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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作家们的原生家庭之困：那些不受待见的小孩，何以成了伟大的作家 [打印本页]

作者: 远山 时间: 2019-4-16 02:33:57 标题: 作家们的原生家庭之困：那些不受待见的小孩，何以成了伟大的作家

作家们的原生家庭之困：那些不受待见的小孩，何以成了伟大的作家 2019-04-14 11:57

　口碑炸裂的电视剧《都挺好》，再度带热全社会对原生家庭的讨论。苏家母亲逝世后，父亲苏大强在三个成年儿女面前各种“作妖”——长子苏明哲是愚孝型，对家庭事务大包大揽，对父亲百依百顺；次子苏明成是妈宝男，自私啃老，动辄使用暴力；小女儿苏明玉从小被母亲嫌恶，18岁离家，不到30岁成为公司高管，却无论如何无法弥补内心亲情的缺失。

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正因为电视剧中折射的家庭问题，活脱脱地也在现实世界中发生，对原生家庭的讨论才会这样鼎沸。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原本是最基础，也最亲密、最稳固，然而，在这层由血缘纠结、带有命定性的关系当中，也充满了龃龉、伤害和矛盾。原生家庭就像一个原罪，一个与生俱来额头上的印记，事实上，在《都挺好》的原著作者阿耐之前，它早已在文学当中反复被呈现、挖掘、讨论。甚至，一些读者耳熟能详的伟大作家，一生笼罩于原生家庭的阴影，他们自家庭和亲情关系中领受的伤害，和他们笔下荒诞扭曲、冷漠苍凉的文学世界，相互间形成了奇异的映照。
卡夫卡与父权的“终极法庭”
1919年，卡夫卡写下了一封3.5万字的长信《致父亲》，这被看作卡夫卡对父权的一次集中的抗辩和反叛。此时他36岁，在一家半官方的保险公司供职，身体孱弱罹患肺病，依然住在父母家中，两度订婚又两度取消了婚约。

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

“最亲爱的父亲：
你最近曾问我，我为什么说怕你。一如既往，我无言以对，这既是由于我怕你，也是因为要阐明这种畏惧，就得细数诸多琐事……”
在信的开头，卡夫卡这样写道。这封罕见的万言长信的确充塞着琐碎的细枝末节，一个36岁的成年儿子向父亲“清算”他从小到大从受到的屈辱、漠视，并将自己一切的人生失意和性格弱点都归因于此。
是否有心理学家研究过，男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和父亲的竞争心理？卡夫卡在信里提到自己和父亲在游泳池更衣间里的场景：“我瘦削、羸弱、窄肩膀，你强壮、高大、宽肩膀。”“单单你的体魄就把我压倒了。”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妇女时装礼品店老板，一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世俗社会的成功者。他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声音洪亮、雄辩滔滔、自鸣得意、坚韧沉着、有识人之明，还相当慷慨。相对而言，弗兰茨·卡夫卡敏感、胆怯、寡语少言，缺少卡夫卡家族那种粗莽的男子气概，永远无法长大，永远成不了父亲中意的样子。
父亲不曾对卡夫卡施加身体暴力，但在家庭教育中更可怕的是言语暴力。这对敏感的男孩来说比拳打脚踢更难以忍受。在信里，卡夫卡将父亲的教育手段总结为“咒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举例来说，父亲经常专横地否定卡夫卡的意见，用一句“不要顶嘴”和挥拳的动作让他吓得噤若寒蝉。
36岁的卡夫卡真的一直没有长大。他像是一个被父权辖制同时被父爱绑架的小孩，他怨憎父亲的同时离不开父亲，而父亲一边骂他吸血鬼、寄生虫，一边又把他牢牢攥紧。
为了逃离“这个巨人，我的父亲，终极法庭”，卡夫卡做过一些失败的尝试。写作，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方式。他宁可不工作，也要逃到写作的庇护所当中。可是卡夫卡同时又说：“我的写作都是围绕着你，我的写作不过是在哭诉我无法扑在你怀里哭诉的话。”
他试图通过婚姻，获得与父亲平起平坐的权力。他与菲莉丝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却体现出一个“渣男”的自私和无能。他自己也承认，恐惧婚姻，是因为害怕无力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卡夫卡小说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知道了这一切，或许更能理解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在《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永远无法接近城堡，那个“城堡”就是父亲；在小说《审判》中，高级银行职员约瑟夫·K被法院无端逮捕并判死刑，那个专断的“法院”也是父亲；而在著名的中篇《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的那只恶心的甲壳虫，就是在父亲眼里异化了的卡夫卡自己。
短篇小说《判决》经常和《致父亲》一起，被文学批评者和心理学家们看作研究卡夫卡“弑父”情结的典型文本。事业有成的格奥尔格将订婚的消息告诉卧病的父亲，后者对他大肆谩骂，并且说：“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却更是个恶魔。——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就判你溺死！”而格奥尔格呢，他的行为真出乎意料——他匆匆地离开房间，他下楼，过马路，来到河边，他抓牢栏杆，等待公车经过，他轻声说：“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然后，落水。
张爱玲与飘忽的母爱
张爱玲有个落魄的烟鬼父亲和时髦的新女性母亲。尽管母亲在她四岁的时候就去了英国，随后又和父亲协议离婚，不断出走海外，但张爱玲童年最美好的记忆都与母亲相关。

