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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大红楼不仅仅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 [打印本页]

作者: 清梦 时间: 2019-5-4 22:13:33 标题: 北大红楼不仅仅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

北大红楼不仅仅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 2019-05-04 05:02

位于红楼一层的《新潮》杂志社社址

约翰·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照片

西德尼·甘博拍摄的6月28日学生在总统府前露宿的照片

1920年代红楼全貌

本次寻访所到的三个地点示意图（绘图尹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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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艳艳
编者按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百年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本刊近两日已刊发“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怀思专版和当代学人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今日再推出本报组织的人文寻访活动，带领读者重走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等历史地标。
“五四精神”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向善向上。
5月2日
传承“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5月3日
解读
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历史意义
5月4日
寻访
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新青年》编辑部、北大红楼等“五四”地标（见10、11、12版）
在故宫东北角的沙滩地区，静静坐落着一座红砖红瓦的建筑，这便是北京乃至中国红色文化的起点所在——北大红楼。提到五四运动，便不可不提北大红楼，因为这里是五四事件的策源地，也是五四中学生最早的思想启蒙地，更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新思想的传播地。因此，这里也成为我们当天寻访的第三站。
之所以最后一站才来红楼，考虑之一便是为了错开游览高峰。从今年3月开始，为纪念五四运动百年而来红楼参观的社会各界团体和个人的总人数呈直线上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党委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告诉我们，截至目前，北大红楼已接待观众近9万人次，参观团体1693多个，最高时当日接待高达6000余人次。3月份接待总人数1.4万余人次、团体233个；4月份接待5.6万多人次、团体1439个，是往年同期接待水平的4至5倍。而且，目前5月预约参观的场数就已达231场，约1万名观众。5月4日当天目前已预约10场共计630人，5日则已预约44场高达1007人。
4月27日寻访当日，我们赶到北大红楼时就立马感受到了这份“热度”。虽然已经临近正午，红楼参观入口处等待参观的观众依然是快排到了北沿河大街上，队伍里还有不少统一着校服或是工作服的团体。
“青睐”本次寻访活动得到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大力支持，马海亭主任更是亲自为我们担当义务讲解员，通过珍贵的文物和史料，为“青睐”的读者串起北大红楼五四前后的那段历史风云。在讲解的过程中，马主任反复跟我们强调红楼内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五四运动。这三件事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而红楼则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件很“摩登”的事儿
能让红楼在这三件大事中都产生重要的作用，离不开北大红楼的灵魂人物——蔡元培。是他主张聘请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是他广泛招募学术精英，网罗李大钊、周树人、高一涵、刘半农、胡适等人才进入北大，也是他实行“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办校方针，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找到一片自由成长的土壤。“可以说，是蔡元培在北大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为五四运动做好了思想、人才和干部的准备。”马主任边走边讲道。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履任北大校长，不出一周，蔡元培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此后，陈独秀从上海带来了《新青年》，出任文科学长，在北大“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能打开这样的局面，少不了蔡元培海纳百川的胸怀。正是因为有这样宽松、自由的讨论氛围，北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时间成为时尚，更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和探讨的过程中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
谈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很多人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当时一定都是在“地下”进行的。王兰顺老师则告诉我们：“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件很"摩登"的事儿。陈独秀被捕的时候，去营救的不只是新学的人，也有旧学的人，因为当时大家把马克思主义是当成一种学说去看待的。很多刊物也会主动刊登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内容，如果没有刊登还显得这份刊物很落伍。”
从1918年秋天起，李大钊以北大红楼图书馆为阵地，组织和领导北大进步学生，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1919年5月，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更是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罗家伦就在这里执笔写下慷慨激昂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北大红楼于1918年9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7月，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并冠“国立”，北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首任校长是严复，蔡元培是第五任校长。北大红楼一开始本意作为学生宿舍使用，后由蔡元培建议改为图书馆和文科教室使用。
当时主要是一层用作图书馆，包括14个书库及阅览室、登录室、编目室、藏宝室等。被聘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就在一层东南角的两间房子办公和会客，这里也被称为“饱无堂”，是当时北大学生最爱去的地方。“饱无堂”意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实际是说在这个地方 “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学生们喜欢与李大钊畅谈辩论，而每逢图书馆新进了马克思学说的相关书籍或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李大钊都会第一时间与学生们分享。
李大钊三篇著名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均是在这里写就，而这间办公室也使北大红楼成为传播民主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重要场所。
