全国前列，为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彼时此地，张伯驹先生功莫大焉。
几十年烟云过眼，阅尽世间浮华的张伯驹始终宠辱不惊，哪怕在晚年的艰难时景，也依然过着从容、优雅而精致的生活。
画家黄永玉在其出版的画册中收入了一幅追忆之作《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那是在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其个中缘由，是当时张伯驹夫妇二人正处于凄苦的日子里，妻子潘素病重，不能外出吃饭，于是张伯驹便为她打包回家，一个小细节之中，对潘素的爱意与清贫中的贵气犹可见一斑。

王世襄也曾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和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一生都细细照看着他的文人情怀，连同一直陪伴他的琴棋书画一起，终生不渝，哪怕在最艰苦难岁月里，他也自始至终有尊严地活着。晚年，张伯驹在病榻上向女儿、女婿提及自己的这些经历，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
1982年，84岁的张伯驹病逝于北京，从容走完了自己的跌宕人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的张伯驹仿佛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走远。在当下文人名士越来越稀少的时代，人们总会意识到这样的旷世文人在他散淡的一生里，留给人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张伯驹之后，有继者遥遥无期。感叹之余，惟有纪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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