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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农业合作化4部曲：之宏图大略、劳动生产互助组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梦 时间: 2019-4-13 17:24:55 标题: 中国农业合作化4部曲：之宏图大略、劳动生产互助组

中国农业合作化4部曲：之宏图大略、劳动生产互助组。 2019-04-10 13:07

2010年，对于年过甲子的新中国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的年份。
让人悲恸的是这年4月，青海玉树连续发生多次强烈地震，造成2698人不幸遇难。让人喜悦的是这年5月，上海市成功举办了第41届世界博览会，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参加此次盛会。这种“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和谐局面，对于具有悠久“万邦来朝”历史的中国而言，上海世博会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此次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中有个副主题“城市和乡村的互动”。在世博会城市实践区的北部，有一栋风格迥然的两层独立建筑，展示了本次世博会全球唯一乡村案例，吸引来自世界各地逾7000万游客前来参观游览。这个被唯一入选的乡村叫滕头村，位于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它表面展示经济与生态、乡村与城市的自然和谐发展，其实它背后蕴藏着中国对解决复杂“三农问题”的思考与方案。
这个滕头村，成名已久，是名副其实的明星村、示范村、富裕村。在入选上海世博会之前，曾先后荣膺全球生态500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国家AAAA级旅游区、全国首批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等40多项荣誉奖项。截至2018年底，滕头村社会生产总值突破95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63000多元，远远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28228元。同时滕头村户籍村民，还享受让人羡慕不已的村集体福利，包括基本福利、住房福利、生育福利、养老金福利、医疗福利等各种补贴。

让全国人民惊愕不已的是，这个滕头村既没有煤矿，也没有稀土矿；恰恰相反的是，当地自然资源匮乏，人均田地少得可怜，属于典型的穷山瘦水。在过去，当地因为太穷，被附近村镇戏谑成段子：田不平，路不平，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滕头村。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如此贫瘠的农村，它是如何从吃不饱的穷村庄，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呢？滕头村传奇致富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呢？
据相关媒体报道，滕头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成就，需要感念“鞠躬尽瘁、劳苦功高”的老村支书傅嘉良。这位历经世事的老书记，吃尽了别人不能吃的苦头，坚持了别人不敢坚持的事情，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决定。在长达37年任期内，他先后为村民做了四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一是改造村里穷田荒地，二是创办农村集体企业，三是坚持走集体道路，四是注重经济生态和谐发展，从而奠定滕头村今日之基础。

1965年至1977年，傅嘉良充分发挥“愚公移山”的艰苦创业精神，带领滕头村民搞农业基础建设，把全村所有的碎石田、荒山田、凹凸不平的“靠天田”，改造成平整、规范、灌溉方便的高产田。滕头村产粮从亩产200斤，提高到亩产1000斤，彻底解决村民温饱问题，摘掉穷帽子，拔掉穷根子。没有经历过饥饿与苦难的人，难于体验到能吃饱饭的满足。
1978年底，傅嘉良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利用村里多裁缝的乡村资源，办起了村里第一个集体企业——滕头服装厂。1986年，傅嘉良针对村民不愿意种地，良田开始荒废的实际情况，决定在村里成立集体农业公司，把分包到上户的农田收集起来统一经营，改种水果、花卉、苗木等农业经济作物。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开始搞企业改制，傅嘉良坚持以集体所有制为主，通过稀释部分股份留着经营人才，确保村办集体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当地村民说到，如果没有老书记傅嘉良的坚强领导，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走集体道路。如果不走集体共同富裕之路，滕头村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毫无疑问，滕头村凭靠汗水与智慧，创造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创造奇迹的灵魂人物——傅嘉良，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内幕，就是坚持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继续走互帮互助、共同致富的村集体道路，也就是今天常常被人淡忘的农业合作化之路。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中国农村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重温激情燃烧的农业合作化之路。这篇文章，大致分为5个部分，尽最大努力去还原那段让人肃然起敬的历史。
农业合作化：之宏图大略
农业合作化：之农业劳动互助组
农业合作化：之农业初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之农业高级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之人民公社

一、农业合作化：之宏图大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人民领袖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洪亮而充满穿透力的声音，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刻，万众欢腾，掌声雷动，响彻云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在毛泽东同志领航下，终于走出历史的阴霾，进入全新的历史纪元。
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可谓是百废待举、万物待兴，其复杂与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南征北战。摆在新中国政府面前，最迫切的有两个问题：一个迅速解放其他尚未解放的国土，肃清敌人匿藏在各处的残余势力；另一个重任就是在解放区内搞土地改革，尽快恢复正常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

毛泽东主席熟知历史，深知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实行土地私有制。这种制度在短期内，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经济与社会将又重现生机与活力，进入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盛世。然而历史又常常出现拐点，泰极否来，盛极而衰，历朝历代莫不如此。从长远看，土地私有制在繁盛的背后，隐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痼疾，是国事兴衰与朝代更迭的根源所在。
如何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如何根治贫富分化问题？如何让新中国跳出历史的怪圈？人民领袖毛泽东，遇到中国历代帝王都曾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历史上很多帝王，都缺乏秦始皇开天辟地的魄力，多数人沿用前朝旧制，或者在原有治理系统上做些修补。唯独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毕其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思考，志在构建一个全新的治理系统，从而保证中华民族长盛不衰。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受尽磨难与欺凌，落后就要挨打，像一记响亮而灼热的耳光，让毛泽东有切肤之痛。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被洋人掐住脖子，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1年，毛泽东主席在某次重要会议上讲到，中国人要想出人头地，一定要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而千疮百孔的新中国，要想很好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要发展农业，通过农业来完成工业原始积累。而当前新中国农业发展非常滞后，农民基本上还是沿用旧式农具耕种，依然是分散的、零碎的、小农经济模式，同苏联机械化、集体化农业种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农业要实现机械化、规模化、集体化耕种，就必须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这大致就是新中国搞农业合作化的前因后果，从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国民经济体系、构建全新治理系统，三大国家战略层面来通盘思考。
基于当时国情，搞农业合作化是为了提高农业效益，出产更多粮食，积攒更多资金，从而实现快速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通俗地理解，就是靠农民种地攒钱办工业。在当时，新中国选择的余地不多，毛泽东主席能打出手的牌也非常有限，完全是一条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其中的艰难与曲折，唯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才能身同感受。

