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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数说长征7-两河口会议，决定共同北上-长征途中20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17-11-14 06:33:06 标题: 数说长征7-两河口会议，决定共同北上-长征途中20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帖最后由华忠于 2017-11-14 06:34 编辑

2017-11-10 15:08 长征途中，行军转移、战事频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很不易，但是仍然召开了20多次会议来解决重大问题，包括战略方向和路线问题、军事指挥权问题、重要战役战斗决策、编制序列、重大政策等等，其中不乏冲突和激辩。通过这些会议，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共开始独立自主，逐渐走向成熟，长征一路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不仅使中央红军摆脱了绝境，而且引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直至立足陕北，走上抗日的最前线。
在长征途中的20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两河口（2次会议）时间位列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泸定桥会议）之后。由于两河口会议的内容涉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被认为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两河口会议背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接应部队在达维会师，紧接着，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大部队和在懋功县城（今小金县城）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
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领导人李先念等。
此时，从中央苏区远途征战而来的中央红军疲惫不堪，仅有一二万人，人，面黄肌瘦，枪，重武器几乎都丢光了，剩下的轻武器还缺乏子弹；而红四方面军正值兵强马壮，号称10万大军强渡嘉陵江，一路西征，迎接了北上到此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获悉的四方面军总兵力：“主力约40个团，分编为四军8团，九军7团，三十军9团，三十一军8团，三十三军5团，三十四军3团，有五个独立师2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3700人。”近10万人马，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
随后，会师部队从懋功北上，移师两河口，在此召开了2次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今日两河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河口。它的有名，在几个方面：
——因长征史上的“两河口会议”而有名，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认为是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因毛泽东对“两河口”名字的感受而有名。1936年10月前后，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周恩来建议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句话，现在高悬在会宁会师地。而回顾会师之前的两河口，却是一、四方面军后来分为两下的“口”！两河口会议后，有人向中央发出要“官”要“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后来喻之为“心中最黑暗时期”的开始，是长征路线分裂的开始。
——因两河乡人民对毛泽东塑像的敬爱而有名。在两河乡，最容易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一座汉白玉毛泽东塑像。这座毛泽东身穿中山装的站立塑像，是“文革”时期的标准像，被当地森工局留下的。两河口村全村人崇敬毛泽东，就把塑像请了过来。一种说法是，开发公司在修建两河口会议遗址时，曾因为塑像妨碍整个工程建设，将其搬倒抬出村口。村民们闻讯赶来，拿着大棒和各种可能找到的工具，冲到搬移塑像的建筑工面前，最终逼着工程商把塑像请到了村里的最高处；另一种说法是，藏族村民卓斯甲带领几个人拦住要拉走毛泽东像的板车，然后村民们自己集资，把毛主席像请回，安放在了现在的位置上。两河乡的杨书记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里的老百姓不建寺庙，不建白塔，一心一意供奉着这尊毛主席雕像。乡亲们经常到毛主席像前敬献哈达和鲜花，表达藏羌人民对毛主席最淳朴最真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确实，两河口这里没有藏区常见的寺庙、白塔。如今，这座毛泽东塑像俯视全村，是两河乡的标志物。毛泽东塑像身后是两排用石块垒起来的低矮的红军坟。

网友“巧娃1”拍摄的卓斯甲老人向毛泽东像敬献哈达。

两河口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首次会面的地方。
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央率军委纵队由懋功出发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23日沿着小金川河谷抵达两河口镇，准备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等候张国焘来参加会议。
此前的6月16日，翻越夹金山、到达了达维镇的中央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联名致电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下属党组织和部队的语气，而是称兄道弟，平等协商。电文最后说：“弟等已至达维，候兄速来一见。”而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到达懋功时，也立即拍来电报，代表四方面军向毛泽东和一方面军表示祝贺。
随后，张国焘带领卫队从茂县出发，翻越雪山，穿过森林，趟过河谷，用了3天多的时间，才到达了两河口以北的抚边村。
中央领导人以最高规格在两河口迎接了张国焘：由工兵把一片荒坡开辟成会场，用沙土铺平地面，在树枝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6月25日晨，天下起了雨。在两河口的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过雪山时感受风寒尚在病中），还有博古，悉数出动，带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等人，从两河口驻地往抚边村步行3里多路迎接，沿途上千红军战士集合列队，在雨滴和山风中迎候张国焘的到来。迎候队伍中还唱起了陆定一前一天新编的《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歌》。一直等到下午，张国焘骑着马和10来名骑兵护卫终于到了。朱总司令第一个迎上前去，张国焘下马和朱总司令热烈握手。随后，中央领导们上前，一双双手握在一起，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长征画家”沈尧伊的画作中，张国焘骑着高头大马来两河口）

随后，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几十年后，张国焘依然回忆出当时的情景：“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谢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不过，实际情况在欢迎大会上是朱德、张国焘先后讲话。）有人回忆称，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
晚上，毛泽东等领导人设宴招待张国焘，喝了当地出产的青稞酒。气氛是热情、真诚的。
1935年6月26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常委会议，讨论战略方向问题。
我们重走长征路，从小金县城经过抚边乡，继续北进。这一带居住着藏、羌、回、汉、苗多民族，不少人是乾隆时期攻打金川后留下戍边的清军的后代，从“抚边”这样的乡名就可推测出。
看见碉楼和路左边高台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就进入两河口（两河乡）了。由北向南流的梦笔河与由西向东流的虹桥河到这里交汇，所以取名为两河口。两河交汇后成为抚边河，顺百里抚边大峡谷向南流去，流到马鞍桥的地方，与左边的沃日河交汇，成为金川河。两河口作为一个交通要道，乾隆出兵金川时曾在此屯兵。如今，两河乡沿街的房屋都整修过。

