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解放军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时，为何大张旗鼓？蒋介石下野后，他为何没有将国民党政府立即迁往台湾，而是在大陆不断迁都？蒋介石让胡宗南调兵到重庆，胡宗南为何回复“万难办到”？在大陆的最后26天，他部署了怎样的反攻计划？蒋介石逃离重庆之际，发生在周边的大爆炸究竟是何人所为？蒋介石又下达了怎样疯狂屠杀的密令？西南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是如何脱离蒋介石的控制的？节节败退的他又为何遭遇众叛亲离的狼狈？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26天（一）。
解放军渡江战役结束后，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各个野战军的进军部署，其中要求二野：“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电报说：在上海、宁波、福州和青岛被我占领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电报说：“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要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电报还要求一野除经营西北外，要有“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7月16日，中央军委下达进军西南、华南的指示，规定：二野第三、第五兵团经湘西、贵州入川。贺龙、李井泉率华北第十八兵团和一野一部由陕西入川。四兵团暂属四野指挥，广西战役后进军云南。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川、黔、滇、康四省。
9月12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二野和四野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之方针。”
毛泽东
为迷惑敌人，在二野出动之前，一野十八兵团对秦岭的胡宗南集团发起攻势，陕南的地方部队也积极展开佯动。10月20日，二野领导机关从南京出发，群众高调欢送。南京城内从中山路、下关一直到长江对岸的浦口，鞭炮轰鸣，鼓乐喧天，夹道欢送的人群手持鲜花、彩旗，欢送二野远征。南京市政府赠送的巨幅锦旗由竹竿高高挑起，锦旗上写着：把红旗插遍大西南。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还在北京。10月20日，他们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就同陈毅、粟裕一道乘火车南下。21日到达徐州，陈、粟继续南下。刘、邓则换乘从南京开出的二野专列向西驰去。
10月23日，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专列由南京开到郑州。邓小平在列车上通过车窗同欢迎的人们热烈握手。刘伯承则下了火车，特意出席了群众的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新华社发布了刘、邓率二野经徐州、郑州西进的新闻报道，给人以二野将由陕西进攻四川的印象。
军事行动一般是要高度保密的，此次进军大西南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
邓小平与刘伯承
这就要看一看国民党是如何部署防守的了。
8月23日，蒋介石由台北飞往广州，布置完广州保卫战后于次日飞到重庆，部署西南防御。他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抗战期间，余居处重庆至八年之久。今日旧地重游，俨如还我故乡，感慨之深，不能自已。今日重庆再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国民党军在西南的部署是：胡宗南集团（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筑第二道防线。宋希濂集团（第十四、第二十兵团）位于湖北西部建始、恩施，和位于巫山、奉节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配合扼守重庆门户。以罗广文第十五兵团位于南充、达县，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以何绍周兵团配置于贵州湘黔公路两侧地区。以李弥、余程万2个军配置于滇黔、滇越公路沿线。
国民党军在西南的防守重点是四川，而防守秦岭更是重中之重。蒋介石判断川东多崇山峻岭，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在湖南还有白崇禧集团10万余人可以掩护云贵后方。川北有陇海路与解放区相连，后勤保障便利，秦岭又是入川捷径。判断陕南、陇南是战场。
国民党军要“建都重庆”，是以四川作为防守重点，而防守秦岭、大巴山，阻挡解放军由陕入川则是重点中的重点。他们以为，在四川东面，地势险要，交通极为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在湖南、广西还有白崇禧集团10万人马，足以保护云南、贵州后方和胡宗南集团的侧背安全，因此判断解放军不会从东面和南面进入四川。而川北方面，是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铁路运输的便利，补给容易解决，因此判断解放军最大可能是从北面入川。
1949年2月，蒋介石去台前，依依流连家乡的山水（这是蒋介石独坐在三隐潭边）
通常两军对战，都是进攻一方针对防守一方的部署制定进攻的方案。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早在5月就已经有了“二野准备经贵州入川”，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的预案，7月16日中央军委就下达了进军华南、西南的指示。这都早于国民党军的部署。难道毛泽东能够预见蒋介石的部署吗？
是的。处处被动的国民党军部署西南防御时，已经没有多少机动的余地。解放军进攻四川，只有两个方向：一是由北而南，一是由东向西。蒋介石只能把北面作为防守的重点。
为夯实国民党军这一判断，刘伯承、邓小平在郑州公开亮相进一步把蒋介石的目光吸引到四川北部。与此同时，二野主力则悄悄进行大迂回、大包抄。第四兵团随四野进行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后，经广西然后兜击云南。第五兵团也以四野的部队面目出现，在四野进军的掩护下，隐蔽到湘西集结，准备进攻贵州，迂回川南。第三兵团则随刘、邓到郑州后，隐蔽南下，至常德、江陵地区集结，准备直出川东。
1949年蒋介石回溪口，这是溪口原先的村落
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南京。抗战期间，曾内迁至武汉和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还都南京。
1948年11月11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合围于徐州东面的碾庄。至18日，解放军已逼近碾庄。黄百韬兵团被歼，徐州即将不保。南京门户洞开。1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和党政官员商讨时局和今后方针。会上，有人提出迁都问题，另有一些人认为如迁都会使人心涣散，形同崩溃。
蒋介石深知长江防线可能守不住，南京也将不保。此时如果认为迁都就使人心涣散，仗就打不下去。于是，他向与会者表示：重心并不在于首都放在哪里，而是“系余一人也，如余在世一日，反共到底，则余何地，即其重心所在，不以迁都与否为虑，更不必以南京之得失为重也”。意思是，我在哪里，重心就在哪里，首都在哪并不重要。
