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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蔡和森七封信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18-11-28 20:05:39 标题: 蔡和森七封信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

蔡和森七封信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 2018-11-25 23:08

力图扭转形势的蔡和森“力据两湖，举行暴动”案虽被通过，又未实行，数计未成，又献一计。他连续七次写信给中央常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湖南省省委书记，更觉得毛泽东应该进中央政治局。

蔡和森

蔡和森写信请政治局开会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鲁易立即返回莫斯科，派罗明纳兹去武汉接替鲍罗廷、鲁易和维经斯基的工作。蔡和森的病愈发厉害，每天下午发烧、咳嗽、胸痛、吐血。中央常委不能不令他休息。在他去休息之际，中央常委会议接受了他改组湖南省委的主张，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以毛泽东为书记。训令：中共犯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着令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鲍罗廷的职位并调回国……
鲍罗廷看着共产国际的训令，陷入了沉思。立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执行国际训令吗？他认为不行。罗明纳兹同志还没到，如果立即传达，在宣布自己已被解除职位的情况下改组中共中央，“群龙无首”，岂不会乱成一团？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又将国际训令看了又看，终于下了决心，暂不传达，先看几天形势再说。他知道自己这是要冒风险的，但为了中国革命，该冒的风险还是要冒。他最后看了看国际训令落款的日期，算着罗明纳兹赶到的时间，将国际训令收进了口袋。
在罗明纳兹未到之前，鲍罗廷不能停止自己的工作。他在自己的住宅召开了会议。
鲍罗廷说：“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为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这个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例如蒋介石吧，他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幸成功，机械地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那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的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
“鲍罗廷同志，你的说法不对！”参加会议的“驼背毛子”立即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从前季诺维也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也夫个人决定的。”
这个“驼背毛子”也是国际同志，但他的姓名连蔡和森都不知道。因他背驼，所以中国同志就用中国话称他“驼背毛子”。
“驼背毛子”是不久前由瞿秋白陪同而来的。“驼背毛子”一来，就参加了陈独秀怒撕C．Y．决议的那次会议。那次会议本是要重点讨论张国焘提议的“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陈独秀一发雷霆，没怎么讨论张国焘的提议了。“驼背毛子”在那次会议上就说：“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的指导权！”
“驼背毛子”一说季诺维也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C．P．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也夫个人决定的。鲍罗廷就说他是帮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苏联的所谓反斯大林派）。
“驼背毛子”气得话语都结巴起来，说鲍罗廷是胡扯，是污蔑……
鲍罗廷老鲍不生气，因为他已经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都归于第三国际，把一切错误都归移于季诺维也夫，而他似乎是站在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老鲍将国际训令收进口袋，继续坚持工作，可就把中共害苦了。
鲁易走了，他是最高代表，“驼背毛子”等又被他列入反对派……陈独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
老鲍看起了陈独秀准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
鲍罗廷看着《决议》中的一些具体“退却”：“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他又想了很久。“就这样吧。先稳定两党的关系再说。”
然而，稳定两党的关系也好，“联唐反蒋”也好，汪精卫与蒋介石要联手的迹象却越来越明显，就连一直要以汪为中心的鲍罗廷也知道，这回恐怕是再如何“退却”，再如何想办法“稳定”也不行了。
鲍罗廷不能再将共产国际训令“捂”在自己手里了。他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训令，宣布：
“由于形势非常紧迫，主要负责同志必须离开。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去海参崴办党校。中央政治局缩小为五人，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同志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这是7月8日。然而，共产国际训令中是否会有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这么具体的“调令”呢？大有疑问。被“调”之人也全都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老鲍这是敷衍国际的。以说明他贯彻执行了训令。
四天后，宣布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中央的领导工作。
又一日，陈独秀被免职。共产国际指定由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张太雷等七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陈独秀被宣布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后，没有去莫斯科。别说他不会去，就是想去也去不了，但自此即不视事，当“甩手”派了。后来便是搞他自己主张的那一套去了。
次年中共六大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指定陈独秀须出席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
蔡和森与瞿秋白也没有去海参崴。
住在医院里的蔡和森被医生警告不得下床走动，得止血止咳输液输氧并静养。身子不能随意动弹，他的脑袋可就有时间想问题、思索问题了。他想起自己因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休养的那几天，由湖南逃来的同志、农民纷纷找毛泽东倾诉，把毛泽东当成知心朋友和能挽救湖南的希望。他也和湖南来的人不断谈话，湖南老乡甚至说出了“不是许克祥杀他们，而是上面的政策和执行人让他们被杀”的话……由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此时，他就更觉得毛泽东应该进中央政治局。他想到“五大”后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想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他觉得中央的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作为原政治局常委、委员，他没能顶住右倾错误。尽管共产国际又指定他为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觉得自己应该退出政治局，让新的同志进来，以便领导新的工作。他认为应该重新号召土地革命，准备军事暴动……他想了很多很多，唯独没去想自己的荣辱得失。
从汉口医院出院的蔡和森随即连续七次写信给中央常委，几乎一天一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主张。
