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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慈父、导师、挚友——梁启超的家教 [打印本页]

作者: 远山    时间: 2019-4-12 00:53:32     标题: 慈父、导师、挚友——梁启超的家教

慈父、导师、挚友——梁启超的家教                                                         2019-04-11 09:28                                                   

                  

梁启超像

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不仅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方面唤起了一个时代的觉醒,培养了大批卓越的人才,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而且在家庭中他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挚友,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非常成功。

他的五男四女,人人成才,个个都有专门科学知识,并热忱报效祖国,成就斐然。长女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思庄,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思达,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三女思懿,著名社会活动家;四女思宁,早年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五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的写作、工作、会客及交往异常繁忙,但他在百忙中又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对孩子们非常慈爱却又毫不溺爱。梁启超对孩子们特别慈爱亲近,他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他常呼大女儿思顺为“宝贝”、“乖乖”,当梁思顺已是几个孩子的母亲时,仍称她“我的宝贝”、“乖乖”,他特别爱女孩,尤爱大女儿。对孩子们的昵称还有达达、庄庄、小白鼻等。当孩子们在幼小时,他常去抱抱亲亲,孩子稍长大后,抽空与孩子们讲讲玩玩,领孩子们到双涛园及海边游泳、钓鱼。1925年7月10日在《致孩子们》信中说:“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梁启超与孩子们玩耍的兴致。

梁启超子女合影

梁启超关心孩子们可说是无微不至的。不仅在孩子病痛时亲自看望、电话询问乃至护理,平时甚至对给孩子们做什么衣服,给女孩做何种花色的衣服都十分关心。当他与孩子们分离时,经常给孩子们写信,政事、家事、游记、健康状况乃至内心深处的想法等,无所不谈,“大事小事都不瞒你们”。

梁启超与孩子们书信往来十分密切,信中没有干瘪的说教,更没有严厉训斥或硬性规定。每见孩子稍有进步时,他非常高兴,口头表示肯定或给以纪念品作为奖励。每见孩子有思想情绪时,则晓之以理,加以引导。如选择学习专业等有倾向性建议时,亦以商量的口吻,究竟如何办,由你们自己决定。如有分歧意见,也建议他们在思顺处开个家庭会商议着办,信中体现了家庭开放和自由,语气生动、温和,有情有理,孩子们读起来,也格外亲切舒畅快乐,也易于接受父亲的教诲。

孩子们也及时给父亲回信。梁启超每当接到孩子们的来信,无不兴高采烈,隔几天收不到孩子们来信时,则发出炽热的思念之情,甚至达到发疯的程度,在一次酒醉以后,满纸写的是“我想念思顺”、“我想宝贝思顺”,或怀疑孩子们病了等,感到心情不安。

1927年6月15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三个多月不得思成来信,正在天天悬念”“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晚年,梁启超病痛不断加深,更盼望孩子们的来信。1927年11月15日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晚日等到了思成的信,高兴到了不得”。在海外的孩子们也经常盼望收到父亲的信,“三个礼拜不接到父亲的信就撅嘴了”。由此可见,梁启超与孩子们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情谊。

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

治学,是梁启超与孩子们书信沟通的重要内容。读书的目的是什么?1916年2月8日《致顺儿》的信中,梁启超回答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也”。他强调孩子们应坚守忠厚为本的家风,不必去巧取豪夺,损伤人格。“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因此“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更不必悲观,“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病毒。”从道理上讲,你们“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环境下,你们在“美国再蹲两三年,也并非不是爱国的,在那里发挥自己建筑艺术上的创造能力”,若能成功也是“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无上义务”。

孩子们赴美国、加拿大留学,梁启超当然希望他们取得一流的成绩,归国后成为学科的开创者和一流专家。但是,他对孩子们学习的要求却是求实的、辩证的。一方面告诉孩子们“学业内容之充实,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但当孩子们感到学习压力很大,唯恐不能升级时,梁启超则勉励他们说:“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也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怠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并明确告诉孩子们,“求学问,不是求文凭”“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进而使他们自觉努力学习。当他得知孩子们用功过猛时,又及时指导说,“做学问原不必太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应该“优游涵饮,使自得之”。又告诉孩子们向实践学习,“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彼宜从实际上日用饮食求学问,非专恃书本也”。

当孩子们进入大学科学研究阶段,梁启超知道他们要埋头猛攻与细细咀嚼。他说:“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熳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用去。在熳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有所诸已。”

梁启超给子女们的书信

学习也不能过于专门化,太单调的学习生活易生厌倦,应该“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或者音乐、美术等”,“兴趣广泛些才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必要时“趣味转过新方面,使觉得换过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使生活灿烂向荣,而且“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

培养孩子们的独立自主精神,一切尊重孩子们的兴趣,这是梁启超指导教子的依据和出发点。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关于当前学习的事业与将来就业发展关系及方向,要各个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启超曾热情建议思庄学习国内奇缺又大有前途的生物学。后来当他发现思庄对文学更有兴趣,就同意她转学文学了,要她“自己想想拿定主意”,后来竟成为图书馆学迷。以此培养孩子们创造性地独立生活能力。

梁启超还特别适时地对孩子进行挫折教育。1923年5月,思成不幸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至少要推迟一年去美国留学,他为此焦虑不安,甚至急于成行。为此,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说,“人生之旅途苦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国内多预备一年,多读些国学,温习背诵,“亦未尝有损失耶”。

梁启超即是孩子们的慈父、导师,又是亲密的朋友。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家里头,像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得难遇的幸福。”的确如此,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做得颇为完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方法极为科学。他在教育孩子方法的“度”上掌握得恰到好处。在他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中,毫无训斥打骂以及必须遵命照办之类,而是充满慈爱、引导、商量之类的语言。爱而不溺;严而不苛;引导而不指令;表扬奖赏学习先进,但不斥责后进,并多加安慰勉励;节俭而不寒酸;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又积极吸纳西方科学;既有共同的要求,又充分尊重孩子的个性兴趣发展等。处处堪称模范,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于《文摘报》(作者董方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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