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古田会议决议》 2019-12-25 15:28
编者按：古田，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实现人民军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90年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融入我军血脉，成为须臾不可动摇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确保了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古田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对该《决议》一直格外垂青，多次与人谈及，并要求各级干部学习运用好这份文献。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仍有现实启迪。
《决议》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的结晶
一切划时代的思想体系都是由那个时代的特殊需要决定的。《决议》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初创时期。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工作，必须独立领导掌握“枪杆子”。但对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掌握军队，当时认识并不清晰，经历过一番艰辛的探索过程。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直达基层、直达士兵，奠定党领导军队的坚实基础；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更是强调实行党代表制度，完善党的组织，搞好思想教育，发扬内部民主，实行军民一致等，初步形成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支持军队、军队保卫人民，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政军民协调一致对敌斗争的思想框架。但毛泽东的认识并未成为党内共识。围绕党如何领导掌握军队、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红四军党内产生过激烈争论。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将所争论的问题概括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集权与分权”“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等十四个方面。这些问题隐含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若不妥善解决，“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建设发展一直高度关注，及时给予有力指导。特别是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详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中党的工作等，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关键问题——党如何领导指挥红军做出明确结论，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对红四军情况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案。罗荣桓回忆说，“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一条条地讨论，写出决议案草稿，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经过会议热烈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正如《毛泽东选集》所收入《决议》第一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题解指出：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古田会议召开，“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决议》肃清一切旧式军队影响，“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决议》包括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章，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和领导掌握军队的客观规律，解决了怎样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如何牢牢掌握枪杆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游击主义、流寇思想、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都被克服了。“会议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对《决议》作用的充分肯定。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指出：共产党军队“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新型人民军队就定型于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政治建军原则，认为“军事只是达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要求各级党部“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定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提出一整套完整的“以党领军”路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军事制度史上也是重大创新。经毛泽东撰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题解认为：“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都肃清了。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这成为评价《决议》作用的权威说法。
《决议》不仅是红军建设的纲领，也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为集中解决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决议》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各级党部履行解决问题、指导实际工作和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完善党的组织架构，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把党建成“领导的中枢”。确立思想建党原则并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为《决议》最重要的贡献。
1961年12月14日，毛泽东谈话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识大体，顾大局，增强纪律性。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后来即使出现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党中央的领导权威没有动摇，这很重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党的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完善和持续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乎党和国家的事业，关乎人民群众的福祉。在这个政治原则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丝毫含糊和动摇。
要把《决议》“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
对于《决议》文本，毛泽东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作过审改。1937年底、1938年初，毛泽东审阅并修订前三部分。1942年收入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印成九个部分，个别文字略有不同”。1951年，毛泽东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对《决议》文本再次作出审改。在毛泽东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决议》精神贯注全党全军，彰显出深邃理论穿透力和久远历史影响力。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为印发和学习《决议》，专门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贯彻毛泽东指示，留守兵团政治部“即大批的印发该决议案给各部队”，并于1942年4月6日专门发出《关于学习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训令》，对贯彻执行《决议》作出部署，规定学习研究办法。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陕甘宁边区部队把《决议》当作改进工作的指南和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武器，延安《解放日报》刊载《决议》部分章节，《决议》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得到深入学习贯彻。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风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整风学习的18份文件，其中之一即“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944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决议》作为军队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全军的教材。通知指出：这个决议案的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我们军队的政治教育，许多年来没有宣传这个文件，在宣传时又没有用以开展自我批评，以至重犯了这个文件所早已解决了的错误，这是一个损失。”当年7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随着全党全军整风运动的广泛开展，《决议》成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影响的锐利武器，成为军队实施政治整训的理论指南。
1945年4月，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决议》作为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件之一，进一步受到全党普遍重视。中共七大还对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作出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1947年7月，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军队中的党委会，就是以古田会议的精神，就是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对于人民军队所订下的宗旨，作为领导的指针。”根据《决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各战略区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陆续恢复和健全党委制，对加速推进革命战争胜利起到重大作用。
“《古田会议决议》只选第一章，第二章以下均不收”
时代发展需要理论旗帜，科学理论引领伟大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成为推动新中国建设发展的紧迫需要。《决议》第一章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题纳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来《决议》全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文集》，成为反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是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收入反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选集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亲自校阅。1951年7月14日，毛泽东就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关问题致信陈伯达：“这些已看过，请照批改者改正。其中《古田会议决议》只选第一章，第二章以下均不收。《查田运动总结》，不收。《兴国调查》，不收。这样，就轻松多了。”这表明，毛泽东在校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决定只收《决议》第一章。因为该章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和精华。随着《毛泽东选集》在国内外大量发行，《决议》第一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决议》全文在军队有所传播，后来逐步拓展到全党范围。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成为颁发给全国战斗英雄代表的奖品之一。1953年12月，军委公安部队政治部印发《古田会议决议案与谭政同志政治工作报告罗瑞卿同志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报告》，使《决议》成为部队政治工作学习教材。1978年3月，总政治部“作为内部学习文件”印发《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90年4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公开出版，其中收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决议》全文首次公开发表。199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决议》全文收入《毛泽东文集》。1990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与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所收《决议》均为八章，但文本内容有所不同。比如第一章题目，前者为“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者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鉴于《毛泽东文集》版《决议》第一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毛泽东1951年审校版基础上完善，更为权威；其余七章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0年4月印制的早期版本，更为原始，似应认定《毛泽东文集》版《决议》为善本。《决议》全文发表有助于社会各界进一步认清《决议》全貌，全面系统地学习领会《决议》精神实质。
“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谁的名字嘛”
1958年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时说，“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的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谁的名字嘛。”这既说明古田《决议》在毛泽东头脑中印象很深，更彰显毛泽东妥善处理党内分歧、增进党内团结的卓越领导艺术。
众所周知，古田会议由党内争论引发，以统一思想结束，堪称化解党内矛盾斗争、推进“自我革命”的范例。《决议》全文特别强调彻底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并逐一分析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危害、根源，提出具体纠正的办法。还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通观《决议》全文，着力提出并纠正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写谁的名字”，反映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在弄清问题是非、不纠缠个人恩怨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古田会议前关于建军原则问题的争论及其解决，充分印证毛泽东的卓越预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古田会议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应当承认，党内存在思想认识差异甚至争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缺乏革命斗争精神，用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掩盖正常的党内争论，是不负责任乃至危险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就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党内斗争，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问题，切实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推进新时代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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