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左)与张伯驹(右)
1940年秋,周汝昌从天津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彼时北京已处在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之下。燕京大学是由美国人司徒雷登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开明的司徒雷登校长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他多次利用燕京大学的美国背景保护抗日的学生,这一举动当然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满。1941年秋,日寇关停了燕京大学,才读了一年书的周汝昌不得不就此辍学。经历了社会上的种种艰辛之后,1947年,周汝昌又重新回到燕园再拾学业。对于当时的学习境况,周汝昌曾撰文说: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那还是在1963年的春节,当时调往长春工作的张伯驹、潘素伉俪从东北回京度假,就在春节期间,张伯驹先生的老相识白坚甫从重庆携带一方砚台来京拜访,这方砚台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脂砚”。伯驹先生遂将该砚收归吉林省博物馆,后来还把自己旧藏的一幅珍贵的薛素素墨兰图一并捐献给吉博。伯驹先生得到 “脂砚”后,便于正月初七日携带砚台造访周汝昌,所以周先生也就成了第一个鉴赏“脂砚“的红学家。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正是因为偶然收藏到一本古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确认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从而也奠定了胡适在“新红学”研究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由此可知,脂砚斋所珍之“脂砚”突然横空出世,这对于“红学”研究至为重要。所以当周先生看到这方砚台后,欣喜异常,很快就写成了《脂砚小记》一文,并于3月6日刊登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开篇就详细地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脂砚”的情形:《文物》杂志中的脂砚图片
周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肯定“脂砚”对红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脂砚实物之出现,其可资考索脂砚斋之为人者必多,而间接则亦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并于文末再次强调“脂砚”的珍贵性,他说“脂砚之出,非独艺苑传赏之宝,实亦文坛考索之资” 。后来,周汝昌把“脂砚”研究的相关文字,收入到《红楼梦新证》一书,极大地丰富了红学研究。遗憾的是,“脂砚”在1966年从国外巡展归来后,离奇地消失了,至今如泥牛沉海,毫无消息,这实在是红学界乃至文博界的一件憾事!晚年周汝昌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组织人士极力推荐,却最终没有受到重视,虽然张先生的一番献芹美意落空了,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至真至纯却让周汝昌长久地感动着,并为那一班逐渐凋零在岁月长河里的十番乐绝艺而慨叹!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