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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1959年前后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用意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0-5-8 01:33:26 标题: 1959年前后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用意

1959年前后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用意 2020-05-07 07:36

来源：《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01期，作者王琦（安徽理工大学思政部）

1959年前后毛泽东多次公开评价曹操, 主张“为曹操翻案”, 并迅速发展成为历时近半年的全国大讨论。对于毛泽东的用意所在, 学界多有研究, 取得不少成果,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 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事件回眸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 尤喜评论历史人物。历代政治家中, 毛泽东颇为重视曹操。1959年前后, 毛泽东多次提出重新评价曹操, 要“为曹操翻案”。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毛泽东指出把曹操看作坏人是不正确的。11月底的武昌东湖座谈会上, 毛泽东又说:“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 凡是错案、冤案, 十年、二十年要翻, 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次月, 毛泽东在点阅《三国志》中看到卢弼斥责曹操一节时, 写下批语:“此篇注文, 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翌年初, 各大媒体报纸开始参与此话题讨论。1月25日, 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在文中疾呼:“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做高度评价的, 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 但是“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随后, 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郭沫若表明心迹, “我写《蔡文姬》的动机就是要为曹操翻案”。史学家翦伯赞也在《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以示支持。3月14日, 光明日报再发郭沫若文章《替曹操翻案》, 郭沫若再次高呼:“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 我们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从此以后, 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 历时长达半年之久。

二、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用意何在?数十年来众说纷纭, 观点颇多, 归纳起来, 影响较广泛的有以下几种:
繁荣学术说:该观点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致使学术界一片沉寂, 为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 毛泽东借讨论曹操之际倡导自由讨论, 开展学术争鸣。
歌颂领袖说:该观点认为这场讨论是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体现, “替曹操翻案的前提必须是领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肯定”, “郭沫若写《蔡文姬》就是为了歌颂毛主席”。
无产阶级专政说:该观点主张“毛泽东评曹操所阐发的用意有两个:一个是借此驳斥国内外反动派攻击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的谬论,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一个是借此反对所谓社会主义“正统”, 反对“老子党”, 坚定走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
回顾整个过程, 可以看出从毛泽东对曹操的个人情感认同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 事件显然已经从私人事件演化为公共事件。因此, 从行政决策的角度审视毛泽东的动机与目标, 才能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的用意所在。
决策过程首先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 毛泽东的价值判断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价值观。1918年毛泽东北上求学, 思想逐渐成熟。1921年1月21日, 毛泽东在寄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唯物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这是事实。”从此时起, 毛泽东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始终不渝的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待世界, 分析历史。在评价历史人物时, 毛泽东主张实事求是, 不文其过, 不饰其非, 全面的客观的辩证的给予评价。事实上, 毛泽东不仅仅为曹操翻过案, 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为秦桧、武则天等传统反派丑角“翻案”。毛泽东说:“宋高宗和秦桧的投降, 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 起决定作用的是宋高宗赵构。”
对于武则天, 毛泽东说过:“ (有些史书) 把她写得荒淫得很, 恐怕值得商量, 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 她既有容人之量, 又有识人之智, 还有用人之术。”
1976年, 学界盛行“全部加以否定”唐代诗人韩愈的观点, 对此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随即回信表示:“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 一分为二为宜。”即便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 毛泽东也没有忘记这条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
由此可见, 一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始终坚持运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分析历史人物。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也可堪称其运用唯物史观, 坚持实事求是分析历史人物的典范。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也是毛泽东行政决策的出发点。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曹操, 洗清强加在其身上的污名, 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形象。从这个角度看, 毛泽东作出开展全国大讨论的决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 实事求是地为政治家曹操“恢复名誉”是1959年大讨论的最直接, 也是最明显的目的。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毛泽东选择在1959年前后开展此次讨论, 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决策目标。
1956年2月25日, 在苏共二十大正式闭会后, 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对此, 毛泽东的看法是既“揭了盖子”, 也“捅了漏子”。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妖魔化, 虚无化, 丑化, 让毛泽东对他留下了此人“有点实用主义”的看法。
4月, 为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同时也为更好地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文章中毛泽东再次提到:“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 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更为重要的是, 赫鲁晓夫还在苏共二十大抛出了“和平过渡”等观点, 分裂了原本统一的价值观体系, 给苏联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带来混乱。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56年10月, 匈牙利事件爆发。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为此文指示:“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 结果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斯大林这把刀子, 赫鲁晓夫丢了, 别人就捡起来打他, 闹得四面楚歌”。
显而易见, 面对片面地完全地否定斯大林引发的恶劣后果, 毛泽东表达出了对赫鲁晓夫强烈的不满。
1957年1月, 毛泽东说:“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问题不作分析, 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 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 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 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 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 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毛泽东不仅指出了赫鲁晓夫的“革命道德”问题, 而且开始对他的政治指导思想表示出了质疑。
然而, 赫鲁晓夫越行越远, 逐渐流露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走议会道路, 实现苏美合作, 共同主宰世界的思想倾向。最终,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 赫鲁晓夫将“全民党”、“全民国家”等正式写入新党纲。
可以说, 从赫鲁晓夫背离唯物史观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大, 并最终发展为1962年的中苏大论战。双方你来我往, 互相发文不指名地批评对方。同时,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始终又是中苏大论战的焦点和核心问题。因此, 在中苏产生分歧的背景下, 毛泽东倡导遵循唯物史观客观科学的评价历史人物, 加强马克思主义舆论引导, 其用意应来自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警示, 也表露出毛泽东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关注与焦虑。
最后, 导致毛泽东在1958年底决策“为曹操翻案”还有一个直接的外在诱因。1958年是中苏关系的多事之秋, 上半年相继发生了“长波电台”, “共同舰队”等事件, 毛泽东坚持捍卫国家主权, 对苏方要求给予拒绝, 中苏军事合作失败, 矛盾表面化。7月31日, 赫鲁晓夫访华, 但是双方话不投机, 不欢而散, 未能弥合裂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奉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华政策深感不满。随后就有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公开号召“为曹操翻案”。从时间上看, 这些事件之间都应是存在密切联系的。
因此, 面对赫鲁晓夫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的一系列错误, 毛泽东提出“为曹操翻案”, 其隐含的目的应是在思想领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舆论上对赫鲁晓夫背离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错误给予反驳。

三、尾声

一年之后的1960年4月, 《红旗》杂志等媒体相继发表三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毛泽东指示“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 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不要直接批评它”, 这三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到苏联及赫鲁晓夫, 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 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可见, 在中苏关系走向全面恶化之前, 毛泽东出于团结的目的在批评手段上煞费苦心, 强调不要直接批评赫鲁晓夫。由此也可以体会出, 1959年前后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高超决策水平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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