见到路标“两河口会议旧址”后右转，很容易找地方停车。

我们很容易就按照路标找到了两河口会議会址、红軍長征两河口会議纪念舘，2014年建成的。

进入院内，高台上是纪念馆正厅，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

纪念馆厅前的台阶下是“迎接红军”“红军北上”2组雕像。

我们往纪念馆后面走，就到了两河口会议会址，原是供奉“汉寿亭侯”关羽的关帝庙，曾经倒塌，后来重建的。感叹这么小的庙宇，坐不下几个人，竟然是两河口会议的会址！当年村镇很小，毛泽东还在这个小庙里住过。

两河口会议简介（2次会议）

会议地点：四川省懋功两河口（今小金县两河乡）。

在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的院子里树立了参加两河口会议人员的铜像（顺路走，拍照不按排序），制作的相当精美。

我们认真地看了纪念馆里关于两河口会议的展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洛甫）主持。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秦邦宪）、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战略方针；二、关于行动方针；三、关于战略指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赞成。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会议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

（“长征画家”沈尧伊表现两河口会议的画作）

周恩来报告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对周恩来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只是强调了执行战略方针有种种困难。然后毛泽东讲话，他强调：两军会合后，应当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中央常委、军委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与会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进行松潘战役。担任会议记录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会开了3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
〔注：会议前的6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作思想准备的，也被认为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中展示的与会者发言简要（发言顺序未明确）：

6月28日，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
6月2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全国抗日问题，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会议还讨论了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在两河口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对张国焘（5月）设立“西北特委”和建立“西北联邦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制定出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该计划对当前敌情进行了分析判断，并将一、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和岷江支队、懋功支队。其中，左、中、右路军是由岷江西岸进攻松潘的主力，尤以左路军为重。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共16个团组成，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聂荣臻、杨尚昆。中路军由10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右路军由11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中8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前进。左、中两路军从松潘以北的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的敌人。岷江支队由8个团组成，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主要任务是以主力在岷江东岸，松潘至茂县间的平夷堡、大石桥地区，钳制和吸引胡军南向，并阻隔许绍宗部队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任务完成后，西渡岷江随右路军前进。懋功支队主要任务是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工作，并隐蔽我军的企图。
6月30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完全得到执行，导致红军未占松潘城，只得继续翻越雪山，还得过大草地。）
由于两河口会议的内容涉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被认为是红军长征史上具有仅次于遵义会议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两河口是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国焘首次会面的地方。在此之前，他们多次见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们同在北京大学，张国焘（张特立）已毕业，并且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有说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而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中专），且刚谋得图书馆助理员一职；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是会议主持人（会议主席），毛泽东则是书记员（会议记录）；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年长张国焘4岁。
借用周少华《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的一些评价：“俩人都以擅长群众运动著名。毛泽东被瞿秋白尊称为‘农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和武装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取胜之钥。张国焘是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领导过包括北京长辛店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产物，产业工人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产业工人所在的中心城市才是革命的中心，中国革命应该以工御农，以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市。”“俩人都在党内有‘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受挫后被中央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在1933年被人以专务政府工作为名排挤出决策圈；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有过叛节行为、在1923年因反对国共合作落选中央委员、在1927年指导南昌起义失败后被处以严重警告。”该文还有一段话：“在开国上将许世友看来，这是一对才能、资历和威望真正匹敌的对手。他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我们曾经遐想：其时，吃过苏俄面包（见过列宁、斯大林）且自恃学识、资历优越感的张国焘脸色丰满红润，衣着整洁合体；而毛泽东脸色黄瘦，长发披肩，衣裤破旧还打着补丁，腰间挂着个水壶；朱德胡须粗砺，脸庞消瘦；周恩来满脸胡须遮不住一脸病容……。人马万余的中央红军个个面有菜色、破衣烂衫，连个重武器都没有，实在和8万多人、军容严整的四方面军没法相比。怪不得毛泽东说，那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其时，如果我是张国焘，我将会怎样？
“长征画家”沈尧伊的画作中，有一幅描写会议现场的作品，画面里毛泽东张国焘虽然坐在一起，却貌合神离，这未必是实况，但确能反映出当年不和谐的一丝气氛。

无论我们怎样想，以后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张国焘的印记比比皆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坚持北上，绝不停留在川西北一隅；而只要张国焘统领四方面军，就绝不会跟毛泽东走！所以，无论其间发生了何时何地的历史细节和枝丫，在战略和路线上，已经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必定分离！两河口见证了这一分离的开端。
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孤零零的，满眼的与会人都是中央红军的，尽管两河口会议增补了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但他还要改变中央领导层的成分。这就有了两河口会议结束几天后，在理番（今理县）发生的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要官的事情。
红军大部队走过两河口后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与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随即北上翻越梦笔雪山进入了卓克基、马尔康地带。而一方面军后续部队与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三军的部分部队仍留在懋功境内，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没有立即继续北上。其中一些部队在懋功一带驻留至1936年7月，才随大部队北上。
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吃饱肚子事关重大，红军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几天过后，总政治部紧急修改政策。7月3日，总政治部下达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红军想方设法筹集粮食成为头等大事，以后的长征路上，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红军。
红军北上离开两河乡，继续北进，去往的是卓克基。
再后，就是一、四方面军混编携手穿越草地——两河口会议之前，已作出分为左、右两路穿越草地的部署：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等率领红军总部、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已改为第五军）、第九军团（已改为第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已改为第一军）、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及殿后的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已改为第三军）组成。于8月，红军左、右两路走入草地。其中，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但左路军没有走出草地而半途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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