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讲座，可以听。
中国历史上，做文人比做皇帝成功的也就这么两位，一位是南唐后主李煜，另一位就是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了。
从职业成就上来说，宋徽宗不是个称职的皇帝，却绝对是个称职的文人，他不仅书画皆通，且好古器。
宋徽宗收集“古玩”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自己日常起居的宫殿——宣和殿，摆满了他多年来收藏的古玩奇珍。北宋晚期的大奸臣蔡京和蔡絛父子，亲眼见证了宋徽宗收藏古玩的过程。
蔡絛的《铁围山丛谈》记录了自己及其父蔡京在朝期间一些见闻叙述，其中多次记载了宋徽宗收藏古器物，制作仿古铜器的事件。赵佶还是太子时，就有官员进献古器，执政后，用于徽宗起居的宣和殿单独有一个小库收藏这些古玩，还有专门管理的侍臣。从大观年间开始慢慢积累，到了政和年间已经有六千多件古铜器在皇宫收藏；宣和年间，甚至到了“天下古器毕集秘府”的程度。宣和殿的这些“古董”也因为放不下，扩建了保和殿，周围还有“博古”、“稽古”、“尚古”几个“阁”来摆放。
先秦青铜器实物图
宋代的皇帝收藏古铜器比较挑剔，最受欢迎的只有先秦三代，也就是夏、商、周时期的古器。宋代的皇帝和精英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经过了隋唐五代，社会制度混乱，很多规矩、礼仪都丢失，很多器物、数据的记载也都发生了错误。
因此对宋徽宗他们统治者来说，跳过隋唐五代，直接寻找古铜器的文化源头进行收藏会更准确。
《重修宣和博古图》
为了鉴别收藏是否货真价实，宋人发明和规范了很多对“古董”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有一部分延续到了现在。比如如何对铜器上的铭文、石刻上的碑文、龟壳上的甲骨文看图说话，考证字形字意。再比如，看花纹、款式，归纳朝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能够使用更加高科技的仪器对古铜器进行分析成分和比对，但仍需根据宋代的“古董”研究规范，将出土地和文献地理资料互相佐证，“古董”才能最终确认是何时何人所制。宋代的这些研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说明其实用性和有效性。
宋代有几次官方大规模制作仿古器物的活动，分别在宋徽宗的政和、宣和时期，以及南宋的绍兴年间。
大概是政和五年前后，北宋官方曾经大规模制作了一批铜器，基本是遵循前面几代人的古铜器研究后，又结合了一些当时人们的理解而制作的。这批铜礼器现在常被概括为“政和礼器”。
著名的政和“牛鼎”，就是仿照的古铜器制作。根据考据来看，政和时期的这件仿古的牛鼎，参考的对象可能就是吕大临编辑的《考古图》中收录的“周晋姜鼎”。
宋代对于古器的研究虽然成就很多，但仍有盲区。一些并不知道的古器，会通过拼凑来完成“复古”和“仿古”。古代书籍中有描述，但并未见过的，还会借助想象来形成一个器物的图像。在制作礼器时就依靠这种借助想象完成的图像来制作铜礼器。
以古铜器“牛鼎”为例，到底其参照的古器“原件”是哪一件？已经成为了多位金石学者们的热烈探讨的问题。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该如何来分辨一个古器物是“原件”，还是宋代复古的仿古铜礼器？
这个问题，11 月 1 日，19:00，四川美术学院里孔令伟教授将会为你抽丝剥茧，答疑解惑。
孔令伟：观念及其图像表达——古器物中的一个例证
那特艺术学院艺术批评与艺术史系列讲座
2017年11月1日 19:00-21:00 在线观看直播
孔令伟：《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孔令伟，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重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美术史、美术史学史，著有《风尚与思潮：清末民初中国美术史中的流行观念》；译著有《历史及其图像》（商务印书馆，即出）；编著有《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献选编》(与吕澎合作)、《艺术哲学与史学理论》等。