如今，北大红楼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有一层设为展区对外开放。原本设在二楼的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办公室，以及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室均是依据史料在一层进行的原样复原。现在一层只有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学生社团新潮社以及毛泽东曾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等处是原址复原。我们跟着马主任走进红楼西头靠南的第二阅览室，他指着门口的一张小桌子说道：“当年毛泽东每天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办公，每天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阅览室15种中外文报纸，每月的工资只有8元。”更重要的是，在红楼工作的八个多月里，青年毛泽东通过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最终选择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并非是红楼里唯一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人，如果你仔细看党的一大代表名单，就会发现当时仅有的13名代表中就有七名是曾在红楼工作或学习过的。在红楼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红楼里创办了《每周评论》，用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作为编辑室。《每周评论》内容上弥补了《新青年》“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成为五四运动时期重要的发声武器。也正是在红楼里的几位老师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成立，并于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办月刊《新潮》，英文刊名是“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
我们跟着马主任在红楼一层找到了这间新潮社的旧址，里面复原的场景就是当年的“五四”前夜，北大学生群情激愤地手书3000多条标语的场景。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大学生当晚与各高校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日举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日，并在北大学生中推举出20名委员负责召集，新潮社社员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看着堆满白布黑字条幅和传单的房间想象当时的景象，仿佛身临“五四”前夜，新潮社成员紧张地准备第二天游行的场景历历在目。马主任接着介绍道：“5月4日上午，罗家伦就是在这里的长桌旁执笔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呐喊，并在游行前印出了2万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也成为"五四"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正是因为这篇《通告》全文由白话文写成，简单易懂，热诚恳切，直接唤起了人们心中积怨已久的国仇家恨，从而迅速流传开来。
四张学生游行的照片带观众重回“五四”现场
除了这些常设的展厅，“青睐”的读者还参观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的“五四现场”特别展览，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见证物悉数展出。展览分成“五四事件”“运动扩大”“学生大逮捕”“运动高潮”“拒签和约”五部分，还原了从1919年5月4日学生游行一直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的整个运动过程。通过180幅珍贵照片和十几件重要展品，让观众能够通过历史画面穿越回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之中，感受真实的历史现场。
我们特别采访了“五四现场”展览的策划人之一、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帮助我们了解此次展览背后的故事。在展览中，最令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张张五四现场的照片， “以往反映五四游行的展览，只有一张不是很清楚的学生举旗游行的照片。后来我们在搜集老照片的过程中发现，美国摄影家约翰·詹布鲁恩拍摄过四张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照片，在以往的五四相关展览中从未使用过。我们通过这几张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学生们手持标语在街头游行的具体形象。”秦素银介绍。
而除了游行学生的照片外，这次展览中还有很多珍贵的老北京建筑照片，呈现的是五四游行路线上的标志性地点。秦素银说：“北京城在100年间的变化很大，现在的人很难真正理解那段历史和当时的环境，所以为此我们重新走了一遍当年五四学生的游行路线。研究当年的北京地理，找到了那些已经拆除多年的学生游行路线上的老北京建筑照片，像是长安街上的东三座门、东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等，让观众可以看到100年前北京的样貌，从而感受学生们游行时所处的环境。”
带着100年岁月尘埃的《每周评论》首次展出
除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五四现场”展还为大家呈现了很多与“五四”同龄的文物，主要是包括《每周评论》和《救国》在内的1919年5、6月份发行的报刊。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用全部的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特号，对五四游行和六三学生大逮捕都有详细报道。“报纸很难保存，幸运的是馆藏的《每周评论》品相都十分完好，这次展出的五期《每周评论》均是首次展出。还有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救国》报，创刊号于1919年5月14日出版，5月23日就被北洋政府查禁，一共就出了5期，非常珍贵，此次也展出了第三四期。这些带着100年岁月尘埃的文物，一下就把观众带回到了100年前。”
这种现场感还体现在贯穿始终的媒体报道的呈现，观众们可以在展板上读到“昨日为星期天，天气晴朗，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这样真实的记录，以及这篇报道标题《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旁的“紧急新闻”四字专题名称所带来的历史震撼感。对于“五四现场”展策划时的考虑，秦素银表示，这些年来做过的五四主题展览，多是把目光放在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或是影响上，没有对这场运动本身做过细致的梳理，所以为了细致地展现运动的过程，让一张张照片都能丰满立体，策展团队决定从当时的媒体入手。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当时民国时期的几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均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报道。“正是通过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长沙的《大公报》等报纸，才最终呈现了一个具象又丰满的属于当时全民的五四运动。”
同时，这次展览也更加注重呈现历史复杂的一面，比如对当时全民唾骂的“卖国贼”，也展出了曹、陆、章等人的辞呈内容；对于“五四”当天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也通过《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上梁溯溟的文章《论学生事件》展现当时人们理性的观点，时任北大教员的梁溯溟就在文章中指出学生们的行为虽然是出于“爱国急公”，但也不能因此做出不理智的暴行。这些层次丰富的真实的历史展品便于今人能够从多角度审视这段历史。
“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见证物，也是因为有了100年前的这场以学生为主、全民参与的、改变历史的爱国运动，北大红楼才名扬天下。所以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红楼展出五四运动更有现场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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