作家张爱玲

在她的眼睛里，父亲的家永远懒洋洋灰扑扑，是陈腐无聊的，而母亲的住处清明洁净，纤灵可爱，“有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善”。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生于官宦世家，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儿，她容貌秀美，思想开放，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娜拉”。她是当时海外华人社交圈的红人，在巴黎，她与徐悲鸿、蒋碧薇夫妇是挚友，和胡适同桌打麻将。她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我，却也把一双儿女——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留在朽木般的丈夫手中。张爱玲十几岁时，在遭受父亲禁闭和虐待后离家出走，黄逸梵才担负起教养女儿的重任。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娜拉”

念外国学校学资甚巨，黄逸梵除了贩卖家传古董没有旁的经济来源，张爱玲和母亲的矛盾由此肇始。这时候，她变成一个过度自负又过度自鄙的少年人，而“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弗洛伊德说：“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精神上，张爱玲的确是母亲的追随者，她新派、独立、清高自恃，追求那“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善”。但在写作里，她既没有絮絮怨憎，也没有“补偿”给自己一个完美母亲的形象。她小说里传统母亲的角色，往往颟顸困顿，倒是《倾城之恋》里富于心机的白流苏，有一点她母亲轻倩的影子。
还是要说一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张爱玲笔下最令人发怵的家庭悲剧的主人公。这个“麻油店西施”，因为嫁了一个软骨症丈夫，把全部的爱寄托在一双儿女身上。然而母爱泛滥而终至变态，为了将儿女栓在身边，她刻薄羞辱儿媳，诱导儿子吸食鸦片；又一手破坏女儿的订婚，使她走投无路。
曹七巧靠着分家的财产过活，她的全部青春也不过押在这点财产上。小说末了写道：“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瘦骨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过有滚圆的胳膊。……”
畸形的婚姻造就畸形的产儿，父母的命运悲剧被偏激地移植到下一代的命运当中。张爱玲自己却颇欣赏这种疯狂和决绝，她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张爱玲作品集《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爱玲小说里的父亲，或者在家庭生活中缺乏存在感，一如曹七巧那个从未出场的软骨症丈夫，或者放诞无耻夹缠不清，譬如《多少恨》里的讨债鬼虞老先生。不知是否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又大约深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笔下的祖母多有“大族长”的风范，《留情》里的杨老太太、《倾城之恋》里的白老太太、《创世纪》里的祖母，……她们是整个家族的精神与物质支撑，上上下下仰仗她的财产和慈悲度日。
张爱玲和母亲最后的决裂是怎么发生的无可考证。只知道黄逸梵在英国病危时，曾去信张爱玲，已移居美国的张爱玲没有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或许在小说家心里，这段母女情终究也只剩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鲁迅与“幼者本位”的道德
生来我们就被教育如何做儿女，却没人教会我们如何做父母。安藤樱扮演的柴田信代在《小偷家族》里有一句台词：“生了孩子，就自然成为母亲了吗？”
为人父母，是世间最重的责任。卡夫卡在向父亲陈述自己退婚的理由时也说：“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抚育儿女，甚至还加以引导，我坚信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限。”

鲁迅先生和独子周海婴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上以笔名唐俟发表长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他和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尚未出生，鲁迅撰文的本意在于改革中国的家庭，“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这篇写于100年前的文章，因为它的严肃、明白和理性，至今读来振聋发聩。在鲁迅眼里，家庭问题关乎文化、关乎社会、关乎人的体魄和精神的健全成长。他指出，父母生育孩子，所担的责任不过是：保存生命、延续这生命、发展这生命。他又指出，父子间并没有什么恩，生育繁衍，原本是自然界的安排。而传统中国家庭的谬误，在于“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

针对此，鲁迅呼吁现代的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一百年过去，中国的家庭似乎并未得到改革。电视剧《都挺好》58.9亿的播放量和9.1的高评分，显示出它精准地击打到中国社会的痛点。此前，豆瓣存在过成员12万的“父母皆祸害”小组，中国式亲子关系在网络上遭到大面积真实无情的吐槽。此前，北大毕业生王猛通过网络给父母写了万言长信，像极了委屈压抑、性心理受困的卡夫卡，而他父亲读过信后只淡淡一笑，不明白儿子为何纠结于无聊的小事。此前，成龙的女儿吴卓林激烈反抗母亲吴绮莉的高压监控，高调步入同性婚姻。由不适度的爱、畸形的原生家庭催生的“妈宝男”、“凤凰男”、“中国式巨婴”，也成为可以标注当代中国人人格缺陷的高亮名词。
创作了知名系列绘本《小公主成长记》的英国插画师、绘本作家托尼·罗斯说过一句让人感动的话：“成人的世界对孩子来说巨大可怖。但我永远站在孩子们一边，永远站在弱小者一边。”
鲁迅看重那些后起的生命，他的一生都在做青年的提携和庇护者。虽然“幼者本位”的道德难于实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有一个人可做今日父母们的榜样。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为的是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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