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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的“问”与“答” [打印本页]

作者: 岚影 时间: 2019-5-10 02:37:32 标题: 历史的“问”与“答”

本帖最后由岚影于 2019-5-10 17:22 编辑

历史的“问”与“答”（上） 2019-05-07 11:58

在讲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故事之前，需要弄清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全国政权？
回答这个“历史之问”，就像是欣赏一幅油画。贴在近处，你看到的是颜料细节；退几步，你看到的是面容轮廓；再退几步，你看到是结构匠心；再细心体会，你才能发现它的审美旨趣。
中国共产党踏上自己选择的救国之路时，并没有握住什么神秘的制胜法宝。除了心中的信念，一无所有。而又必须去面对的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强大势力，各路封建旧军阀的强大势力，稍后，更有旧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这个强大势力。
怎么才能够壮大自己，战胜对手呢？毛泽东曾用一句湖南土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过程。意思是，大目标当然都明白，但是找到成功的途径和法宝，则必须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边干边学边总结，就像编制草鞋那样，预先没有成熟的图样，鞋子是在编制过程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最终掌握了克敌制胜的“神奇”法宝。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三样东西：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力量弱小，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能同当时具有相同目标的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毛泽东说过：“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上级领导共产国际的主张。
很巧，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正在谋划转型，双方一拍即合。不过，两个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不同的政党，其抵牾之痛，也时常发作。起初，一批共产党精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还是颇受器重的。但国民党右派一直对共产党人心存疑忌，孙中山逝世后，排斥共产党人的声浪愈演愈烈。蒋介石在取得国民党军事大权后，一改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转而限制共产党。1927年春夏，正当讨伐北方反动军阀的战争在共产党人协力配合下，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先后背叛和共产党的联盟，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大规模屠杀。

血雨腥风里，一批共产党人的朋友离开了共产党，一批党内贪生怕死的动摇分子离开了共产党，甚至一批早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参加和领导了党的创建发展的先驱者，也离开了共产党。中共党员一下子从大革命高潮时的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
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自有其客观原因。共产党也从自身找原因，承认力量弱小和经验不足，其中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思想影响和政治领导。
也许是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共产党在此后转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关门政策”，片面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使进步力量在城市里发展不起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农村孤军奋战。
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大团结就是大力量”的妙用，是1935年全国兴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防范、拒斥情绪，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

不过，要与追杀自己将近10年的国民党政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还难以找到门径。
1936年12月，绝好的历史机遇出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进程终于启动。
当时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新的统一战线中负起政治领导责任。他告诫全党：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资产阶级尾巴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不应当重复了。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战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即使付出了皖南事变那样的代价，仍以斗争求团结，确保统一战线不至于破裂。
当时中共力争团结的对象成分很复杂，既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又包括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和海外华侨中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包括在经济上和西方资本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大资产阶级。这些政治力量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要求，又同中共的信仰主张存在分歧。
因此，如何扎实地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共同抗日，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中共既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比如，开辟敌后战场，在侵华日军背后建立许多根据地)，还要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影响人们，甚至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来感染人们。
中共党内，直接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各界社会名流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惧，逐步接受中共的主张。比如，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他(周恩来)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

毛泽东与陈嘉庚

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形象赢得了各界信任。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到延安访问。在一次晚餐上，毛泽东只用白菜、咸萝卜干和一碗鸡汤招待他们。毛泽东满怀歉意地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让陈嘉庚感触很深。他事后表示：“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坚定踏实的抗日言行和民主朴素的作风，产生很大的吸附效应。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有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余名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政治战略。在接下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使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越来越长。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未来中国政治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中国走向议会民主之路。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穿梭于国共之间，一边呼吁国民党能够兑现民主承诺，不要打内战，一边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用国民党挑动内战的事实告诉他们：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同时，国民党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也擦亮了民主党派人士的眼睛。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全国被列入黑名单准备加以逮捕的竟达6万人。
中共领导人的坦诚和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使各民主党派人士开始放弃幻想，逐渐认识到，企图在国共矛盾中不讲是非、片面追求政治中立是行不通的，于是开始了与中共更为紧密的政治合作。

1948年1月，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外最大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他民主党派和团体，也相继明确表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他们响应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建国的号召，在人民民主的旗帜下，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不民主的旧中国要取得政权，终归要靠枪杆子。遗憾的是，在中共成立初期，人们忽略了这一点。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毛泽东就是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说出“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名言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武装斗争，都是仿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为夺取中心城市而发动的。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势力很强大，他们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数量十分有限，同情革命的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这就注定了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的想法与当时大多数人不同。1927年8月7日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拒绝了，说自己“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在当时中国以农村中农民暴动形式出现的社会革命中，毛泽东“是位最成功的倡导人和把农民暴动发展成为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人”。