他提议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提议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反抗“分共”之国民党宣言；提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因为国民党中央在17日发表了一个减租令，所以必须揭破国民党减租的假面具；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失败不是俄国的“一九零五”，认为唐生智、汪精卫政权并未稳定，工农势力并未冷火，因此主张中央仍应留在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义；他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留在两湖工作；他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择江西南昌为暴动点，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并坚决要求返湘参加秋收暴动。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连续的七封信，竟引起了临时政治局常委和原政治局常委的“误会”。说他是“每日一封唱高调”。
这“每日一封唱高调”的“误会”，又与他紧接着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罗明纳兹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发表对改组中央领导意见、主张新中央人选“捆绑”在一起。这一“捆绑”，那“误会”就愈发大了。这些，蔡和森当时不可能知道。
当蔡和森住院想着重新号召土地革命、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时候，和李立三去九江的瞿秋白也在考虑着南昌暴动及今后的方向问题。
瞿秋白当然也是不会去海参崴的。去海参崴办党校，那意味着什么，等于是从“火线退逃”。他得坚守在“火线”。果不其然，很快他又和蔡和森一道被共产国际指定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临时常委决定准备召开紧急的中央全会，确定党的新的总方针会议上，他被指定同共产国际代表负责紧急全会的筹备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在党内的职位，成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说。然蔡和森的发言，也“引爆”了“误会”。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上午由罗明纳兹作长篇报告，瞿秋白任翻译。下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再讨论有关文件。最后进行改选。
这一天时间，蔡和森发了四次言。
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蔡和森说：
“我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过去一切错误都没有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那就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共产国际也有错误，这个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次错误的责任。”
他指出了“五大”后的主要错误后，说：“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一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领导人不可！”
蔡和森的这个发言，得到罗明纳兹的肯定。
蔡和森说：“在8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我就提出对于中央领导成员是完全更换还是部分改组？那次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应该改组，新的常委应当加入工人分子，应实行集体领导。所以我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以保障新方针之执行，使党内外群众耳目一新。现在国际提出的名单中，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同志都未列在其中，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也未在列，而我却依然在其中。因此，我主张进入新中央的旧指导人只留瞿秋白。毛泽东进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彭公达应进入正式名单。张太雷不留秘书厅，李维汉留中央组织部或秘书厅，不兼常委。我要求，不要把我加入名单。”
毛泽东、彭公达都是湖南人。特别是毛泽东，他蔡和森从6月份开始就不停地要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现在又要他进政治局，这不是“想组织湖南左派”吗？
蔡和森太不会去注意“和谐”人的关系了。共产党人是人，领导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你提出把原来的领导都要换掉，只留瞿秋白一人，那些老常委、新的临时局常委，人家都会像你那样愿意自动不列进去吗？对你能不有看法吗？他没有想到会引起“误会”，更不会去想“误会”的后果。他此时一门心思考虑的就是如何保障新方针之执行；在如此危急关头，只有斩钉截铁地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能挽救局势。而他提出的向忠发、顾顺章这两位工人同志，后来不但都成为大叛徒，向忠发还是专门向共产国际告他的状、诋毁他最厉害，并将他开除出政治局（“六大”继续当选的政治局委员）的主要人物之一；顾顺章则是直接使他被逮捕、牺牲之人。当然，这人的变化、成为叛徒与他此时的提名毫无关系。且都是后话。
于是，他以前曾和共产国际代表针锋相对的争执，此时新国际代表来了后，“五大”后的主要错误就“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共产国际也有错误。这个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这些独自急进地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的话，引起“误会”也就难免了。再联想到他连续的七封信，“误会”“捆绑”到一起就是“投国际的机”，“想组织左派”，“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摆脱过去共同参加的错误说漂亮话”，“每日一封唱高调”了。
会议最后的议程：正式投票选举中共政治局委员。
首先由罗明纳兹提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七人的建议名单，张国焘在政治局委员建议名单中，蔡和森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建议名单中，经投票表决，张国焘、蔡和森均落选。向忠发、顾顺章进入政治局；毛泽东、彭公达被选为候补委员。周恩来也成为候补委员。
“为什么要取消张国焘、蔡和森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回答！回答！”“瞿秋白同志必须立即回答！”在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召集湖北干部，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时，不少同志厉声责问。
瞿秋白只得说明，陈独秀、谭平山是“八七会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张国焘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李立三对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负责；周恩来对解散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的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蔡和森因此受到处分。
“八七会议”的第二天晚上，蔡和森以“派赴长沙参加省委工作为省委委员”，动身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他与彭公达一起上了船。看着夜色中的长江，蔡和森想到当年自己为赴法勤工俭学，为新民学会“打头阵”，从长沙入湘江、进洞庭湖，在暴雨中写下“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之诗……现在，七年过去，他终于又正式回到湖南工作了，要亲身参与农民暴动了，这是他自提出两湖决议案，力主两湖暴动后就多次向中央提出的要求。他终于可以亲自去实现自己的暴动主张了……
轮船拉响准备开船的汽笛。蔡和森收回自己的思绪，正准备下到船舱，中央一道命令到达，要他立即下船，另有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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