新中国农业合作化之路，从1949年至1979年，前后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出现，标志着中国农业进入短暂的社会主义时期，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盛况。
可惜历史走到今天，令人扼腕长叹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中国人却误解了中华民族史上最有气节的凛然岁月，认为毛泽东闭门造车，导致中国错过第三次科技革命。而历史的真相，却是美欧合起来封锁、孤立、排挤新中国，完全是处于被动封锁的状态。对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宏图大略与丰功伟绩知之甚少，甚至是嗤之以鼻。割裂历史，再去回顾历史，其结果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二、农业合作化：之农业劳动互助组 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批示：“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以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1952年12月，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分到田地的农民中，有人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有了田地，再也不用给地主做牛做马了；忧的是自己没有耕牛、农具，有地种不出粮食。在这个方面，老解放区的农民，比新解放区的农民有经验，他们采取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方式克服这些困难。
早在江西革命老区时期，江西老表就自发成立劳动互助组。毛泽东同志深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农业合作方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在中央“苏区”大力推广。据史料记载，1933年中央“苏区”17个县当中，共有各种合作社1423个，股金30余万元。当时发展得最好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江西老表劳动互助的经验，带到陕甘宁边区适时地推广，鼓励他们农忙时可以结成互助小组。采取互帮互助，分工合作的方式搞农业生产，不仅大幅度提高农业效率，还照顾到老弱病残的贫困家庭，这种两全其美的生产方式，被“边区”农民群众的广泛采纳。
1939年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与惨烈的军事“大扫荡”。为了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摧毁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在扫荡过程中实施了“烬灭作战”策略，也就是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
在严酷与酷烈的大扫荡中，位于晋东南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西沟村，有一位其貌不扬却勤劳能干的民兵队长，他一面带领全村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面悉心配合八路军抗击日军“大扫荡”，并多次率领民兵参与抗日战斗行动。这位朴实而能干的民兵队长，叫李顺达，农业合作化早期劳动模范兼风云人物。

为了响应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克服日军扫荡与自然灾害的双重困难。李顺达于1943年2月6日，组织西沟村6家贫困户，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劳动互助组。这种自愿加入的互助组，做到了资源共享与合作分工，从而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后来，李顺达农业互助组的成功经验，在山西境内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全面推广。
据统计，当时太行区32个县，建立了23266个农业互助组；晋察冀边区25个县，建立了38500个农业互助组；晋绥边区政府也建立了数量可观的农业互助组。由于李顺达在农业生产方面做出特殊贡献，先后受到平顺县抗日政府、太行区党委的表彰，被评为“劳武结合英雄”“生产互助一等英雄”等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李顺达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而是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1951年，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这份浸满浓浓爱国情怀的倡议书，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引发全国1938个互助组和1681名劳模积极响应，掀起一股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最值得称道的是，李顺达在第二年乘势创办了金星农林牧合作社，还着力培养了女劳动模范申纪兰，让农业合作社事业后继有人。
同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李顺达，为了表达对农业生产互动组及人民群众的敬意，亲笔题写奖状书 “生产战线上的模范”。在宴席上，平时很少饮酒的毛主席端起酒杯，对李顺达恳切地说到：“你在太行山住，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成绩，我敬你一杯。”这就是我们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风范，一生不敬权贵，只敬劳动模范，只敬国家功臣，只敬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
1949年至1952年，算是农业合作化初期阶段，主要以农业劳动互助组为主，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辅。截止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830余万个农业劳动互助组，参加互助组的农民达到2亿余人左右。其中部分省市，还个别试办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全国大约有3600余个。

农业劳动互助组，土地属于农民自己的，建立在自发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一方面，农民抱团取暖，克服了劳动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困难，解决各自家庭的短板问题，实现了合作共赢；另一方面，人心向齐，团结产生力量，有力支援了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度过最艰难的“大扫荡”时期。
农业劳动互助组，没有完全固定的方式，有的是临时组成，有的是长年互助。你家老公耕田是个好把式，就负责耕地，我家媳妇割麦子麻利，就负责割麦子。这种在劳动生产中的分工合作，明显提高了农业效率，符合现代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种植理念。西方经济学巨著《国富论》对此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有巨大作用。
这种源自底层农民的互帮互助智慧，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智慧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它是中国农耕文明沉淀两千多年后的本然反应。这种团结、互助、协作的文化基因，融入了每个中国人血液，生生不息。只不过在阴霾密布的中国近代史上，它被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所击碎，然后又被不断的民族罹难所掩盖。
而毛泽东主席，像个神奇的心理魔术大师，把这种尘封一个多世纪的民族精神，慢慢地唤醒了起来。
（上篇完，感谢您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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