毛泽东走出了一条新路。他领导秋收起义夺取长沙失败后，排除各种干扰，带领队伍来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他曾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是走着、站着，当然不会持久。
毛泽东在井冈山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从自身条件出发，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毛泽东和朱德还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16字原则，成为有效指导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针。
朱、毛领导的这支军队，人员结构复杂，有不少旧军人的习气和绿林好汉作风，再加上生存条件异常艰苦，纪律松弛，时常发生逃散情况。怎样把这支军队改造成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在每个连队都建立党支部。这样做的好处是，只要有党员在，部队就有灵魂。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和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201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把地点选择在上杭的古田镇，可见90年前的那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型军队多么重要。
红军很快发展起来。到1934年，全国红军总数接近30万人。各地红军身处四战之地，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硬是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根据地。处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便先后建立过5个省级和25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各地还先后创建有11个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则有一个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的瑞金，毛泽东是这个红色国家的主席。在血与火的时代，果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赞成毛泽东的一些政策主张，还觉得他不怎么听话，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换上一个拥有军事顾问头衔、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来指挥。这个善于打街垒战的共产国际派来的红军最高指挥官，抛弃了毛泽东和朱德此前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结果使红军试图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时，遭到空前失败。红军和红色国家的全部机关不得不踏上没有确切目的地的长征之路。
长征途中，红军的人数越打越少。在几乎是陷入绝境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中旬，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撤换了共产国际指定的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一复出，红军打仗的风格顿时机动灵活起来，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其他红军主力，也先后从各自的根据地突围，往西北方向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4支部队，总计转战6.5万余里，先后到达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人数只剩下近3万。
红军虽然人数少了，却已百炼成钢。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这支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装备很差，人数才5万多人，怎样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呢？毛泽东在给前方领兵抗敌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电报中提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具体就是游与击结合，军队分散的时候可以发动群众，集中的时候则可消灭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

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战法引起非议，被国民党指责为“游而不击”。为此，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产生极大反响。连国民党著名军事家白崇禧都非常认同《论持久战》的分析，认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乃取胜之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随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同时并存，内线外线支撑配合的战略格局。
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兵力的58%到75%和几乎全部伪军，一共对敌作战12.5万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到132万人。还是那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19块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尽管中国共产党一心想建立联合政府，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作出了很大让步。但国民党的想法是，卧榻之侧，岂能让他人安睡，于是派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最终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方面还宣称，三个月内即可消灭共产党！
行棋至此，中国的前途也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了。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两军不仅装备对比悬殊，国民党政府控制的资源和人口，更是中共无法相比的。
敌强我弱的态势尽管明显，但胜负还是要靠战略战术。一开始，人民解放军致力于积极防御和内线作战，顶不住的地方，就果断放弃，不和国民党军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为此，连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放弃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派大量军队守卫它占领的地区，真正投入作战的部队越来越少。而人民解放军则聚集优势兵力大量歼灭分处各地的敌军。

结果，打到1947年底，中共军队便走出了低谷，争取到有利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而蒋介石在194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今日环境之恶劣为从来所未有，其全局动摇，险状四伏，似有随时可以灭亡之势。”
此后，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中原和华北地区连续发起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占领南京，国民党延续22年的政权在中国大陆覆灭了。
在20多年的武装斗争生涯里，中国共产党就这样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新世界。因为长期处于弱势，毛泽东把他的制胜兵道简单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样的兵道，不经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实践，是很难体会和运用的。

作者: 岚影 时间: 2019-5-10 02:39:13

本帖最后由岚影于 2019-5-10 17:22 编辑

历史的“问”与“答”（下） 2019-05-08 11:30

（上接：历史的“问”与“答”（上））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既有前清秀才和小学老师，也有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无长物，但充满理想。当时中国产业工人只有200余万，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怎样建设一个政治上成熟、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党，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是大难题。