此时，蒋介石已经打算把台湾作为他最后的落脚点。早在1948年6月20日，蒋经国就致电蒋介石：“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迁台决策未必就是蒋经国提出的，蒋介石当时可能也是这样考虑，并着手秘密安排。1948年10月，他派陈诚主持台湾政务。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与经国谈时局，深叹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为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为意矣。”
从12月1日起，蒋介石密令把存放在上海的黄金运往台湾。至1949年5月，分三批共运走黄金400余万两，白银（含银圆）5000余吨。从12月21日起，根据他的授意，又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档案陆续运往台湾，64天内运走5522箱。12月29日，在蒋介石授意下，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议通过陈诚任台湾省主席。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由蒋经国出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但是，他并没有交出政治、军事和财政大权，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指挥一切。副总统李宗仁接替了他的职务，但只能称“代总统”，徒有虚名。
蒋介石下野后，着力经营台湾。但是，他仍妄想在大陆保留一块基地，以便伺机反扑。因此，他并没有将国民党政府立即迁往台湾，而是在大陆不断迁都。1949年1月起，行政院陆续由南京撤往广州。4月20日晚，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前，李宗仁下达了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的命令。有一些国家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还能撑下去，随之把使馆也迁往广州。
但是，国民党政府对长期建都广州并没有信心，如果再迁都又怕影响士气。5月30日，行政院提出中央机关分地办公，将一些机关转至重庆。随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重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8月23日，蒋介石赴重庆部署西南防御。10月初，解放军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歼灭白崇禧的主力第七军。8日解放衡阳，广州门户洞开。国民党政府于12日宣布迁至重庆办公。此时，那些随国民党将大使馆迁往广州的国家看到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没有一个跟随着将大使馆再迁往重庆。
1949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带着儿孙祭母扫墓
1949年10月13日，李宗仁到达重庆。他回忆道：“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是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有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此时，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等都向李宗仁表示，希望由李宗仁牵头请蒋介石复职，遭到拒绝。李宗仁回忆道：“一旦蒋先生来渝，他必要强迫我签署劝进书，此实大违我的心愿，因此我决定以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
11月1日，解放军二野主力在四野一部协同下，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宽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多路向西进击，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大西南防线”。
11月3日，李宗仁飞往昆明。张群奉命到昆明劝李宗仁返回重庆。李宗仁明白这是要他牵头劝进。蒋介石考虑的是没有李宗仁带头劝进，他复职就名不正言不顺。李宗仁已决定不再为蒋介石背书，再一次拒绝。
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北飞重庆。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飞渝，乃为中华民国之存亡，全国人民之祸福唯一最后之关头。如幸邀天父眷顾，此去果能转变局势，使民国转危为安，革命转败为胜，是乃天父之金恩。若以人事与战局而言，实是危急存亡之秋已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时矣。”
后来，蒋介石在《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讲话中曾解释他去重庆的原因：川、黔、滇三省，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军事政治如发生变化，则其他二省亦必受到连带的影响。尤其是贵阳市为重庆、昆明交通的枢纽，贵阳一失则不仅贵州不保，还将危及川、滇两省。而且川、滇环境特殊，政治军事情形复杂。当此大敌压境之际，内部难免不发生意外的变化，使大局陷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觉得在危急的关头，我个人应该去到西南和当地一般忠贞不二、反共到底的干部，同生死，共患难，以期竭我心力而图补救。所以我虽然没有担负任何实际的责任，仍旧毅然决然去到重庆。
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扫墓
11月15日，蒋介石心目中的交通枢纽贵阳解放。16日，彭水解放。17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立即调第一军以最迅速的方法运到重庆，限25日到达。胡宗南立即答复：“不可能，万难办到。”接着又致电蒋介石：“本部在川北，无兵、无粮、无衣，川北之内部可知，故急需第一军赶到新津镇压，才有立脚点可言，才能保障川北部队转进安全之可言。此着如错，全盘皆败，决无挽回之机会。”
11月19日，蒋介石复电：“闻弟对于第一军调渝甚为不愿，是或爱惜兵力，以备决定成败最后之使用，余甚了解。惟中正以为此次渝东作战实为党国成败最后之一战，若惜此不愿听命调用，恐再无使用之时矣。”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胡宗南再不听话，这个官也就别当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第一军调往重庆。当日，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此情形实为本军全局失败之原因。”
为保障重庆东面的安全，蒋介石决定将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调往南川、涪陵，然后扬言放弃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将他认为可能轻敌冒进的解放军歼灭。蒋介石将此战称为川东战役。他致电罗广文：“此次川东战役实为党国存亡唯一之枢机，亦为吾人生死之关头，务希严督所部，有进无退，重申连坐法，整饬纪律，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誓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
那么，川东战役真的能像蒋介石设想的一般发展吗？蒋介石逃离重庆之际，发生在周边的大爆炸究竟是何人所为？蒋介石又下达了怎样疯狂屠杀的密令？
《党史博览》黄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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