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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背后的故事——汪曾祺为《沙家浜》的三起三落 [打印本页]

作者: 兰梅 时间: 2017-8-17 06:32:28 标题: 经典背后的故事——汪曾祺为《沙家浜》的三起三落

2017-08-16 22:12

京剧样板戏电影《沙家浜》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沙家浜》主要指笔者。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沙家浜》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芦荡火种》的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改编后《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后经国家领导人审看，提出了修改意见，剧名由毛泽东主席定为《沙家浜》。
50多年过去，现代京剧《沙家滨》的经典化语言、经典化唱腔、经典化人物、经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艺术丰碑。
汪曾祺对江青阳奉阴违
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剧团接到由江青交来的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剧本，立即由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艺术室主任杨毓敏和专职编剧汪曾祺成立创作组，集中力量从事京剧化的移植改编。由于《芦荡火种》的原剧本有较好的基础，京剧演出本很快改编完成，并且迅速被搬上舞台。只是由于时间过于仓促，首轮演出的效果并不理想，从而引起江青的强烈不满。
江青对于《沙家浜》一抓到底，从剧情、人物到唱腔、舞美、表演都要亲自过问。正是在江青“十年磨一剑”的严格要求之下，《芦荡火种》最终被打磨成为经典样板戏《沙家浜》。
在最为脍炙人口的“智斗”一场戏中，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中共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与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和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之间，以团团转的圆场调度来巧妙周旋的“背供戏”，就是由汪曾祺按照江青的建议执笔完成的：
刁德一：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德一：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阿庆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传魁：刁德一，搞的什么鬼花样。
阿庆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阿庆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据汪曾祺在《关于〈沙家浜〉》一文中回忆，这场戏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出戏入戏、斗智斗勇的“背供”唱腔，江青审读时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冲突之中，这样不但可以展现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较量，舞台调度上也可以推陈出新。按照原来的剧本，胡传魁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湖水发呆抽烟，等于是被“挂”起来了。
接着上面的“背供戏”，是刁德一对于阿庆嫂的当面盘问：“阿庆嫂，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阿庆嫂的回答是：“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开茶馆，盼兴旺，江湖义气是第一桩。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也是司令的洪福广，方能遇难又呈祥。”
当刁德一进一步试探说：“新四军久在沙家滨，这棵大树有荫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
阿庆嫂机警地回答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江青起初对于“垒起七星灶”一段戏文中的“江湖口”，也就是江湖游民气息大为不满。坚持己见的汪曾祺不得不通过阳奉阴违的方式，把这段戏文保留了下来。正是因为汪曾祺创造性地在高度程式化的板腔体唱词中，加入了一些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甚至是江湖游民气息的白话诗词，才使得《沙家浜》的京剧唱腔和京剧表演变得更加富于美感和艺术表现力。无论是阿庆嫂的泼辣机警，郭建光的英明果断；还是刁德一的阴险狡诈，胡传魁的愚蠢自负；都被他表现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沙家浜》使汪曾祺遭遇三起三落的命运
1970年5月15日，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隆重举行。会场里面对面摆放着两排桌子。正面坐的是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对面坐着剧团的演员和汪曾祺。每人面前放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等演员轮流朗诵。读到一个段落，江青说：“这里要改一下。”汪曾祺就当场改写。在念到第二场《转移》中的郭建光出场时，姚文元讨好地提出：“江青同志花了很多的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微微点头表示同意。汪曾祺很快便脱口而出：“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江青当场表示赞赏，后来又下达指示，把后面的唱词改成了“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在定稿会议中表现出色的汪曾祺，经江青安排于1970年5月2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与首都百万军民一起集会拥护毛泽东5月20日发表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新华社当天发布的通稿中，汪曾祺的名字出现在了一长串几百个人名的接近结尾处。“九叶派”诗人在温州看到报纸后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救了！消息传到山西，汪曾祺在农村插队的儿子也因此改善了处境。
但是，等到江青倒台之后，汪曾祺第三次变成审查改造对象，被送进学习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
1981年，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而奠定了自己作为优秀小说家的文坛地位。
晚年汪曾祺在创作一系列经典短篇小说的同时，还写作了《我的解放》、《关于〈沙家浜〉》、《“样板戏”谈往》、《关于于会泳》等一系列反思回忆“样板戏”的文章。他在对“三突出”、“主题先行”的“样板戏”加以否定性批判的同时，也认真负责地肯定了江青和前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对于现代京剧的创造性贡献。在他看来，样板戏“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江青提倡的“十年磨一剑”的艺术追求，对于经典戏剧的创作是十分必要的。于会泳把西方歌剧集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题旋律和音乐元素引用到京剧唱腔之中，并且把四十多种地方戏剧曲艺的音乐素材，成功地糅进高度程式化的京剧音乐里面，对于丰富和发展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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