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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主席用兵如神之奥秘：尊重人才、调查研究；重视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19-11-3 15:19:26 标题: 毛主席用兵如神之奥秘：尊重人才、调查研究；重视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毛主席用兵如神之奥秘：尊重人才、调查研究；重视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019-11-02 12:22

毛主席用兵如神之奥秘：尊重人才、调查研究；重视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这些关怀和信任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军史：通信鼻祖王诤和红军最早的电台2009年06月01日09:45来源：《解放军报》）
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工资的，当时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月津贴5块银元。

想一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解放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与朱德总司令月津贴只有情报技术工作人员的十分之一，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

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刘寅儿子刘丹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刘寅儿子刘丹:他们一到红军（就受到）领袖的重视，朱（德）毛（泽东）很快接见，而且经常来谈。

当时王（诤）拿50块，我爸拿30块，总司令和毛主席是5块，（工资？）那时还不叫工资，叫津贴费，（津贴费，一个月是吧？）一个月。

当时王（诤）拿50块，我爸拿30块

总司令和毛主席多少钱呀 5块

（工资？）还不叫工资叫津贴费

（津贴费，一个月是吧？）一个月

要知道，刘寅是在1930年12月在龙岗战斗中被红军俘虏，自愿参加红军。1931年1月参加红军第一部电台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兼无线电训练班教员。
刘寅解放后，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通讯事业和国家电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家四机部（后为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在整个长征途中，想尽一切办法，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住电台的信念像一枚钢钉，深深地嵌在了红军每一名官兵的心里。

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原总政治部解放军出版社编审项小米:最早的时候红军没有电台，第一次反围剿，俘虏了张辉瓒以后，他的18师有电台，然后红军没有人会用，用电台的都是国民党的技术人员，跑了，拿着路费以后就跑了，其中有一个叫王诤。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最新的无线电技术。学业优异的他，还没毕业就被蒋介石纳入麾下，参加第一次围剿红军任务。岂料他所在的18师全部被俘，师长张辉瓒被红军活捉。

王诤儿子王苏明:他是黄埔军校六期的，提前毕业的，为什么提前毕业，因为蒋介石缺少军官，第一次反围剿张辉瓒，他是张辉瓒师的报务员。

当时红军规定：被俘虏的官兵，愿意留下来的红军欢迎，不愿意的领点路费也可以回家。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后来竟成了红军电台的第一任台长。

毛泽东下令给王诤一个月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而他自己每月只有5块银元的津贴。这种特殊关怀使王诤深受感动。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主动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王诤：从国军中尉到开国中将来源:党史纵横2016.8）

就在王诤、刘寅等人参加红军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毛总政委和蔼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并在生活上也对他们给予了优待。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这些关怀和信任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1月中旬，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1931年11月７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王诤利用100瓦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个广播电台———“红色中华通讯社”，这是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及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为表彰红色通信战士在反“围剿”中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你为党、为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王诤：从国军中尉到开国中将来源:党史纵横201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三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病逝。（百度百科）
毛泽东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最重视调查研究的人。
《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份分析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是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毛泽东总是说：“了解情况是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在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毛泽东似乎都要作调查、写报告。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争论，毛泽东提出 “反对本本主义”，甚至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难道真的如此重要？
1938年，日本特务机关组织大规模的人力撰写《支那抗战力调查》。撰写报告者反复研读毛泽东的文章《论持久战》。日本高级情报官认为：任何一个情报机关，如果能拿出毛泽东这样的报告，那就是国际顶尖情报成果。
原来，调研报告就是情报。
这“调查”“报告”出自日语，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的调查统计局，都是大牌特务机构。美国的兰德公司，至今还在制作大量的情报分析报告。
毛泽东擅长调查研究这种情报工作，年轻时亲自走，亲自看；中年以后没有条件走，还要亲自谈。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毛泽东组织中央政治局听汇报，从1941年6月4日到8月21日，连续听取7次！之后，中央称赞晋察冀边区是模范根据地，向全国各根据地推广经验。
调查研究出报告，毛泽东是专家。（《党史博览》2013年第7期，原题：毛泽东的秘密战法（上））
正如，原总政治部解放军出版社编审项小米: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实际上他是怎么用兵真如神，他也不是天生的神仙，他主要的指挥作战，主要的依据是军委二局的无线通讯。
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兵力多少，大概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在红军的无线电波里找到答案，四渡赤水时，部队要过乌江，但是身后敌军有吴奇伟和周浑元的两个师、六个纵队紧追，红军3万多人的队伍如何能抵抗敌人的40万重兵？危急时刻，主攻破译的二局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项小米: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我们的电台，做这样一个假动作，给周混元和吴奇伟的部队发这样一个电报，让敌人改变进攻的方向和时间。
红军非常熟悉蒋介石发电报的措词和格式，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曾希圣正是利用了这点。
项小米:第二天又给吴奇伟他们发电报……就说还是按照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吴奇伟和周混元就居然相信了。

