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人，要多读书，读各种书，然后杂取百家，融会贯通，方能达到至高的境界。最后补充一句，鲁迅成就了白话文学开山之人与文学成就最高之人于一体的神话。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收获了鲁迅，但也是不幸的，因为鲁迅之后，尚无人能超越这个高峰。这也就是本文为何非要让鲁迅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原因。
文 | 商昌宝
来源 | 《名作欣赏》2018年第2期
给作家排座次，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事，因为文学这东西，首先不能强求审美标准和尺度统一，其次也不是靠投票、靠领导就可以决定。说到底，在基本审美能力具备的情况下，文学作为一种被欣赏的对象，完全可以由个人的好恶决定。或者说，哪怕是再有名的评论家所认为最好的作家作品，只要是读者不喜欢，完全可以扔一边。强迫人喜欢，是一种恶劣的霸道的病态强迫症，这话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这样说。
既然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还滥俗地让鲁迅排名第一呢？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一种解说手段，不必较真。
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不读书肯定是不行的；一个人的家里没有几千本藏书，是不好意思自称读书人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作家的家里拥有足够的藏书（排除那种只藏书不看书的极端情况），那他可能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这话肯定不周全，也谈不上科学严谨，但意思就是寻找一个基本参照系，但不去论证这个参照系具体有多少含金量。
那么，鲁迅有多少藏书呢？鲁迅都看过哪些书呢？资料显示，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存下来的有一万四千多册，其中涉及文学、金石学、考古学、科学史、文字学、哲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历史学。除中文外，藏书中还有日文164种，德文和英文151种，俄文86种。
就从这一点来说，当下中国大陆的作家，应该没几人能够与鲁迅媲美。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之作，读起来远远没有鲁迅的著作更有味道、更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从鲁迅的藏书之丰富，可以看出他之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
例如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用古奥的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那里面的古文学术含量，连蔡元培、郭沫若、胡适、郑振铎等都赞叹不已。蔡元培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鲁迅翻译的《或外小说集》“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鲁迅“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郑振铎也讲过，他收到鲁迅寄赠的半部明代版本的《西湖二集》，“为之狂喜”不已。因为他知道这个版本非常珍贵，极难见到。
还是单说文学创作吧。比如，鲁迅的《呐喊》小说集中多篇关于乡村人物的形态，其手法就取自古小说和杂记；《故事新编》中，就有明显的六朝味道；众多反传统的杂文，无论思想立意还是表达方式，都深受阮籍、嵇康的影响。这是学者们公认的。
具体到文本上，《狂人日记》中所写的“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就确有出处。查《本草纲目》可知，那里面曾提到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以人肉医治痨病的记载。至于“人部”中记载的除人肉外，人胆、胎衣、人尿、人粪、耳屎和女人的经血，皆可入药治病呢！
同时，鲁迅在《病后杂谈》中提到张献忠在四川疯狂杀人，并交代这些史料取自《蜀碧》，而且他那时就注意到游民对社会的破坏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阿Q正传》和多篇杂文中对庸众给予批判。现在已经有学者考证，鲁迅《小杂感》中的句子：“革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与《淮南鸿烈集解》中的句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极其神似。
对于一个现代中国作家来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基，那他的作品肯定难立得住脚，而于世界读者来说，又因缺少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样难于被接受。但是，单单具有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情怀，那结果也是孤芳自赏、自以为美。已故文化老人周有光曾建言说：“我们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能以中国眼光看世界”，说的也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
阅读鲁迅的作品可知，鲁迅真的可以算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充分世界化的代表。
有学者统计，鲁迅一生翻译了15个国家、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翻阅李新宇教授和周海婴主编的33卷《鲁迅大全集》，可以发现，鲁迅翻译的文字远远超过他创作的文字。孙郁教授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不无道理。还不仅如此，鲁迅在各种场合和著作中提及的俄国作家和美术家近百名、德国作家和艺术家三十多名、日本作家二十多名、英国和法国作家十八名，此外还有其他欧美、亚洲国家作家若干名。可见，他对外国文学了解的程度非常之深。