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经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对“软弱”“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对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不平衡性认识不足，总想在短时间内取得革命胜利，不懂得怎样按客观规律办事，又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
当时，中国共产党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不敢轻易加以怀疑。党内“左”倾领导人只知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加上自身的主观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接连对形势作出误判，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毛泽东下决心不使这样的状况再继续下去。当中国共产党在三次“左”倾错误的漩涡中沉浮的时候，他深入中国农村搞社会调查研究，逐步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这种主张并没有成为全党共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熟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去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自觉和真正独立自主，是从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的。长征胜利后，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但由此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组织还不巩固，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不够成熟，缺乏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的历史经验也没有很好地总结，等等。
加强党的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一个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年后，又发表题为《〈共产党人〉发刊词》的文章，明确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并把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比喻为“伟大工程”。他还要求，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建设党。
1942年，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所谓整风，就是整顿不好的风气，树立好的风气，根本上是要克服当时共产党内看问题办事情习惯从书本出发、从教条出发的思想方法。具体做法是：全体党员干部认真阅读中央开列的整风文件，并且要写学习笔记，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经历以及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在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曾经犯了错误，就要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高思想认识。这种党内教育方式延续至今，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一大创造。
这场触及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整风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都认识到过去那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是错误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新入党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洗礼，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空前的提升。此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弱小的情况下，打败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正是这批骨干力量。

通过整风，全党还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新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复出，主要还是军事领导人。1938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被共产国际明确为中共党内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整风前后，毛泽东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理论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真正成熟了。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前途是光明的。但毛泽东的内心却更加谨慎。恰巧他读到了历史学家郭沫若发表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立刻批示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意在提醒中国共产党决不能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带着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还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明确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取得全国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原来准备打5年，结果只打了3年。在胜利面前，毛泽东还不放心，他告诫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番话是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说的。到1949年底，中共党员有450万名，组建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中共中央局，山东、新疆、内蒙古、华南4个中共中央分局，这些中央局或分局在本级行政区中是最高负责机关，统一领导地方的各项工作。
终归还是人心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
中国革命的最大潜力，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早在1925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就宣称，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农民。这样的判断犹如空谷足音，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1936年，毛泽东又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相比而言，国民党尽管早就提出了“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口惠而实不至，只能在历史上留下“画饼”之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走向农村搞土地革命。具体办法是，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头平均分配给全体农民。分田后，农民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租赁买卖，土地收获除给政府交土地税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的土地政策，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大批农民由此参加了红军队伍。

在抗日战争中，为发动各阶级民众投入全民族抗战，中共适时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从1939年冬天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始将原地租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10%，最高不得超过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这种土地政策改善了民生，发展了生产，调动了包括地主在内的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使敌后抗战获得长期支撑。
根据地的农民还被抗日民主运动所吸引。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中国农民平生第一次拿到选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真正信任的人当干部。
作家赵树理在1943年创作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中，具体描述了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民主选举的情形：阎家山村改选村长，“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个碗，上边画上记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这样独特的选举，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的伟大创造。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发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由此预言，除非国民党能够取得同样的成绩，在短短几年中，共产党“将成为中国唯一的主导力量”。

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阶级矛盾突显了出来，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精力来调整土地政策。1946年5月4日，决定将抗日战争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1947年9月，中共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又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普遍彻底平分土地，并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4月1日，毛泽东把中共的土地政策概括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年秋季，大约1亿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
亲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美国作家韩丁说：“新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
陕北农民王德彪说，从前他父亲给人家扛活，他给人家放羊，土改后他种着自己的地，他父亲放着自己的羊；从前全村有地百余垧，30户中除4户有地外，其余全是佃户，土改后全村有地468垧，38户中没有一家没地的，并且绝大部分上升为中农。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曾预言：“(中国)内战战场的真正分界，是在这样两种不同的地区中间：一种是农民给自己种地，另一种是农民给地主种地”，这“不但决定国共两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
亿万翻身农民迸发出了难以估量的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持中国共产党打仗。参加淮海战役前线指挥的陈毅曾形象地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归纳得更为精练：“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就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耕者有其田”、赢得民心的时候，国民党却上演了一出出自毁长城的闹剧——国民党官员到沦陷区接收时，大搞“劫收”，巨额敌伪资产被官僚资本集团占有和瓜分。有人曾忧心忡忡地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人心。”
而国民党政府的作战军费开支已占到财政支出的80%。为弥补巨额赤字，不得不制造通货膨胀，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就说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通货膨胀达到了64%，“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
为挽救危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又开始发行金圆券，以强制手段兑换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深受法币贬值之苦的民众在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龙。连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把自己一生积攒的200多两黄金兑换成了金圆券。据统计，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上海中央银行从百姓手中搜刮的黄金、白银、外汇共计3.73亿美元。
几个月后，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全面失败，金圆券变成了废纸，国民党的倒台不可避免。曾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的陈诚在晚年谈到币制改革时说：“这件事影响士气人心太大了。大家都对政府失掉了信心，政府的施政，恰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形之下，戡乱军事，如何还能够看好？”
随着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到三大战役结束时，属于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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