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制静，长征游击战逆转局势，打出漂亮翻身仗 2019-10-21 17:50
9月26日，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对中央苏区腹心地区发起多路总攻，并拟定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此时，苏区尚有少量回旋空间，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各路敌军推进情况不一，且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与动员、整顿，然后精心筹划，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如毛泽东当时所建议的那样，以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粉碎“围剿”，恢复苏区。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却被敌军的气势所吓倒，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9月29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社论写道：“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篇社论，以间接的语言第一次发出了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红都瑞金的门户石城，博古、李德在严峻的局势面前，完全失去了冷静与沉着，陷人了更加惊慌失措之中，决定中央红军主力立即撤离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担任战略掩护任务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红军主力则向瑞金、雩都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央分局的训示》，指出：如果红军主力继续在苏区内部作战，会损失最宝贵的有生力量，“这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办法。因此，正确地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而苏区的一切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央的总方针指导下，围绕自身工作，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击敌人与保卫苏区。
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与直属部队被编为了两个纵队。第Ⅰ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梯队，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第2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工会、青年团机关和后勤部队、卫生部门等组成，罗迈(李维汉)任司令员兼致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参加战略转移行动的除第1、第2纵队外，还有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部分担负运输任务的民工，共八万六千余人。其中，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下辖第1、第2、第15师；第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第4、第5、第6师；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13、第34师；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21、第23师；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下辖第3、第22师。
中共中央先后派凯丰、刘少奇、陈云为驻第5、第8、第9军团的中央代表，以加强对这些部队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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