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给父亲写过一首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很多人关心父亲和毛伯伯的关系。
众所周知，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的一大功，又是两位老人家密切相关、相契相合的最重要之处。
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就很亲密了。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我看到大字报上传抄毛主席讲话，说刘少奇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我赶紧奔回家告诉父母。父亲对我们母子明确承认，在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过，说毛主席早就与他一样认为此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七七事变”后，在延安的父亲提出“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报告和“持久战”方针，父亲坚决拥护。
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堪与比肩。
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确立以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必与实际结合，真理必经实践检验，并提炼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父亲与彭伯伯的关系。
刘少奇和彭德怀同年出生，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长征时又共事过几个月。后来，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在一起，父亲和彭伯伯往来密切，合作无间。
父亲严肃、稳健、智慧，彭伯伯严厉、耿直、机敏。两个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敢作敢为、实话实说。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坦诚率真。
彭伯伯对父亲也发脾气，但每次都被父亲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伯伯有误。有时他们辩了几句，彭伯伯就被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两人越吵越少，彭伯伯也成了“好脾气”。
1942年9月底，父亲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深入考察，肯定了当前工作方向并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伯伯，主要是指军地条件很好，却没有发展起来；彭伯伯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
大家看着父亲当众批评，彭伯伯却微笑着给他倒茶水，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挨批还这样和气的。
出兵朝鲜前，父亲与彭伯伯忙里偷闲几乎天天见面。彭伯伯从朝鲜回国后，在中南海与父亲是邻居，像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时那样，在一个饭厅用餐，如果愿意，一天能见好几次。
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彭一边倒。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彭会，父亲一直压制众人的批判，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伯伯动粗。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唯一需要搞清楚的是，彭德怀是不是利用高岗，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彭伯伯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明摆着，父亲是给彭伯伯的“庐山事件”平反。
所以，要说彭德怀和谁最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父亲。
1965年8月，刘少奇与刘源在家中
父亲的几次婚史。
父亲在与我母亲王光美结婚前，有过几次婚史。我的这些妈妈们为革命牺牲奉献，让晚辈动容。
1923年，父亲和何葆贞妈妈在安源结婚。何妈妈是湖南道县人，是杨开慧的好朋友。1922年夏，她住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结识了父亲，后来毛泽东派她到安源，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春，父亲带葆贞妈妈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领导全国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从此，何葆贞妈妈随父亲为革命多方奔走，四海为家。
何妈妈1925年在湖南、1929年在满洲，两次成功营救了父亲，又无数次救出我党的重要领导、大量党员和革命群众。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原委员长卢福坦被捕叛变，跟他接触频繁的父亲，紧急撤离上海。
那时，何妈妈是营救部部长，肩负重任，带着两岁多的儿子留下工作。当她成功营救出廖承志时，自己却被敌人盯住了。临被捕前，她让邻居工人家抱走我二哥。敌人酷刑严审，没拷问出底细，等关押到1934年秋，何妈妈身份暴露，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父亲在长征途中确知何妈妈遇难了，当时红军途经何妈妈的故乡湖南道县。父亲历尽危难，得到这个噩耗，受到的冲击是多么剧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南下故地，就带着母亲王光美，专程凭吊追思何葆贞烈士。
1936年，父亲来到平（京）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时候，他与谢飞妈妈结婚。谢妈妈是海南文昌人，长征时和父亲认识，互相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由党内老大姐“做媒”成婚。
后来，父亲在延安及初次到中原局时，谢飞妈妈留在马列学院深造。1939年结业后，她来到中原局，多次要求去敌后。大革命时期的战士，身处如火如荼的年代，实在不想做温存陪侍的夫人秘书。
而父亲号召全党挺身敌后抗击侵略，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妻子去打游击开天地呢？他批准她到鄂豫皖任职，最后在江南敌占区党委工作。
自此，出现了一位能“上马下田的谢大脚”。谢妈妈多次劝说父亲换人照顾，并正式向中央明确表示离异。“皖南事变”后，日伪国民党双重封锁长江，谢飞妈妈再无通信。
“文化大革命”时，她被剃头挨打，监禁劳改，受尽逼供，不屈不挠，在问及刘少奇问题时，仅回一句：刘少奇，生活作风正派，个人品德高尚。晚年时期，老妈妈仍为老解放区、老新四军宣传奔走，最后百岁善终。
1948年8月21日，父亲和母亲王光美在西柏坡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共同生活了20个春秋，荣辱与共、风雨同舟。
父亲和母亲对我和哥哥姐姐很严格，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但新衣服总是先给哥哥姐姐穿，我和妹妹们都是穿剩下的打补丁的衣服。
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时父亲已经被平反。我考虑后，主动要求下基层，去河南锻炼。对我的决定，母亲没有反对，还带我去拜访了彭真等老领导。他们嘱咐我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2006年，过完85岁生日的母亲去世。我总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儿女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成绩、有出息，就是对父母的报答，就是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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