鲁迅正是因为大量涉猎和翻译外国作品，所以才不断更新知识，开拓眼界，最终不但学会了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还确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世界眼光和普世情怀。
例如他在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时曾感叹：“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鲁迅能够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角度，换位思考，尊重他国和他人，不以单一的大中华文明中心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秉持康德所说的世界公民理念，真是让人由衷地敬佩。环顾当下中国作家，甚至包括很多大学教授，有几个能理解、赶超鲁迅呢？
不妨来看鲁迅在创作中是如何受外国作家、作品影响的吧。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馆长孙郁教授在大量阅读鲁迅藏书的基础上曾总结说：《小约翰》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呐喊》《彷徨》中的很多意象有果戈理、安德莱夫、迦尔逊的影子；《女吊》在表现的韵致和精神的跨度上有比亚兹莱、珂勒惠支和麦绥莱勒等人的痕迹；《野草》中的“大欢喜”“醉心的大乐”“剑树”等语句以及空无、死灭、地狱等意象都与梵语和佛经有关。孙郁教授还在分析《女吊》深受外国文学滋养后说：“读解鲁迅这篇文章，能够感受到他的知识结构的多维性构造。如果仅仅从传统文章学的角度看其脉络，是不得其解的。”
不错，鲁迅作品中存在大量的外国文学元素，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如此，但鲁迅在这其中的取法与运用，不是那种大段的征引、刻意的描写、简单的模仿，而是内秀其中，点到为止，如流星闪过。具有相关知识修养的人，每每看到，就会有似曾相识之感，然后会心一笑，所谓文学的审美愉悦也就在这瞬间实现了。同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刘思源先生说：“鲁迅的伟大在于有暗功夫”，实在是精妙的评价。
具体的文本分析呢，在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接下来，再从文学表达形式上来说明鲁迅的“魔高一丈”吧。
先以《狂人日记》为例吧。如果认真读过小说，一定会注意到小说正文之前的那一小段文言文吧。从艺术特点或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小段文字看似多余实则非常重要，因为结合它再来看小说，就可以知道，作者鲁迅、小说叙事者“我”以及狂人这个主人公三者之间内在的矛盾冲突关系，也即鲁迅认为生病时的狂人没有病，而叙事者“我”却认为狂人那时病得不轻；鲁迅对狂人“病愈”后去某地做候补官员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叙事者“我”则认为狂人真的病愈了。就这一手法的运用，至少在此前的中国文学中，是极难见到的，在此后的文学中，也很少有作家超越并再度创新的。很多人在阅读小说时忽略了这段文言文，那当然也就体会不到《狂人日记》写作手法的高明了。
正因为鲁迅叙事手法巧妙、高明，导致他的很多小说，都被误读。例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孔乙己》就最具有代表性。
《孔乙己》被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写作中故意设置的叙述圈套导致的。因为，单从小说的名字上，就会给人感觉，小说的主人公是孔乙己。再看小说，写孔乙己的篇幅又占去大半。如果顺着这一思路，自然就会跑到教科书中的什么“封建社会黑暗”等连概念本身都有问题的老路上去了。
那么鲁迅在《孔乙己》中着力要写什么呢？如果直接说是写“小伙计”，一般人的小心脏能承受不？是的，《孔乙己》写的就是“小伙计”在二十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那段不受待见、百无聊赖的打工生活，而孔乙己不过是“小伙计”回忆中的一个佐料，一个让他在无聊的打工中还能有点欢乐的插曲。鲁迅在这里，稍微玩了一个叙事花样，就骗了那么多那么多人，而且骗得一愣一愣的。
鲁迅这么高超的叙事手腕，单靠传统中国文学能行吗？不放眼世界文学，吸收各民族、地区的优秀文明能行吗？
忽然想起，1925年鲁迅制造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撰写文章批评鲁迅读不懂中国古书；20世纪90年代所谓国学大兴之时，一帮勇气可嘉的青年作家、学者，说要搬开鲁迅这个老石头。哎……真是无知无畏呀！借用阿Q的一句话说就是：你也配？！
又想起，当年很多左翼人士称赞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仿佛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高尔基在俄苏文学中能占到什么位置，今天已经不用多说。所以，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实在不是什么高尚的荣誉，反而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鲁迅的事例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人，要多读书，读各种书，然后杂取百家，融会贯通，方能达到至高的境界。最后补充一句，鲁迅成就了白话文学开山之人与文学成就最高之人于一体的神话。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收获了鲁迅，但也是不幸的，因为鲁迅之后，尚无人能超越这个高峰。这也就是本文为何非要让鲁迅坐上现代文学第一把交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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