红军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除了远在敌后的红九军团外，其余红军全部顺利渡过乌江，为红军北渡金沙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的无线通信官兵们在保障红军正常通讯的同时，还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信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毛泽东主席后来曾说过：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徐向前元帅也说过：四渡赤水时，中央负责情报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新闻直播间]长征故事第二章：寻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保住电台来源：央视网2016年09月16日）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对制胜之道早有总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化用孙子之言，却有所升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避免失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说情报工作做好了可以取得胜利。两字之差，毛泽东对情报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评价超过孙子！
这表明，毛泽东在情报保卫工作上，也必然会下大力气。（（《党史博览》2013年第7期，原题：毛泽东的秘密战法（上）））
还有从事情报工资的曾希圣。 对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委二局，毛泽东也作过高度的评价：“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毛泽东还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
周恩来称他为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并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百度百科）
由此可见，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奥秘，尊重人才、调查研究；重视情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延伸阅读 《通信鼻祖王诤和我军最早的电台》
以下部分摘自：解放军报2009年6月1日第6版，作者：童边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首词的上半阕。描述的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的一次关键性战斗。从1930年12月16日开始，蒋介石纠集10万人马“围剿”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挥一方面军约4万人，于12月30日在龙冈一战活捉了国民党军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所部9千兵力。
毛泽东的词句勾画了当时的胜利情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役不但活捉了张辉瓒，还缴获了半部电台，以此为标志，我军开始了在前线创建无线电通信的时期。
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9部无线电台。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戴斗垣旅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战士们不知道电台的用途，都给砸坏了。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知道后下达命令：今后凡缴获电台，“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龙冈战斗之前，又签发命令，重申“无线电亦不准破坏”。这些命令在龙冈战斗中收到了成效，在缴获张辉瓒的电台中，虽然发信机被砸坏了，但终于保住了半部电台———一部收信机。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
1931年元旦，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在发布进攻谭道源师的命令中进一步强调：“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第3天，在东韶战斗中果然缴获了一部完好的15瓦电台。红一方面军从此有了一部半电台。
就在王诤、刘寅等人参加红军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毛总政委和蔼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

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并在生活上也对他们给予了优待。

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这些关怀和信任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1月中旬，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反“围剿”作战开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电台，不能沟通联络。就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前方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
为了弄清敌人的行踪，王诤在前方坚持昼夜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5月15日黄昏，王诤突然听到敌公秉藩28师的电台正在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东固当时正是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王诤感到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和政委冯文彬一道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这一情报立即下达命令：“夜12时起床，1时吃饭完毕，2时半集合，3时出发，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设下了埋伏。在红军的突然伏击下，敌军很快瓦解。不但歼灭了28师全部人马，还消灭了同来的敌40师一个旅的大部兵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从这天开始，红军一鼓作气，5战5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为这一胜利建立了特殊的功劳。为此，朱总司令专门到电台对王诤等同志进行了表扬。
尤其令无线电队高兴的是，东固一战，公秉藩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也被红军完整地缴获了。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到前方，王诤和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6月2日，两台沟通联络，实现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乘胜进攻，挺进到赣东、闽西地区。蒋介石乘我中央苏区兵力空虚，从7月1日开始调集30万人马，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个动向很快被我无线电队侦察到了。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以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在《致12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边界工作委员会35军军委会信》中写道：“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到抚州，称其为前敌总司令。蒋介石有密电对何应钦，电首机急，何总司令官速译转第三军团及追击第一、二两路所属各部队。又据郝梦麟电台通报称，本军奉令仍随34师，由永丰向上行，由沙溪推进等话。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要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
针对敌情，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调一、三军团迅速回师赣南，以便集中力量战胜敌人。这时，无线电通信第一次发挥了调兵遣将的作用。一、三军团接到电报后，于7月10日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昼夜兼程地赶回兴国地区，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做好了应战准备。
7月23日下午4时，配属红三军行动的红军第一期培训班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部队的“万万火急”电报。这是一份“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全文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电报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和蔡会文政委阅后迅速送到一方面军总部。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电报提供的敌军部署，在敌我力量为10∶1的悬殊对比和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打了3仗，3战皆胜，缴枪万余。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总政委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并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毛总政委还当场吩咐胡参谋告诉副官处，发给曹丹辉3块银元以资奖励。
鉴于王诤在反“围剿”中所建的功勋，在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同时授予此等奖章的还有陈毅、张云逸、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罗瑞卿、滕代远、彭绍辉、彭雪枫、朱良才、程子华等34人。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时任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诤带领三局的同志们坚持不间断地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与中央联络中断后二、六军团也十分着急，他们仍用原波长和呼号不间断地守听和呼叫中央台。9月29日，他们和在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便误以为和中央恢复了联系。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正在公开分裂党，准备另立中央，并把到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总部用武力控制起来，还冒用中央与军委的名义对二、六军团下达指示，后来又让二、六军团北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增大了中央恢复同二、六军团联络的难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二、六军团电台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但是，由于原来同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总司令带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台不能对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不得已，周恩来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义，让电台发了一份明码电报给任弼时：“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弟豪。”这时，贺龙、任弼时才明白真相，知道党中央已经北上。由于没有密码本，双方仍不能进行实质性联络。
7月2日，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在朱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很快收到了中央发来的3份重要电报：第一份电报是授予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除二、六军团外还辖原红九军团；第二份电报是让任弼时亲译的，主要指示二方面军党委如何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份电报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这3封电报像指路明灯一样使二、六军团明确了前进方向。由于二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由于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同意与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从此，军委电台和二、四方面军电台之间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络。在王诤他们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10月中下旬，三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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