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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当年为何遭批判 [打印本页]

作者: 兰梅 时间: 2018-1-5 12:18:28 标题: 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当年为何遭批判

历史很好玩儿 2018-01-05 07:47:50
在中国电影史上，1988年是一个特定的年份。那年2月23日，张艺谋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方人对中国电影第一次刮目相看。在柏林电影节的庆祝酒会上，拍《末代皇帝》拿奥斯卡奖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也向张艺谋请教问题。

拿奖的那一天，首次出国的张艺谋一夜未眠：“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头上，我当时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红高粱》成为了文革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还被卖到欧洲一些国家。张艺谋因此成为了那一年的中国符号。
“这是中国电影拿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多年以后，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回忆说。《红高粱》给中国电影打开了一扇门，闯出了一条通往世界电影之路。此后数年，《香魂女》、《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盲井》《三峡好人》、《孔雀》等作品纷纷揽获国际大奖，中国电影扬眉吐气，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张艺谋是在1988年3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莫言的《红高粱》的。“莫言的《红高粱》描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淳朴、粗犷的民间生活，对人的生命力和精神自由进行赞颂，呈现出一个自由张扬的民间世界，与以往农村乡土小说有很大不同。”
按照当时的版税规定，张艺谋自己掏了800元钱，坐着公共汽车到莫言家里，买下了《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权。《红高粱》共找了3个编剧：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小说原作者莫言、编发《红高粱》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陈剑雨是执笔人。

在吴天明的支持下，张艺谋组建了副导演杨凤良、美术指导杨刚，摄影师顾长卫、音乐赵季平的班底。男演员很快定下来的是姜文，女演员却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面试了几十个，经过试戏后最后选择了巩俐。
《红高粱》拍得很苦。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张艺谋把他拍摄《红高粱》时穿破的一双鞋埋在了镇北堡的土中，还当众发誓：如果这部影片出不来，他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后来，张贤亮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成立的时候，张贤亮挖出了那双鞋，把它和陈列在影视城的展厅里。
《红高粱》从筹备到拍完戏，它的名字一直是《九九青杀口》，在最后电影送审时，张艺谋把它改成了《红高粱》。和中篇小说《红高粱》对抗日战争题材创作的突破一样，电影《红高粱》高举人性旗帜、淡化时代背景，让自由奔放、热血沸腾的生命跃到前台，拒绝任何政治说教，以电影写意手法呈现，给人极强的震撼。
在这部电影里，绚烂的红色成为一种造型语言贯穿了全片：巩俐红苹果般俊美健康的脸，新娘用的红盖头和坐的红轿子，野合地点的红高粱，新酿出来的十八里红，以及日全食后弥漫于天地间的红色，成为张艺谋美学风格的象征和视觉符号。

张艺谋没有想到《红高粱》能够拿奖。本来，代表中国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是陈凯歌的《孩子王》。但不知何故，陈凯歌最后放弃柏林，带片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红高粱》临时顶替出征。谁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孩子王》被评为那年戛纳的“最差电影”，《红高粱》却意外地拿到了柏林的金熊。
因为获奖，《红高粱》在国内受到观众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40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别看数字少----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红高粱》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

张艺谋没有料到，最后《红高粱》共拿下了11个国内外的电影奖项。伴随着《红高粱》在国际上的红火，这部电影在国内也引发了争议。除了艺术上的争议外，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争议。
吴天明后来回忆说，一个南京的老同志，写了信给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这个电影，认为“《红高粱》那么粗野、是反动电影”，是“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不知名的势力影响下，拍摄地的高密农民也对此上访，抗议电影里的“剥皮”情节丑化中国老百姓。
当时的北京《中国电影报》成为批判大本营，一位叫秋田草的批评者在文章里说：“《红高粱》只有‘辱华’二字。”一位D·W作者认为：“国产新片《红高粱》是一部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它只能得到外国人的常赏识”。另一位作者江春说：“被人誉为‘绝唱’的颠轿一场---淋漓尽致、夸大其辞地展现了中国人人性中那种原始的疯狂、狭隘和嫉妒，以及对弱者的凌辱。”

上海的《文汇报》则持相反意见，作家白桦认为：“《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厅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学者李泽厚也支持说：“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
国家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认为，“《红高粱》虽然电影在讲述历史的场景和故事，但它更是借助历史的膂力来推动时代摧枯拉朽，骄傲地表达着一种向前看的勇敢的历史观。电影的无畏探索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和中国形象日益走向世界相一致，中国电影的斑斓色彩开始成为世界电影的新景观。”
那一年的中国电影，除了《红高粱》，还有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吴子牛的《阴阳界》，王朔的4部电影（《顽主》（米家山导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夏刚导演）、《轮回》（黄建新导演）、《大喘气》（叶大鹰导演），但这些电影的锋芒都被张艺谋的《红高粱》所笼罩了。

就在这一年，香港出台了《１９８８年电影检查条例》，按照影片所涉及的暴力、色情、种族及宗族歧视等不良内容的程度，对电影实行三级分级制管理。电影《寡妇村》因海报广告出现了“惠安女”式的“露脐装”和“寡妇想男人”的主题，被列为大陆地区首部“少儿不宜”；人体艺术登台亮相，不用偷偷摸摸，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排队购票的人从美术馆排成数列，到了两站地外。
而作为原小说作者和编剧之一莫言，则对电影《红高粱》是很满意。“电影《红高粱》画龙点睛，把我的小说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我最下力气的部分选择出来了---1988年春天过后，我走在路上，深夜里也能听到许多人大声唱《红高粱》里的歌曲。”
一个开放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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