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第一批故宫国宝在紫禁城装箱上车,准备南运
1 现在看来,易培基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推动故宫文物南迁是先知先觉,功德无量,但在当时,他的决定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弹。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鲁迅文风的尖刻犀利和影响力,都是可以预见的。
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的反对方式更加激烈。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故宫太和门集会,宣誓“誓与国宝共存亡”,甚至还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员寄恐吓信,声称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故宫文物南迁。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
2 故宫文物原定1933年1月31日南运,但当天受到阻挠,没办法,推迟到了2月5日夜里才成行。▲1933年后,故宫国宝历次迁运路线图
3故宫国宝开始分批南迁后,易培基迎来了个人命运的大转折。
1933年1月7日,就在首批文物南下的两天后,他被国民政府两名监察委员提起弹劾,罪名是非法处理故宫金器,并从中舞弊牟利。
舆论再次哗然。
易培基本人也很吃惊,料到自己肯定得罪人,才遭遇构陷。不管如何,国宝南迁大业还在进行中,他的当务之急是自证清白,然后才可以继续主持南迁之事。
他向国民政府解释,分批处理的故宫金器都是没有文物价值的金砂等,所得的款项均用于故宫的日常运维支出,而且,这事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集体做出的决定。
这一解释,弹劾案就不了了之。
不料,几个月后,南京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提起公诉,罪名是违法舞弊。
这下子,易培基坐不住了。
此时一万多箱南迁文物躺在上海法租界,相对安全,易培基提出辞职,当年10月份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卸任后,他以平民身份提出反诉,并在上海当起寓公,一门心思应付官司。
然而,故宫的摊子必须有人接手呀。
马衡是呼声最高的继任者,但他坚辞不就,因为他知道所谓易培基“盗宝案”幕后的水很深。
在蒋介石的直接过问下,马衡最终才接任院长之职,时间在1934年1月下旬。他的条件是,不掺和“盗宝案”。
继易培基之后,马衡成了故宫南迁文物的“守护神”。
▲马衡(1881—1955),著名金石考古学家,我国文博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4一手操纵“盗宝案”的幕后势力,并未打算放过易培基。
江宁地方法院在1934年10月对易培基提起公诉,指控他调换珠宝,据为己有。他在北平、南京等地的住所都被查封,财产也全部充公。
法院还请来书画家黄宾虹,鉴定故宫文物真伪。最终将认定的赝品、伪作封存起来,共计62箱。
法院据此认为,清宫古物中不应有赝品,因而赝品和伪作必是故宫博物院主管古物的人以伪易真。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易培基百口莫辩,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然而,稍有文物常识的人都知道,法院给易培基的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清宫藏品中本来就鱼龙混杂,不乏赝品和伪作,乾隆都经常看走眼,把伪作当真品收藏了。现在没有易培基盗卖文物的直接证据,仅凭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伪作就认定是易培基搞的鬼,这逻辑确定没毛病?
马衡原本说了不掺和所谓“盗宝案”,但他看到黄宾虹的鉴定结果以及法院的认定依据后,还是出来写了文章,从学理上指出黄宾虹的鉴定很粗糙,没有权威性,法院的判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是,水太深了。黑幕总是可以吞噬一切合理的质疑,而让一切不合理的结论公然盛行。
1937年9月,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提起公诉。而缺席审判的易培基,已经含冤病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紧接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动乱年代,人命如蝼蚁,一个人的罪名或清白就更加没有人在乎。这个案子于是不了了之。
只有易培基自己,在乎自己的羽毛。临终前,他请吴稚晖帮他转交一份呈文,说个人被诬事小,但关乎国内外观听事大。他希望他的冤案有朝一日能够昭雪,这样才能死而瞑目。
▲国民政府关于易培基案的公函。
5此时,易培基生前魂牵梦萦的故宫文物,在马衡的主持下,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抗战期间,这批文物一路西迁,藏身川贵大后方。期间,多次险遭灭顶之灾,最终却都有惊无险——
9000余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暂时寄存宜宾沿江码头时,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都受到敌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
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
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1个月,空房也被炸掉。
这一切,都没办法解释,大家只能归功于“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连马衡都说,这类奇迹,都是国家的福命。
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批历经千难万险,差点毁掉一百遍的文物,竟然安然运返首都南京。
整个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了相当多的中国文物,有关统计称总数以千万计。相较之下,故宫文物的损失几乎微乎其微,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故宫文物南迁西运的官员,离不开沿途一路护送的军队,离不开寄存地负责文物保管维护的学者,更离不开故宫博物院的两任院长——易培基和马衡。
日军当年占领南京后,朝天宫库房还有少量来不及抢运的文物。这些文物最后都被日军接管了,其中包括康熙、乾隆时期的西洋贡品和清宫玉牌、内务府档案等南迁文物。
贪婪的侵略者甚至将朝天宫正殿屋脊两端上的建筑构件鸱吻拆下,运回了日本。
不难想象,如果当初故宫文物不采取南迁措施,现在,它们将大部分躺在日本的博物馆里。
想到这里,我们更应该感谢最早力促文物南迁的易培基。
▲1937年,故宫南迁国宝躲避战火,途径川陕公路。
6有两个尾声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都发生在1948年。
一个尾声关于易培基“盗宝案”。
1948年1月,最高法院发出了“易培基案不予受理”公告,算是含蓄地为易培基证明了清誉。
之所以在这时出公告,是因为1947年冬,一手制造此案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去世了。
尽管此案迄今扑朔迷离,但学术界公认,张继及其妻崔振华因为与易培基等人的私人恩怨,仗着国民政府高层的人脉,利用公权力,蓄意导演了这场闹剧。而易培基成了冤案的牺牲者。
随着冤案制造者离世,平反机制才得到了有效启动。
另一个尾声关于故宫南迁文物的去向。
1948年底开始,蒋介石在即将撤离大陆之前,授意将在南京的故宫南迁文物精华2972箱运往台湾。之后以这批去台文物为主,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如当初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人所言,文物一出故宫,要再回来就很难很难了。
然而,不管这些文物分散在几个地方,它们现在终究还是中国的文物。但如果当时不南迁,这些国宝还会不会留在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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