孔教授对古器物学史亦有深入研究。曾发表过《黄伯思与<宣和博古图>》，《端方旧藏柉禁的称谓及图像记录方式》等学术文章。后者针对端方旧藏柉禁这一桩近代学术史上的公案，考证柉禁的称谓和实物形态，以及博物馆陈列与史实之间的可能性错位。并指出， 照相术为古物学家提供了便利，但是它也可能制造出新的麻烦，引发我们对古器物照片之真实性的思考。
11月1 日晚上 19:00，孔令伟教授将在四川美术学院举办讲座《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以政和牛鼎为例，讨论观念及其图像表达的复杂性。
政和牛鼎是宋徽宗时代复兴古典传统运动中刻意制作的一件仿古器物，仿造的原型是西周时期为晋文公夫人晋姜制作的晋姜鼎，而非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所著录的“牛鼎”，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宣和山尊”——后者仿照的器形是“商祖戊尊”。徽宗之后，这件仿古器物一直流落北方，而今重见天日。
河南省博物院举办的“中国鼎文化”展中的牛鼎及细节
吕大临《考古图》中的牛鼎
为什么我们会关注牛鼎？因为它涉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美术史问题，即观念与图像的不对称性。
牛鼎是一个礼学家设想出的一个完美概念，为了实现这一概念，政和牛鼎的设计者在器身上半部分借用“晋姜鼎”，而后在器足部分构思出一个夸张而又逼真的牛头，这个牛头非常突兀，和器身纹样并没有形式上的呼应关系，与三代古器物中频繁出现的高度图案化的牛头并无风格上的联系。
吕大临《考古图》中的“晋姜鼎”
《宣和博古图》中的周晋姜鼎
《西清古鉴》中著录的“周晋姜鼎”，图形与博古图不同，但铭文一致
政和“牛鼎”所体现的观念和图像的不对称性，和历史上对于青铜古器的认知有一定联系。
三代青铜器中，象形器绝大多数都是尊一类酒器，器形如犀、象、牛、羊、豕、貘、凫、兔……这些器物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整体器形类似雕塑，未必全是祭器、礼器，也非后世《礼图》所能规范。
《宣和博古图》中的“周兽足鼎”
郑樵曾说：
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制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其义甚明，世莫能用。[1]
汉以后的学者，由于深受礼书、礼图的影响，所以对三代古器形制和纹样的认识会产生严重的困惑。真正的三代古物，至少就铭文而论，并无“牛鼎”二字。所谓牛鼎，其实是礼学家对三代古物的历史想象，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中的礼器，是把不同的图案“黏贴”在同一器型上——牛图案就是牛鼎，羊图案就是羊鼎，豕图案就是豕鼎，其余也是大同小异，画上禾稼就是稼彝，画上牛就是牺尊，画上象就是象尊，画上鸡就是“鸡彝”，画上蛤蚧就是“蜃鼎”，觯、角、散（斝）的器形几乎毫无区别，只有“爵”例外，按照字音通假的方法设计成了一只麻雀。
《三礼图集注》中的礼器
宋代《宣和殿博古图》的出现，则多少突破了旧有的礼图程式。不过，在《博古图》出现之后，古器物也开始呈现出两个意义系统：即具有象征意义的纯粹祭器，以及用于历史研究及艺术鉴赏的古物。
祭器、礼器，有时候材质比较粗糙，其工艺水平接近明器（明宣德炉可能是一个例外）。与此同时，用作玩好之物的仿古器物则制作精良，如果有真正的礼器出土，收藏者更会把它视为珍玩宝物，反复品鉴涵玩、摹图题跋。清代中期的“焦山鼎”及后期端方的“柉禁”组器，都是我们熟悉的例子。
端方旧藏柉禁
而指晋姜鼎为“牛鼎”，反映了宋代儒臣在恢复上古礼器形制时的特殊思考与选择，其背后隐含了观念与图像的匹配问题。古物来自于历史，也是历史的直观记录和感性表达。以政和牛鼎为例，我们发现，对古物的研究会激发出深沉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最终又会转换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
[1] [宋]郑樵著，《通志》，总序，见《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讲座场地有限，但去不了现场的朋友也不用失望，那特艺术学院官网将全程直播！
11月1日 星期三 19:00-21:00 孔令伟：《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